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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的作者是吳承恩?

世存最早的《西遊記》刻本明代萬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本上,關於作者是誰,陳元之在《序》中寫了三個「或曰」。

《西遊記》的作者是吳承恩?對多數人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是「當然是」,但在學界看來,賦予吳承恩著作權的「鐵證」還未出現,這樁延續了400多年的公案或將繼續。而在「破案」過程中,考證作者的方法論值得重視。

近日,由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主辦的「2017《西遊記》高端論壇」,邀請了來自復旦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華中科技大學、遼寧大學等高校的30多位專家學者與會,共同研討《西遊記》的思想、藝術與《西遊記》研究的最新進展。在論壇上,引起最多交鋒的話題,是百回本《西遊記》的「身世之謎」——這本名著與吳承恩之間,到底有沒有關係?

三位致力於研究《西遊記》的學者——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竺洪波、淮陰師範學院文學院教授蔡鐵鷹、《西遊記》研究者李天飛對此態度不一。三人旁徵博引,各執一詞。

關於「鐵證」的爭論

李天飛曾校注過中華書局版的《西遊記》,該書封面上寫著「(明)吳承恩著」。說到這一署名,把《西遊記》讀了一遍又一遍的李天飛卻搖了搖頭:「這真不好說。作者是吳承恩和不是吳承恩的比例,我認為各佔50%吧。」李天飛說,據他了解,在研究《西遊記》的學者群體中,他這樣的「騎牆派」並不在少數。

李天飛告訴記者,學界無法確信《西遊記》是吳承恩所作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缺乏明確的證據。如今,學者們要探討《西遊記》與吳承恩的關係,總會提到一點:在明代天啟《淮安府志》卷十九《藝文志》一《淮賢文目》中,有如下著錄:「吳承恩:《射陽集》四冊×卷;《春秋列傳序》;《西遊記》。」

可以說,這是近百年來將《西遊記》作者鎖定為吳承恩的主要證據。但就是這條看似「鐵證」的線索,仍在論壇上引起不小的爭論,主要圍繞如下三點:

首先,「疑吳派」和「騎牆派」認為,這是一條孤證,不足以說明事實。而「挺吳派」則認為,《淮安府志》是天啟年間編寫的,距離吳承恩生活年代並不遙遠,是值得信服的材料。根據蔡鐵鷹的考證,在天啟《淮安府志》中有《近代文苑》一欄,且只記錄了兩個人,其中之一就是吳承恩。蔡鐵鷹翻閱了正德、萬曆、天啟、乾隆、光緒五種版本的《淮安府志》,發現只有天啟版中設有這個欄目。而且,《近代文苑》是這樣描述吳承恩的:「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他認為,《淮安府志》乃官修志書,每一條內容增刪都有解釋。那時距吳承恩的後人修訂其《射陽先生存稿》不久,很可能是時人受此影響特為撰寫。「《近代文苑》的描述與《淮賢文目》相互關聯,互為註腳,是一種非常合理的搭配。」

第二,「疑吳派」和「騎牆派」提出,在這段著錄中,既沒有說明吳承恩的《西遊記》是多少卷多少回,又沒有說明這是什麼性質的著作,憑什麼斷定吳承恩所作的《西遊記》就是百回本《西遊記》?已故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章培恆先生早在1983年就在《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一文中提出,在清初黃虞稷所撰的《千頃堂書目》卷八史部「輿地類」中有如下著錄:吳承恩《西遊記》。黃虞稷是一位很有學問的目錄學家,如果他知道吳承恩的《西遊記》是一部通俗小說,「絕不會把它編入地理類去」。對此,「挺吳派」認為,黃虞稷的藏書目錄固然可參考,但《千頃堂書目》篇幅龐大,前人已整理出的此書目中誤收誤錄的例子不在少數。那麼,誰能證明吳承恩的《西遊記》不是其中一例?「疑吳派」和「騎牆派」繼而又提出,依據當時輕視小說的傳統,如果《西遊記》是小說,理應和吳承恩的另一本著作《禹鼎志》一樣,不被列進《淮安府志》。「挺吳派」卻認為,《禹鼎志》沒有被列入,可能是因為天啟年間這本書尚未刊刻或業已散佚。另外,沒有明文規定各地府志不能收錄小說戲曲,就算有,那《西遊記》能被列入,不正應了那句「名震一時」嗎?

