超媒體時代的國際戰略傳播思考

內容摘要：網路社會的崛起，使得人類社會的組織方式與結構類型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而超媒體空間的出現更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尋找、使用、生產、傳播以及反饋信息的方式。人們不僅僅是在網路上交流，而更容易在線上與線下建立起互動，中心和邊緣、真實與虛擬都變得不再界限明晰，人們通過網路來傳播信息，發表觀點，通過相互的交流形成和傳播思想觀點，組織社會行動，進而對社會現實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甚至會導致社會機體的重組。在這樣的超媒體空間中，信息傳播將更容易超越民族國家之邊界，快速在雲端中傳播擴散，一個邊遠小鎮之事，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形成國際性的輿論熱點。如何認識這一超媒體空間的傳播問題，國家需要從戰略層面來考慮和布局。

關鍵詞：超媒體 國際傳播 戰略傳播虛擬現實

2011年3月17日，英國《衛報》爆出一則消息：負責中東和中亞軍事行動的美軍中央司令部正秘密研發一種軟體，利用偽造的用戶身份在網上密集發表觀點，進而秘密操縱社交網站，推廣有利於美國的輿論宣傳。此外，為加強對社交網站的掌控，美軍情報部門開始向「可視技術」等專門研發監控軟體的企業提供資助。「可視技術」研發的軟體每天能處理100萬條網上聊天信息，對象包括臉譜、推特和優兔等知名網站。國家安全局希望藉助這款軟體密切監控外國的社交網站，以便從中發現可供利用的信息。[1]2013年6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前職員愛德華·斯諾登爆出的稜鏡計劃，顯示了美國政府作為強大的國家力量，介入九大互聯網公司監控網路上的個人（包括外國公民）數據。從當年布希政府監聽個人電話，到如今的歐巴馬政府監視網路數據，美國公眾對政府的雖然多有不滿，但仍然有較高的認同度這一民意調查結果看，美國人在9.11之後，在個人權利與國家安全之間的平衡有了一種新的考量。

隨著物聯網、雲計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分析等熱門技術的地興起，全球傳播面臨更新的媒介技術環境。1991年，耶魯大學計算機系教授戴維－傑勒恩特(DavidGelernter)指出，互聯網的終極世界是「鏡像世界」。「鏡像世界」如同人在鏡子中的映像那樣，鏡像世界和現實世界本身存在著真實的關聯和表達。正因為鏡像世界的產生，所以現實中人的喜怒哀樂，現實人在社會中的各種活動，都藉助物聯網、雲計算、移動互聯網等信息網路技術，迅速「鏡像」。加拿大國際關係理論學家羅納德·德伯特(RonaldDeibert)曾使用過一個詞——超媒體空間——是一個很貼切的描述的概念。

（超媒體）不僅僅體現了科技的融合，也暗示了電子媒介對於新媒體環境的大量滲透和普遍存在……「超」（意味著超越或超出）強調了這個新環境的兩個核心特點：傳播發生的速度和不相關聯的媒體的互文性或互操作性……連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單一的無縫數字——電子——傳播網。[2]

雖然羅納德·德伯特寫這段文字時，社交網路還沒有今天這樣發達，但其深刻的洞見已經將今天的傳播空間發展形態了。今天，移動終端、簡訊、微博、微信、電子郵件、形形色色的社交網路、數碼相機、在線視頻、電子報紙以及衛星電視等等各種不同的媒體形態，共同建構了一個無孔不入的超媒體空間。正如《連線》專欄作者Balaji Srinivasan所言：「新的技術正在推動著這一進程，機器翻譯將消除語言的隔閡；沉浸式頭盔、植入設備、遠程機器人打破了時空的界限，讓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的與地球另一端的人交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未來的科技不應該是基於地理位置的應用，而是要讓位置變得完全不重要。」[3]

圖片來源於網路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安娜堡傳播學院學者馬萬·克瑞迪(MarwanM. Kraidy)和莎拉·穆拉(Sara Mourad)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超媒體空間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尋找、使用、生產以及反饋信息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超媒體空間擴展了傳播的使用路徑，因為，普通大眾在今天移動設備和博客的時代，比國家擁有廣播、電話和報紙的時代，更容易「生產」信息。新媒體環境的參與性更強，結果是，因為傳播過程向幾個方向流動，並且因為傳者和受者的角色已被打亂，又因為現在更多的人在理論上是可以塑造信息的，我們可以期待在大眾文化中出現大量話語。[4]

超媒體空間的理論強調了新興媒體的重要性YouTube、Faccebook、Twitter等等。然而，同時也沒有忽視「舊」媒體，比如電視、互聯網和報紙是超媒體空間不可或缺的鏈接點。「新」和「舊」媒體在一種互相依賴、互相強化、互相補充的關係中共存。

