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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女法醫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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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跑相親對象算不算?」面對這個問題,張田開玩笑地說。

在基層公安干法醫不分男女,寒冬深山裡的風,酷暑垃圾場的蚊蠅,突然出現在眼前的高腐屍體,凡此種種,張田不僅經歷過,還都習以為常。

真要講有什麼特別的體驗,張田攏了攏額前的頭髮說,自己當母親以後,遇到過一個意外死亡的孩子。面對解剖台上孩子稚嫩的臉孔,張田淚流難止,這是她13年職業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放下了解剖刀,「這是我作為一名女法醫的軟肋。」

《鑒證實錄》點燃高中生的法醫夢

張田今年36歲,是房山公安分局刑偵支隊技術中隊的副中隊長,她習慣將頭髮梳到腦後,露出幹練的臉孔。「我對法醫最初的認識,始於一部港劇。」

1997年,一部名為《鑒證實錄》的港劇播出,劇中女主角聶寶言專業瀟洒的法醫形象,給當時正在讀高中的張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小時候身體不好,對醫生,甚至軍醫都非常感興趣,直到看了這部港劇,才意識到,原來還有這麼一種職業,既和醫生有關,又這麼刺激,符合我的個性。」

有主見、要強是張田的個性。1999年,北京並沒有招收法醫學的大學部院校,聯考前填報志願時,張田毅然選擇了兩千公裡外的一所大學——位於成都的華西醫科大學。

一個女孩,選擇一個經常與屍體打交道的專業,張田的父母十分反對女兒的決定。最後,張田妥協,但仍將第二志願填報了法醫專業。分數出來之後,張田和第一志願失之交臂,「以為自己會落榜,沒想到的是,我竟被第二志願錄取!」

收拾行囊去南方求學時,母親哭成淚人,張田卻興高采烈——自己離法醫這一職業理想又近了一步。

張田就讀的整個法醫專業有40多人,女生只有10人。5年的專業學習后,2004年8月,當不少同學畢業工作選擇做醫生時,張田不再猶豫,回到北京,成為了房山分局一名基層法醫。

現場勘查的艱辛 才是真實的法醫

理想和現實是有差距的,就法醫而言,艱辛的現場勘查,便是港劇和大學沒有向張田展現的部分。

「那是我記憶中最冷的一個冬天。」2012年1月的一天下午,張田接到報警,房山一處礦井附近,一名老人因房租問題,被租客殺害。

張田和同事驅車趕往現場,車停在山腳下,一行人翻山越嶺,來到案發現場。勘驗、記錄、拍照,最後還需將死者屍體抬到山下,此時已過夜裡12點。

「我們幾個人抬著擔架,山路最窄處不足一米,山裡只有呼嘯的大風,除此之外,一片漆黑,全靠最前面同事嘴裡叼著的手電筒照明。」張田回憶說,自己戴著橡膠手套的手已經麻木,「當時真想揣兜里暖和一下,但又怕污染了檢材。」

上山時只花了10分鐘,下山卻用了40多分鐘。到達山下,鬆手的瞬間,張田乾冷的眼眶一下子湧出了熱淚。

如果說嚴寒酷暑是對身體耐力的考驗,那麼慘烈的現場就是對心理承受力的挑戰,「即便在勘查之前,我狠狠地腦補可能出現的畫面,也無濟於事。」

2013年3月,一名獨居老人在家中因心臟病死亡。張田一個個房間開燈尋找老人,在最後一間卧室的燈打開時,高度腐敗的屍體距張田不足半米。「那一刻是蒙的,那種視覺的衝擊,讓我的嗓子像被噎住了一樣,無法呼吸。」

「唯一的辦法,就是告訴自己,面前的屍體是檢材而已。」張田說,心沉下去,氣才會平。

不管自殺他殺 都要法醫鑒定死因

「干我們這行,不管是他殺還是自殺,都需要給死亡一個結論。」張田說。

2005年冬天,一名女子在家中死亡,房屋門窗緊閉,屋內有取暖的爐子,女子體表沒有明顯外傷。民警將女子在城裡打工的丈夫叫了回來,見此情景,他一口咬定妻子是煤氣中毒死亡。