第三,「疑吳派」和「騎牆派」指出,當年提出《西遊記》作者是吳承恩時,主要參考了清代吳玉搢的《山陽志遺》。吳玉搢注意到「書中多吾鄉方言,其出淮人手無疑」,考慮到吳承恩正是淮安府山陽縣人(今江蘇省淮安市),似乎可以對應起來。然而,書中又有許多其他地區的方言,何以斷定「出淮人手無疑」?關於這個問題,近年來一些語言學家參與了研究,認為《西遊記》里幾百首韻語(詩歌),押的都是方言韻,在對照《中原音韻》並結合宋元明音韻的變化后發現,這些音韻的特徵都指向了一個結論——《西遊記》作者只能是淮海地區人。於是,「疑吳派」和「騎牆派」又提出,就算此書確實「出淮人手」,也無法證明此「淮人」就是吳承恩。或者說,吳承恩是寫了本《西遊記》,但百回本《西遊記》的作者卻是另一個「淮人」。「挺吳派」則認為,結合《西遊記》的內容與行文風格,考察《西遊記》作者的諸多因素,當時滿足條件的「淮人」只有號稱「淮海浪人」的吳承恩。

為什麼是吳承恩

要成為百回本《西遊記》的作者,需要滿足哪些條件?

首先,與會者一致認同作者「與藩王府有關」。竺洪波認為,作者要有一定的王府工作、生活經驗,這是考證《西遊記》作者的首要前提。這主要基於世存最早的《西遊記》刻本明代萬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本(下稱世德堂本)上,關於作者是誰,陳元之《序》中寫有三個「或曰」:「《西遊記》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製。」而這三個「或曰」其實是一個指向——《西遊記》的作者出自王府。1974年,在江蘇省淮安市農村發現了吳承恩的墓,棺蓋上寫的是「荊府紀善射陽吳公之柩」。「荊府」指的是荊憲王府,「紀善」是明代親王屬官名,掌講授之職(正八品)。這個物證的出現,說明吳承恩曾任職於湖北荊王府,且與文獻記載一致。

據蔡鐵鷹統計,《西遊記》實際上有41(或42)個故事,其中約10個發生在人間國度,這其中又只有一個賢明的國王,即玉華國國王(《西遊記》88至90回)。這個故事在百回本前的其他版本《西遊記》中沒有出現過,屬於原創故事,其部分細節能在吳承恩的荊王府經歷中找到對應:第一,玉華王自稱「孤在此城,已有五代」,「也頗有個賢名在外」;《明史》記載,吳承恩所效勞的荊王恰是該家族分封到蘄州的第五代,史上也有賢名。第二,《西遊記》里的玉華國作為諸侯國,一會兒被寫作「玉華州」,一會兒被寫作「玉華縣」;而荊王府所在的湖北蘄州,在明代時也一會兒稱州,一會兒稱縣。第三,現藏蘄春的《荊藩家乘》中有一份蘄州朱氏族譜,其中「荊王宮殿考」載有七宮,之一即「玉華宮」,或是《西遊記》「玉華國」國名的由來。第四,《西遊記》中描述玉華王王府「府門左右,有長史府、審理廳、典膳所、待客館」,據《明史·職官志四》,長史職位最高(正五品),審理次之(正六品),其餘均八品以下;《西遊記》於王府十餘處部屬中獨挑出長史府、審理所、典膳所,且先後排列有序,可見作者了解王府建制。第五,玉華國國王有三個小王子,且「不擺駕,不張蓋」地拜孫悟空等為師;吳承恩就任荊府紀善時,荊王也有三子,而紀善的主要職能即是擔任王子的教書先生,由於是朝廷派的職官,不便接受拜師儀禮。

蔡鐵鷹認為,吳承恩與許多寫書人一樣,在故事的設計中保留了自己的生活印記。「這個故事是百回本中的一個原創故事,很完整,足足佔了兩迴文字,這個故事的這個作者就是擔任過荊府紀善的吳承恩。」

第二,多數與會者認為,作者應是文人。但也有人提出,作者應是道教中人。

蔡鐵鷹經過20多年的考訂和田野調查,撰成了63萬字的《吳承恩年譜》和《吳承恩集》,其中《吳承恩集》輯入了吳承恩全部存世詩詞文稿,並做了系統的校訂箋注。蔡鐵鷹說:「我幾乎讀了吳承恩存世的所有作品,最大的感覺是,他的語言風格和《西遊記》的文風最為相近。」

