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來中國精英出身什麼樣的家庭？

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中清

150年來的精英出身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中清、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梁晨領導的合作團隊發現，在1949年後，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場革命，以往為社會上層子女所壟斷的狀況被打破。

在北京論壇史學分論壇上，李中清以《教育精英四段論》為題首次向國內外聽眾介紹這項研究。通過量化數據、橫向縱向交叉對比等方式，展示了百餘年來精英群體的演變以及影響其演變的各類因素。

本文來源：澎湃新聞網 （ID: thepapernews） ，記者：彭珊珊。

一、何為「教育精英」？

顧名思義，「教育精英」是指主要依靠教育或文憑、考試等成為社會精英的群體，也因此，它顯然不同於以掌握政治權力為標誌的「政治精英」，而「社會精英」是個更寬泛的概念，往往指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所有中上階層。

當前，「教育精英」、「政治精英」乃至「財富精英」是我們這個時代共存的社會精英的主要三種類型，他們彼此有區別，但也有聯繫，甚至相互重合。

一直是重視教育，重視考試的國家，即便是政治精英、財富精英的後代，往往也需要通過考試，成為教育精英從而延續家庭（族）精英地位，因此，從這個角度說，理解教育精英是理解精英的最關鍵所在。

二、150年來的精英來自哪裡？

在過去的150年中，的教育精英（受過良好教育、最具優勢的職業群體）都來自哪些家庭，你知道嗎？

請看下列數據↓↓↓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廢除科舉之前，超過70%的教育精英是官員子弟，來自全國各地的「紳士」階層；

1906—1952年，超過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專業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區；

1953—1993年，約超過40%的教育精英是來自全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子弟；

1994—2014年，超過50%的教育精英來自各地區的有產家庭，與特定的重點高中。

這些數據由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中清、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梁晨及其團隊的合作研究發現，來源於Lee-Campbell（李中清、康文林）領銜的教育精英大資料庫，這是一個「基於個人層面的、自1760年至今教育精英社會與地區來源的資料庫」，其中包括絕大部分清代舉人、貢生、進士和官員（1644—1911）、大部分中華民國大學畢業生和公務員（1912—1949）、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學畢業生和眾多211工程大學的校友（1949—）。

李中清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歷史系，長期從事社會科學史研究。他從2007年開始與南大學者梁晨及其團隊合作研究高等教育精英群體及其社會來源。在11月7日進行的北京論壇史學分論壇上，李中清以《教育精英四段論》為題首次向國內外聽眾介紹這項研究，並在會後接受了澎湃新聞的採訪。

數據顯示，寒門子弟在清代進士中的比例要明顯低於明朝，而到了晚清只佔全體進士的10%左右，占貢生和舉人的20%，絕大部分的中高級科舉功名由官員子弟掌控，這是此階段精英教育學生來源最顯著的特徵。

民國以後，情況迅速轉變，商人與專業技術人員子弟成為教育精英的最主要來源，總體比重超過六成，在一些私立院校甚至達到九成。

李中清表示，中華民國時期的高校學生資料相對開放和完整。民國約有18萬大學畢業生，目前他們收集了10萬份左右來自25所大學的學生記錄，其中超過8萬份來自17所大學的記錄已經輸入電腦，供以研究。

這些高校大多地處北京、長沙、福州、廣州、杭州與上海，其中包括：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聖約翰大學、國立浙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暨南大學、國立交通大學、中法大學、福建協和大學等等。目前他們正在調查南京和其他地方的數據。

1953年至20世紀末的調查成果此前已經發表，有《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49—2002）》一書（三聯書店，2013年）出版。研究認為，這一階段社會上層子女壟斷教育的狀況被打破，工農等社會較低階層子女逐漸佔據相當比重。基礎教育的推廣、統一聯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點中學的設置等制度安排推動了這種改變。

報告還表明，21世紀以來的精英大學中來自農民家庭的學生比例與人數均有下降，在自主招生體系中這一轉變更劇烈。但在普通聯考體系中，來自藍領階層家庭（農林牧副漁水利生產人員）的學生總體比例則相對穩定。而以蘇州大學為例，幹部子弟的情況也發生了很大轉變，越來越多的幹部是商業或企業幹部，而非傳統認為的行政管理幹部。

作為對比，李中清分析了香港和美國的情況。在香港接受政府資助的八家大學，約有一半大學部生來自中低收入家庭，但這不排除上層社會的家庭已經把子女送去了哈佛、劍橋；而在美國，半數精英大學生來自5%最富有的家庭。

教育精英空間分佈的變化也被考慮在其中。

從乾隆年間科舉晉陞官員的地理分佈來看，他們遍布全國，相對集中於江蘇、華北華中，在20世紀早期形成了北京天津中心、江蘇浙江中心；

從民國大學學生的家庭住址來看，中山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國立交通大學等高校的學生有較強的地域特徵；

1949年以後，精英大學的學生地域來源也有明顯的兼容性，在學校招生範圍內，地域覆蓋較全面。

但在近幾年推行的自主招生體系中，這種兼容性似乎消失了，地域偏向非常明顯。

我們的研究顯示，在1906-1952、1994-2014這兩個階段，商人和有產者的後代最可能成為教育精英，這兩個階段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同點更加明顯。

儘管這兩個時期教育都受到財富的影響，但顯然在統一聯考和國家意志的影響下，后一階段工農等社會中下層子弟在高等教育體系中還較為穩定地保持著三成左右比例。當然，他們的地理來源等或許發生了較大轉變，城鄉、東西差別有所擴大，但在前一階段，幾乎沒有社會中下層子弟。這種差別對當下其實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同時，我認為這兩個階段儘管都存在大量財富所有者，但其特點可能不完全一樣。我認為民國時期財富所有者主要是依靠土地或工商業起家，存在著雇傭勞動及剝削行為等，而在目前階段，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大量財富所有者的金錢來自地產經濟的爆發，儘管都是社會不平等現象，但這與此前的直接剝削還是不盡相同的。

三、現在的階級流動正在固化嗎？

通過四個階段的結論、與香港及美國比較的數據，說明依靠客觀考試，精英教育一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多樣性，儘管在不同時期，受政治、社會的影響，最具優勢的群體會發生轉變。

現在確實面臨著階層固化的風險。同西方社會一樣，不斷增長的財富、收入與機會的不平等，也是今日的顯著特點。

但至少目前，與西方，比如美國不一樣的是，的受教育精英並非長期來自那些極少數富裕家庭。與西方社會精英長期固化，難以轉變不同，作為社會精英的主體，的教育精英長期以來一直處於轉變中，這是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

無論如何，對於未來的發展，首先要認識自己的特點，在此前提下才能正確理解其他社會的經驗與教訓，從而找到符合自己發展和需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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