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晉商的開放精神

王清憲

今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山西發表重要講話，特別談到晉商精神，總書記說，歷史上山西是「一帶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組成部分，晉商縱橫歐亞九千里，稱雄商界五百年，彰顯的就是開放精神，要求山西弘揚晉商的開放精神，努力打造內陸地區對外開放新高地。晉商的源起，註定了其經營的開放基因；晉商有開放的企業內部制度安排；晉商有開放的組織機構形態；晉商有開放的商人組織形式；晉商精神的核心：開放和誠信；山西要充滿開放發展的文化自信。

晉商是一個歷史概念。我們今天所說的晉商，一般是指發端於明初，發達於清代的山西商人群體。

大家都知道，晉商最輝煌的時期是票號。而票號則集中在太谷、祁縣、平遙一帶，這大約到了明末清初的時期。作為一個商幫，晉商的興起在元末明初。明朝立國后，在北方雁門關一帶戍邊。為解決從全國調集糧草路途遙遠、成本又高的問題，便在山西實行了開中法，即：由山西的商人就地從本地組織糧草送到邊關，由皇家根據糧草的多少發給商家鹽引，用今天的話說，也就是經營鹽運的配額。商家便拿鹽引到運城鹽湖的鹽運司去領取等額的食鹽去販賣，收回本金獲得利潤。而販鹽，自然就是遠離故土,長途販運。所以，晉商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純粹的商業行為，即：通過流通獲利的行為，而不是生產加買賣的行為。主要通過貨物流通來賺錢的經營方式，就決定了晉商經營必然具有開放性的特點。

大家都知道，關公是武聖人，同時又被稱為武財神，今天很多商人都會請一尊武財神在家裡祭拜。關公是如何從武聖人成為武財神的呢？對此有很多解釋，但都似是而非。我研究的結論是：關公由武聖人變成武財神仍然和鹽、和晉商開放的經營方式直接相關。前面說到從明初開始，晉商的商幫以販賣河東池鹽開始崛起。古代的長途販運最怕的是響馬的打劫，為了販運和自身的安全，鹽商行就要請尊保護神。請誰來保護呢？當然請關公是最恰當的了。關公既是忠義神勇的化身，又是河東這個運鹽出發地的山西老鄉。於是，便請一尊關公像，放在車隊的最前面。運鹽的車隊到了目的地，關公像便被商人置於尊位供奉起來，一日三餐，焚香鞠躬示敬。隨著山西商幫的興起，很多節點鎮設立了山西會館，作為山西商人聚會議事的地方。當然，也是當地的商人與山西商人聚會談判的地方。

各地的商人本不明白為什麼山西的商人那麼會賺錢？到山西會館來多了，他們發現，原來山西的商人供奉關公。於是，不究其詳，回到家裡便也請一尊關公像供奉。時間一久，傳之愈遠，關公便從保護安全的武聖人，演變成了保佑發財的武財神。到今天，海外特別是東南亞一帶的華裔商人，敬關公求發財甚於內地。這一點，可以作為晉商開放的經營模式和開放精神特質的一個旁證吧！

五百年的晉商輝煌，必有其內在的必然性。這個必然性之一，就是企業內部制度安排的開放性。

一是引進人才，實行「經理制」。晉商商號職員的設置歷來「因事設人」，杜絕「因人設職」。晉商在普通員工的選擇上秉持開放的人才選用機制和觀念。

晉商在各地廣設分號，機構日趨龐大，所有權和經營權兩權合一的經營模式，難免出現管理效率低、內部運營成本高昂的弊病。晉商以開放的經營智慧，創新了人事管理制度，採取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經理制」，突破了所有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建立起高效、有序的運營機制。在「經理制」下，資本所有者不直接參与經營管理，而是授予掌柜資金運用權、職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委託掌柜具體管理。財東充分信任掌柜，日常經營活動一般不具體過問，令其放手經營。

「經理制」打破了傳統的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封閉經營管理模式。經理人的選擇，突破了家族、宗族、本村的固有限制，是晉商開放意識在企業管理上的具體體現。