對此,李天飛有不同看法。他引用天啟《淮安府志·近代文苑》對吳承恩的評價「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再對照《西遊記》中的一些詩詞,認為並沒有體現出很高的文學造詣。比如,他將吳承恩給丁翥寫的祝壽套曲,與《西遊記》玉兔公主的《喜會佳姻》相比,「仙凡立判,吳承恩就算髮揮失常,似乎也不至於此」。

對此,無錫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師範學院教授伍大福提出,《西遊記》中之所以詩詞水平參差不齊,正是因為「作者是文人,才能用不同的筆法寫作」。蔡鐵鷹表示,李天飛考證功夫紮實,但評判一部書的作者是誰,要有全局眼光,「不能拿微觀案例做宏觀結論」。

而後,李天飛又提出,《西遊記》中有許多道教色彩的內容,講的是道教故事,這與《吳承恩集》中體現出來的知識興趣並不吻合。例如,書中多次引用全真教文集《鳴鶴餘音》中的段落,全書隱然貫穿著一條借「金丹大道」暗喻取經過程的線索。南開大學教授陳洪也認為,《西遊記》在成書過程中,確實經歷了一個道教化的過程。

對此,竺洪波指出,《西遊記》本就是一本具有多元化文化底蘊的書,儒釋道、抑或諸子百家任何一方都無法以此將《西遊記》攬入獨家彀中。蔡鐵鷹則認為,說吳承恩不懂道教是一種主觀猜想,且作者寫到道士時態度不恭,「肯定不能是道教中人」。他推測,從唐代開始流傳的《西遊記》故事,約在明朝嘉靖初年被加入了道教內容,吳承恩在成書時予以保留。

第三,與會者提出,《西遊記》作者應該對志怪小說感興趣,甚至有這方面的寫作經驗。

蔡鐵鷹表示,在吳承恩的《射陽先生存稿》中有一篇《禹鼎志序》,說「余幼年即好奇聞」,「迨於既壯,旁求曲致,幾貯滿胸中矣」,於是作《禹鼎志》。序中還說:「國史非余敢議,野史氏其何讓焉。」他認為,這種文學理念與人生道義與《西遊記》的寫作異曲同工。

李天飛指出,同樣是在這篇序中,提到《玄怪錄》《酉陽雜俎》對《西遊記》產生了影響,而且《西遊記》流傳到吳承恩的時代已數百年,「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如果百回本《西遊記》跟吳承恩有關,那麼他對這本書的貢獻到底有多大,足以被稱為是作者嗎?還是他更多的是做文字上的改定,類似今天的責任編輯?」

百回本《西遊記》是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這一點與會者們達成共識。在吳承恩能否被稱為「作者」問題上,多數人持肯定態度。蔡鐵鷹認為,《西遊記》與《水滸傳》《三國演義》一樣,都是流傳甚廣的傳統故事,而吳承恩、施耐庵、羅貫中之所以被認定是「作者」,不僅因為他們在平實的民間故事中,注入了斐然的文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故事的現實意義。據他判斷,百回本《西遊記》中三分之一的故事是由傳說加工而成,如沙僧的形象、火焰山的故事等;三分之一是將原本有梗概的故事完整化,如白骨精、紅孩兒的故事等;還有三分之一是原創作品,如玉華國故事等。

「我認為,關於《西遊記》作者的討論在30年前就應該結束了。」蔡鐵鷹說,當年章培恆先生論文中提出的疑問,在之後10多年的論辯中都得到了解答,而目前所謂的質疑,多為臆想推論,稱不上是證據,「如果要推翻吳承恩是百回本的作者,那至少回答下面問題中的一個:第一,作者是誰?第二,吳承恩的《西遊記》寫了什麼?」

當然,「疑吳派」和「騎牆派」對此並不完全認同。在他們看來,在反駁當年章先生質疑的證據中,很多也是帶著「作者是吳承恩」的觀念進行推演,論證過程也是提出另一種假設和可能性,缺乏真正的「鐵證」。

那麼,《西遊記》的作者是吳承恩這一觀點,最早是誰提出來的?長期以來,為什麼會形成一邊倒的局面呢?