伊朗1979年的革命給我們留下了重要的一課：革命者依靠錄音帶聯繫，但是他們與現實中的9萬個清真寺的網路融合在一起，組織了大概6萬到20萬名伊斯蘭教神學家，並且以地下出版物串聯了以大學為基礎的激進知識分子。[5]也就是說，在「超媒體」空間里，人們既生活地雲端這一虛擬的空間里，又更生活地真實的社區。因為人們在雲端社區建立了聯繫后，在線下見面也會非常容易。這種反向遷移模式將會使得人們的心智模式不同於傳統的形態，他們在國內甚至跨國建立的社群將改變現有的體制，而且這種召喚將比以往任何時代都來得要容易更快速。

有學者指出，大數據時代，國家信息安全戰略應注重將信息交流作為公共外交有效手段的利用。一方面，通過大數據技術搜集、分析、甄別他國的信息傳播，從而準確透視其戰略意圖，切實維護國家利益；另一方面，要積極挖掘大數據技術在開展公共外交領域中的工具價值，從營造國家發展的有利國際大環境而著力。[6]

歐巴馬認為，數據在未來將是陸權、海權、空權之外的另一種國家核心資產。所以，美國已經將大數據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上實施。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在2012年3月發布《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同時組建「大數據高級指導小組」，以協調政府在大數據領域的2億多美元投資，這標誌著美國把大數據提高到國家戰略層面，形成全體動員的格局。

2012年，美國歐巴馬政府宣布投資2億美元用於啟動「大數據研發倡議」，旨在提高從海量和複雜的數據中分析萃取信息的能力，這是繼1993年美國宣布「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后的又一次重大科技發展部署。

2012年12月10日，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發布了名為《2030年全球趨勢——不一樣的世界》(Global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的報告。這是全美情報界最高層級戰略評估性情報分析產品，提交給總統，意在為其提供未來20年內的全球趨勢預測，為白宮和情報界遠景戰略政策提供思考框架。報告反映了美國政府16個情報機構對未來二十年世界局勢的預判，其中提到的四類技術將影響2030年前全球經濟、社會和軍事發展：信息技術，製造和自動化技術，資源相關技術，衛生保健技術。在信息技術領域，大數據存儲和處理技術、社交網路技術以及智能城市技術等將改變人們的生活和經營方式，社交媒體和網路安全會成為新興市場。大數據的存儲和處理會協助政策制定者有效應對經濟和治理的難題。

歐巴馬2009年在公布《網路空間政策評估——保障可信和強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報告后發表演講指出，美國21世紀的經濟繁榮將依賴於網路空間安全，「從現在開始，我們的數字基礎設施將被視為國家戰略資產，保護這一基礎設施將成為國家安全的優先事項」。美國在全球的情報工作採取廣泛的盟友合作方式，是「五眼」聯盟（美、英、加、澳、新）的主導國家；幫助英國通信總部（GCHQ）從北美洲與歐洲間跨大西洋光纜上採集情報，儲存了巨量全球電子郵件信息、互聯網歷史記錄、電話通話數據，並共享了這些信息。

另據報道，日本政府也推出了新的綜合戰略「活力ICT日本」，重點關注大數據應用所需的雲計算、感測器、社會化媒體等智能技術開發。

2013年，英國政府宣布將注資6億英鎊，發展大數據、合成生物等8類高新技術，其中信息行業新興的大數據技術將獲得1.89億英鎊，佔據總投資的近三分之一。澳大利亞政府也在近期出台了其大數據戰略規劃方案。互聯網實驗室提供的報告指出，2009年6月，英國政府正式公布了《英國網路安全戰略》，它突出了網路空間安全的重要性，指出「正如19世紀海洋、20世紀空軍之於國家安全和繁榮一樣，21世紀的國家安全取決於網路空間的安全。」

2011年11月，英國政府公布了新的《網路安全戰略》，該戰略繼承了2009年英國發布的網路安全戰略，在繼續高度重視網路安全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計劃和方案。文件正文由「網路空間驅動經濟增長和增強社會穩定」、「變化中的威脅」、「網路安全2015年願景」和「行動方案」四個部分組成，介紹了戰略的背景和動機，並提出了未來四年的戰略計劃以及切實的行動方案。

2013年6月21日英國衛報展示的一些文件，涉及代號「顳顬」的英國情報監視項目。據說政府通信總部（GCHQ）實施「顳顬」項目18個月內，從光纜中接觸大量個人信息並可將這些信息保存至多30天。政府通信總部是英國三大情報機構之一，主要負責通信領域技術監控，受外交大臣領導，不歸屬外交部。