二是引進資金，實行「股份制」。晉商的「股份制」萌芽於明代，大興於清代。晉商早期實行的獨資制、貸金制、朋合制和夥計制遠遠不能滿足大商業、大流通下的資金需求。晉商適時調整，不拘於本家、本族、本地，拓展融資渠道，廣納閑資，形成「股份制」這一開放的資本組織形式。開放的股本結構，使晉商突破單純依靠資本自身積累的局限，廣泛吸納社會閑散資金，充實資本，形成互利共贏、風險共擔、休戚與共的接近現代股份制的商號。

晉商還開創了「人身頂股制」這一獨具特色的人才激勵機制。經理的身股和財東的銀股一樣具有分紅權，內部員工也有一定的身股，並據創造價值大小酌情增減。這種制度將員工利己性動機與商號經營效益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制度設計，蘊含著企業與員工利益共享的開放的大利益觀。

區別於「頂身股制」的收益股份，在資本股份下，股東憑其銀股多寡分享商號、票號利潤，影響其運營方向，並擔負著相應的虧賠風險。同時，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公財與私財不分」數千年來固有之商業習慣，財東對企業財產控制權與財東個人財產控制權有了一定程度的分離。財東將其個人私有財產作為股本投入商號、票號，與其他出資者的資本融合為一體，成為企業資本時，便失去了這部分資金的自由支配處置權利。作為一種融資和收益分配製度，晉商股份制已明顯不同於獨資、一般合夥等傳統制度，而更多體現了現代企業精神，也體現出晉商開放的經營思路與高超的管理智慧。

引進人才，引進資金，為晉商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是晉商制度安排開放性的具體體現。

晉商的足跡見證了內地「使者相望於道，商旅不絕於途」的盛況，也見證了邊邑「駝馬穿梭，不知其數」的繁華。不僅溝通了發達商埠與偏遠邊疆的聯繫，還搭建起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橋樑。晉商商號和票號經營業務多樣化和跨地區經營的特徵催生出類似「子、母」公司式的「聯號經營」模式。

據俄國波茲德涅耶夫1893年的記載，歸化城的大盛魁同蒙古地區的貿易額年約900萬-1000萬兩白銀，每年有1500峰駱駝往來於歸化城和烏里雅蘇台之間。倘若從尋找交易夥伴、價格談判、合同訂立、執行交易到後期監督全部活動交由市場完成，商號將面臨巨額的交易費用。通過「聯號經營」的方式，將市場內部化，達到消除由於市場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降低交易費用的目的。

開放的意識造就了晉商發展的「大格局觀」，使晉商突破地區限制，建立起「聯號經營」的組織結構形態。儘管商號、票號在內化市場交易的同時，也產生一些問題，但是「聯號經營」模式不失為對商號、票號開放的組織形態的一次有益探索。

晉商長期旅外經商，身處異地他鄉，遂將同鄉之人聯合起來，在全國工商業城鎮廣建會館。

會館的作用不止「聯鄉情、篤鄉誼」，還是聚會議事，溝通商業信息的重要場所。晉商在激烈的競爭中逐漸認識到「無論舊識新知，莫不休戚與共，痛癢相關」，擴大商業經營離不開知識與信息的溝通交流。信息在開放的系統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大量有效信息為晉商商業決策提供了依據。

伴隨商品經濟的發展，晉商打破狹隘的地域概念，商人組織由會館轉變為公所，實現了「無分畛域，內外市商，皆聯為一體」，成員間的關係逐漸由地緣關係轉化成業緣關係，商業性增強。而商會則是近代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山西商人順應時代潮流，進一步推動了商人組織由公所向商會的轉變。商會以「專以商務為問題」為宗旨，在協調成員商業行為，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山西商人始終懷著開放、包容的心態，因勢利導，推動商人組織由自發性管理髮展到自覺性管理。

綜觀山西商人漫漫五百年商業之路，其成功離不開櫛風沐雨、不畏艱險的創業精神，離不開誠信篤實、義孚天下的商業文化，更離不開變中求新、變中求進的經營智慧。無論「獨資制——貸金制——朋合制——夥計制——股份制」的資本組織制度變遷，還是「當鋪——錢莊——賬局——銀號——票號」的信用機構變遷，抑或「會館——行會——公所——商會」的變遷，均是其經營管理制度不斷創新的結果。晉商以其開放發展的商業意識，憑藉敏銳的商業洞察力、卓絕的商業魄力和開拓進取的精神，不拘泥於原有制度系統的固定模式，在經營環境尚未發生重大變化前，以開放前瞻的眼光，把握制度創新的有利時機，促進和保障了制度系統的開放，進而保障了制度系統的有序性，而這也正是晉商歷史上稱雄商界的重要原因。