竺洪波表示,清代就有人提出這個觀點,但真正對後世產生影響的,是「五四」時期魯迅和胡適的考證。二位先生在清人紀昀、錢大昕及吳玉搢、丁宴、阮葵生等人的考辨基礎上,爬梳史料得出了這個結論。儘管章培恆先生指出,「他們的考證並不是極其周密的」,但由於二者的地位,輿論風向就此形成。1920年代,首次出現了署名為「吳承恩作」的鉛印本《西遊記》。上世紀30年代,鄭振鐸、孫楷第、趙景深、劉修業等學者又不斷進行引證、申述,「吳著說」幾乎成了學界共識。在近世刊行的百回本《西遊記》上,作者署名幾乎都是吳承恩。1986年版電視劇《西遊記》片頭打上了「吳承恩原著」,使得這一觀念更加深入人心。

邱處機、李春芳的「提名」漏洞

就熱門候選人的「提名」順序先後來說,吳承恩並非第一個。

明代梓行的《西遊記》百回本小說,多沿用萬曆二十年世德堂本慣例,署「華陽洞天主人校」,告作者佚名。至於佚名的原因,竺洪波認為有二:一是當時小說屬於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作者不願署名;二是《西遊記》內容廣袤,其中不乏諷刺「今上」和時政等敏感話題,書商不敢署名。

到了清代,第一個熱門候選人出現了——「全真七子」之一的元初道士邱處機(邱本作丘,因諱孔子改)。

竺洪波說,其實早在明代,道教徒伍守陽(1574—1644?)就在《天仙正理》卷下寫道「邱真人西遊雪山而作《西遊記》」,但這一說法並未在刊印本上得到體現。到了清朝康熙年間,道教徒汪澹漪刻成了《西遊記》評點本《西遊證道書》,在卷首放了篇號稱元代大文豪虞集寫的《西遊記原序》,內有「此國初長春真君所纂《西遊記》也」,並稱這麼說是依據一本久已失傳的「大略堂古本西遊」。在《原序》后,汪澹漪又添置了邱長春真君傳和玄奘取經事迹兩則附錄,分別介紹邱處機生平和玄奘的取經史實。通過三者互證,汪澹漪讓「邱作說」風靡了200多年。現在所能看到的七種清代的《西遊記》版本上,無一例外都署邱處機為作者,有的還徑直標明「邱長春真君著」。不過,現在學界普遍認為「大略堂古本西遊」子虛烏有,虞集的序系偽造。

其實,拋開《西遊證道書》的真偽不談,邱處機的道教身份與玄奘取經的佛教題材具有先天矛盾,「邱作說」本就容易招來質疑。比如,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在《西遊記》中發現了「多明制」的現象。他提出,邱處機是宋元之際人,怎麼會寫出錦衣衛、司禮監、會同館、東城兵馬司等諸多明代的官制與官職?再如,乾嘉學派的錢大昕於清乾隆六十年在蘇州玄妙觀正統《道藏》中,發現並抄出了邱處機二卷本《長春真人西遊記》。經考證,該書是全真教道士李志常代師操刀的一本遊記,主要記述邱處機率領十八弟子歷時四年遠赴雪山參見成吉思汗的途中見聞,以及邱處機與成吉思汗的幾場對話,總共兩卷不足5萬字。竺洪波認為,這部《長春真人西遊記》許是「長春真君所纂《西遊記》」一語的出處,但它與《西遊記》百回本小說實為同名異書。

不過,現在學界還有人堅持「邱作說」,主要辯護理由有兩條。理由之一是邱處機可能是兩部《西遊記》的共同作者。竺洪波認為,根據古代文人「多歧為貴,不取苟同」的為文追求,一人撰寫兩部同名著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理由之二是《西遊記》是世代累積之作,邱處機所作或為某一原始的《西遊記》。竺洪波表示,首先「原始西遊記」與百回本《西遊記》不是一回事,且從唐五代開始的「原始西遊記」都「名花有主」,均與邱處機無關。竺洪波感到,錢大昕指「邱作說」為「郢書燕說」,魯迅斥之為「不根之談」,「並非虛妄」。