除了證據,法醫的現場勘查不相信任何言語。

當張田翻開死者的眼瞼時,她發現了蹊蹺:女子的眼結膜上,有針尖樣的出血點。再檢查死者的唇黏膜時,張田發現了一些細微的硌墊傷。這些證據都指向一個結論,女子符合機械性窒息死亡的特徵。抽血化驗發現,女子體內並沒有一氧化碳的代謝物。

證據面前,死者丈夫承認自己家暴,用枕頭悶死了睡夢中的妻子,並製造了煤氣中毒的假象。

並非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涉及刑事案件。2011年底,一名貴州來北京打工的中年男子,因身患重病,上吊而亡,除了留下一張1000多元的藥費單,他還拋下了妻子和兩個孩子。

「外地來京人員非正常死亡,必須經過法醫鑒定,開具死亡證明,才能出京或者火化。」張田說,經過鑒定檢驗,排除他殺,但在開具死亡證明時遇到了麻煩:死者妻子掏不出200元的存屍費。

「沒有死亡證明,這個已經破碎的家庭如何邁出下一步?」張田趕緊請示領導,減免了這筆費用。

嚇跑相親對象 終與同事成眷屬

在「知乎」網站上,常常有人提問那些神秘職業的從業者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作為法醫隊伍中少有的女性,記者把這個問題提給了張田,她聽完笑著說,「女法醫嚇跑相親對象算嗎?」

剛工作那會兒,親戚給張田介紹了一個相親對象。兩人見面后,自然聊到了彼此的工作。當張田介紹自己的工作是法醫,需要經常和屍體打交道時,對面的小夥子面露詫異,「他吞吞吐吐地問我,以後能不能換個工作,別做法醫了。」

自己熱愛的職業,被他人以這種態度對待,張田心裡有點兒惱,她告訴對方,自己肯定不會換工作。小夥子繼續問張田,平時生活中有什麼愛好,張田惡作劇般地回答道:「我平時就喜歡做解剖,這樣可以緩解壓力。」

小夥子聽完沉默了好一會兒,借口有事,落荒而逃。談到這段往事,張田笑了,「那時候年輕,心氣兒高,現在再遇到不理解的人,我肯定不會這麼沖了。」

不過,其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職業都不重要,因為張田的丈夫楊立斌也是房山分局的民警,來自丈夫的理解與支持,足以讓張田面對工作的壓力與質疑。

「現場見!」這是張田和楊立斌剛認識時,最簡單又最甜蜜的交流。張田來刑偵支隊技術隊時,楊立斌恰好在刑偵支隊的重案隊工作。

一個在中心現場勘查,另一個在外圍走訪查找線索,工作上的交集,讓兩個人走到了一起。「我們都是警察,也就更能替對方著想,更能理解彼此。」

面對孩子遺體 不忍心下刀解剖

死亡都是沉默的,但總圍繞著人情冷暖,法醫要格外冷靜,但難免被情感擊中。

2011年夏,值班的張田遇到一起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張田到達現場時發現,死者是一名一歲多的兒童,躺在他父親做的一口小棺材中。

據死者的母親講,事發時,她在院子外面的廁所方便,順手就把孩子放在了廁所門口。本以為孩子不會亂動,沒想到,一會兒的工夫,孩子自己爬到了廁所旁的河邊,跌落了下去。等孩子的母親發現,孩子已經淹死了。

張田需要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就和同事將孩子的屍體運回了分局。在泛著冷光的解剖台前,張田隔著橡膠手套也能感受得到上面的冰涼。她舉起解剖刀,想到了自己剛滿兩歲的兒子,又放下了解剖刀,「我實在不忍心去動他,眼淚不停地流。」

最終沒辦法,張田只好拜託同事做解剖工作。這是張田職業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放下了解剖刀。

「這些年也遇到過類似的事情,心裡已經可以承受。不過,作為一名女法醫,特別是有了孩子后,自己的那處軟肋仍不想輕易觸碰。」張田說。

性格中感性的一面,張田極少向自己孩子展露,如今張田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在孩子眼中,母親的法醫職業無比神聖和重要,「小朋友一起做軍事類遊戲時,每個人都要成立不同的部門,而我的兒子一定要在司令部下面,成立一個法醫鑒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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