誠信確是晉商文化的信心內涵。但我認為，僅說誠信是不全面的。晉商雖是一個地域性商幫，但晉商文化的誕生地不只是山西本土，而是在晉商足跡所至從北到南、從東到西的廣袤土地上，在他們開拓出來的茶葉絲綢之路、糧米藥材之路、皮毛騾馬之路、食鹽布帛百貨之路上。山西商人集團在黃河之畔的黃土高原上土生土長，但黃土文化並沒有束縛山西商人的開放進取精神，也沒有成為山西商人創新奮鬥的包袱。因此，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晉商文化不是山西商人局促于山西這個四塞之地的創造，相反，是山西的商人走出表裡山河，融匯多種文化元素而形成的。

山西商人是走天下的商人，漫長的數百年間，活躍在山西本土以外的地域，必然會吸納融合所到之地的文化習俗、價值觀念。海洋是走向開放的通途，但在南方的商幫從海上走出去之前，晉商早就從陸地上走出去了。

晉商和商業資本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對國外市場的開拓。人從陸路對俄貿易，山西人最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其中規定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均可往來互市，從此晉商就開始了對俄貿易活動；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此後在恰克圖建立了中俄貿易口岸市場。若沒有多元性、開放性的文化特徵，晉商又如何能從18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在恰克圖維持近200年的貿易壟斷地位？

其實，何止晉商，從精神特質上說，山西人的骨子裡就有走出大山阻隔的衝動，晉文公成就春秋五霸之業，晉國地域廣覆今天的山西、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等大部分地區不說，就說傳唱幾百年充滿悲壯蒼涼的走西口，那不正是山西人不遠千里萬里到異鄉他邦創業求存的最直觀的寫照嗎？

什麼是開放型經濟，有一種概括說：兩頭在外，即資源在外、市場在外。晉商票號不僅遍及全國，而且廣布歐亞大陸，「匯通天下」是何等開放的氣度！用別人的錢賺別人的錢，這不正是典型的兩頭在外嗎？這不正是典型的開放經濟嗎？我想說的是，概括晉商文化，不僅不應該把「開放」丟掉，而且要把「開放」放到誠信的前面，即「開放和誠信」。開放，是要在更大的空間配置資源，實現交易；誠信，是因為想在更大空間賺更多的錢，更持續地賺錢。這樣，就使晉商的誠信不局限於傳統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不只是傳統仁義禮智信的「信」，而是信用的「信」，是契約精神，這就使晉商的誠信成為蘊含現代價值的商業文明。

把晉商文化中的開放基因提煉出來，有益於今天的山西人特別是新晉商增強開放的文化自信。

在省第十一次黨代會上，駱惠寧書記深刻地指出：「山西發展不足，很大程度上是開放不足，必須大力提高全社會特別是領導幹部的開放意識、開放素質和開放能力。」

愛因斯坦說，創新就是發現新的組合。三個元素的組合方式是6種，四個元素的組合方式是24種，五個元素的組合方式是120種。元素增加一個，組合方式就會呈幾何級數增長。經濟發展也是如此。對區域經濟發展而言，僅在既有的資源和元素之間尋求組合，其發展路徑、發展空間必然是有限的。要實現發展目標，就需要開放引進新的發展元素，如新的技術、人才、理念、市場、資本經營元素等。每一種新的組合，就是一種新的發展路徑選擇，就是一種新的發展可能。所以，駱惠寧書記說，推動轉型發展的過程，也是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關起門來不可能轉型。要整體上轉過身來，眼睛向外，登高望遠，以開放的心態推動轉型發展，打造內陸地區對外開放的新高地。

山西人從來具有開放的膽氣，晉商蘊涵著開放的精神特質。今天的山西需要而且應該充滿開放發展的文化自信。（此文為作者在「開放山西」高峰論壇會上的主旨發言，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