姜飛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從2013年爆發的『稜鏡門』事件所爆發出來的國際信息傳播現實已經足證一個現實：『領導權』概念在國際範圍內因為其過於科幻，只能恰切、優雅地局限在政治書面話語中；而現實的鬥爭，卻是信息搜集、分析、整理、對策的真刀真槍的爭戰。同時，從稜鏡門事件後續的辯解又足證另外一個現實：國際政治的虛偽以及對這種虛偽的忍耐已經瀕臨邊界，大數據概念、計算能力、理念的普及已經在『嘶啦嘶啦』地扯去最後的面紗，後台的博弈已經不僅走向前台，並且逐步在消解、銷蝕最後的倫理、尊嚴邊界的過程中，將更大的危險逐步帶到人類社會。個中深意，豈是人類單純的理性所能鑒查」。[7]

總之，在超媒體時代，國際傳播如何推進呢？我們認為以下兩點尤為緊要：

其一，要建立在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時代的國際傳播目標。這一方面，美國的一些計劃值得借鑒。如美國國務院開展的「美國小屋」（American Room）項目通過互動式的電子展覽，突出展示了美國崇尚的六個價值觀，即自由( liberty)、多元化( pluralism)、開放( openness)、集體（community）、機會（opportunity）以及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該項目主要對象是16歲至25歲的年輕人。2010年2月25日，美國國防部發布指令性備忘錄（DTM）09-026，標題是「負責任、高效率地使用基於互聯網的功能」。這份備忘錄明確了國防部的相關政策和所屬各部門、各單位的責任。備忘錄指出，基於互聯網的功能對國防部各部門、各單位的運作是極為重要的。美國在新媒體的「戰略傳播」有三方面的突出特點：一是強調多種機構的聯合與協調運作；二是強調對目標受眾的選擇、分析、定位以及建立長期的雙向聯繫與溝通；三是強調對事件全面而快速的反應，尤其是在媒介上佔取先機與話語權。戰略傳播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都十分重要。戰略傳播提供的一系列方法，可以供政府理解全球的形勢與文化，促進人們與機構之間的對話，為決策者、外交家和軍隊官員在政策選擇上提供輿論支持，並通過傳播戰略影響受眾的態度和行為。因此，戰略傳播能夠幫助一國塑造環境，建立聯繫，以促進政治、經濟和軍事目標的實現。[8]

事實上，已經從組織架框上為進一步推進國際戰略傳播奠定了基礎。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1月24日召開會議，研究決定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置。會議決定，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習近平任主席，李克強、張德江任副主席，下設常務委員和委員若干名。2014年2月27日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是在今又宣告成立。網信組仍由習近平任組長，副組長是李克強和劉雲山。這兩個機構有成立，將有利於統一指揮公安、國安、武警、交通、衛生、民政、外交、外宣辦、國新辦等部門的力量，綜合處理對外對內安全威脅。

其二，為配合國家的行動，需要多層面推進基於新媒體的國家戰略傳播方面的研究。雖然說有集中力量做大事的體制性保障的傳統優勢，但在國家戰略傳播層面，這一傳統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無論是部隊、高校還是各相對獨立的研究機制，沒有形成真正有影響力的國家智庫。智庫需要有自己的理論傳統、組織保證和經費支持，有明確的國家服務戰略意識，對國家戰略決策有重大的影響力。如是觀，似乎還沒有真正建立起在新媒體領域的國家智庫（從這一意義上說，方濱興院士的團隊也算不上真正的國家智庫）。

智庫的建設可能是國家層面建設的，但也需要有民間的力量參與，或者至少有民間形式的參與（如類似於美國著名的皮尤中心），如此可以更公開地展開大量的社會調查和公眾認知、態度與行為研究，其研究的質量與科學性也會有所保證。

部分智庫的建設是需要協同性的、跨學科領域的團隊來完成。因為新媒體所帶來的社會變數包括多個不同的學科領域，任何一個單一的學科都無非獨立完成。正因為如此，更需要從國家戰略的高層去設計和支持。

[1]東鳥：《2020，世界網路大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頁。

[2] Deibert,R. J. Parchment,Printing,andHypermedia:Communication in World Order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97.pp.114-115.

[3] Kryptoners：移民到雲端，軟體正在重組世界，http://36kr.com/p/211183.html

[4]馬萬·克瑞迪、莎拉·穆拉：超媒體空間與全球傳播研究，董樂鑠譯，《全球傳播評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127頁。

[5] Srebemy-Mohammadi, A. & Mohammadi, A. Small Media , Big Revolution : Communication,Culture,and the Iranian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p.18.

[6]石海明、王文超曾華鋒：大數據、國家信息安全戰略新邊疆，《科技日報》2014年1月14日。

[7]姜飛：如何理解大數據時代對國際傳播的意義，《對外傳播》2014年第2期。

[8]參見吳飛、邊晗、畢研韜：美國國際傳播戰略的幾個關節點，《新聞界》2013年第8期第26-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