除了邱處機,還有個熱門一時的候選人是李春芳。

2000年,沈承慶遺作《話說吳承恩——〈西遊記〉作者問題揭秘》出版,提出《西遊記》的作者是明嘉靖的「青詞宰相」李春芳。他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李春芳少時曾在江蘇華陽洞讀書,號「華陽洞主人」,這與世德堂本上署名「華陽洞天主人校」相互印證。二是《西遊記》第95回有一首詩:「繽紛瑞靄滿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載清河海,電繞長春賽禹湯。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潤有餘芳。古來長者留遺迹,今喜明君降寶堂。」他認為這首詩的第四、五、六、七四句,暗含「李春芳老人留跡」之意。不過第二條理由過於牽強,學界很少討論。

關於第一點,蔡鐵鷹表示,沒有任何文獻顯示「華陽洞天主人」到底指誰。即使「華陽洞天主人」是李春芳,他的工作也是「校」,即校勘文字,這與著、作是兩個概念。另外,李春芳是嘉靖朝狀元,仕途順利,沒有寫《西遊記》這種諧謔當朝文字的「作案動機」。而且,結合文獻對李春芳的記載及其文學作品來看,他為人恭敬、謹慎,不說偏激的話,是寫不了《西遊記》的。

李天飛告訴記者,目前對世德堂本的問世時間有兩種判斷:一是1530年代,結合吳承恩(約1500—約1582)和李春芳(1510—1584)的生平,二三十歲的他們不可能寫、校《西遊記》,則世德堂本的記述與此二人無關。進一步推論,則可說明百回本《西遊記》與吳承恩、李春芳無關。二是世德堂本出現在1590年代,那麼這本書關於校者和作者的說明,確實可能與吳承恩、李春芳有關。李天飛認同蔡鐵鷹的判斷,認為李春芳寫作《西遊記》的可能性很低,考慮到吳承恩和李春芳系一生摯友,很可能是吳承恩寫完后請李春芳校勘。如果能確認「華陽洞天主人」就是李春芳,那麼在所有作者候選人中,能請李春芳校對百回本《西遊記》的只可能是吳承恩。

關於《西遊記》作者考證的方法論

記者發現,竺洪波教授每每在文章中提及百回本《西遊記》作者時,通常使用「吳承恩(?)著」。他感到,在真正的「鐵證」出現前,這樁延續了400多年的公案還將繼續。在「破案」過程中,竺洪波漸有「天下大亂」之感。「在沒有充足的理由的前提下,新提名層出不窮。」他說,在各派尋找證據的同時,他建議學界要重視對作者考證的方法論問題。

首先,考證作者應從《西遊記》的實際情況和原始文獻出發,確立必要而統一的前提,即「與藩王府有關」。竺洪波認為,依據世德堂本三個「或曰」,作者的「藩王府」經歷是不可忽視的。以往,無論是擔任過荊王紀善的吳承恩,還是拜訪過成吉思汗的邱處機,抑或是官拜內閣首輔的李春芳,都是在這個前提下獲得「提名」的。而現在有些研究者卻無視「與藩王府有關」這個大前提,他們提出的人選註定荒謬。

第二,立論應以原始文獻的正面記載為先,從文獻中的「《西遊記》為誰某所作」或「誰某著有《西遊記》」展開論述或質疑、否定。竺洪波認為,依據《淮安府志》「吳承恩:……《西遊記》」提出吳承恩,依據《西遊記原序》(雖後來被證實是偽作)提出邱處機,可以說「五四」以前,人們多是從正面記載入手進行論證。現階段的考證方法發生了變化,有些研究者開始從文本內證、隱喻、象徵含義等來探尋新人選,實則是「無根水」,可採信度極低。

第三,要構築證據鏈,展開綜合考證。竺洪波提出,雖然《淮安府志》中沒有記載吳承恩所作《西遊記》的性質,但在尚無確證可以推翻「吳著說」之前,不妨將吳承恩作為一個指代,而不是直接退回到「無名氏」的狀態。

蔡鐵鷹提出,考察作者身份時,應對作品與作者可能發生聯繫的各個方面進行綜合評判,而不是僅憑一點似是而非的猜想甚至是臆想去作結論。「我就想問問懷疑、否定吳承恩是作者的人,究竟讀過多少吳承恩的作品?」他認為,確定《西遊記》的作者很重要,只有結合作者的生平、思想,才能真正讀懂這部名著。

文匯報首席記者 單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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