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有多少百萬富翁並非衡量社會良心的標準

「至於國家有多少百萬富翁，對我來說既不重要也並非衡量社會良心的標準，只有這個國家越來越多的人走向富裕並擁有社會安全感才行。」

▲ 1957年艾哈德與《大眾福利》

共同富裕：德國的啟示

卜玉洗(Ulrich Blum) 趙忠秀 馮曉虎 周冰

社會市場經濟是一個矛盾綜合體，它將開放市場的自由競爭機制與社會福利目標和諧地結合起來。從德語而言，「和諧」一詞等於「矛盾鬥爭的消解」。事實上從印度日耳曼語系的語言角度來看，「對立」的歸宿是「統一」，而發展到後來的希臘語族大家才開始將「和諧」的焦點對準「均衡」、「對稱」和「消除兩極分化」等。

「社會」與「市場」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但如果沒有充滿效率的市場，那根本就沒有所有的「社會福利」。市場看似與社會福利背道而馳，但假設企業家與勞動者知道什麼是最後的「存活底線」，那他們在生產或經營中就會拒絕承擔任何風險。市場與社會的關係顯然涉及「平衡」，這與道家學說中的「陰陽相調」十分類似。

阿爾弗雷德·米勒·阿瑪克曾說，社會市場經濟是「一種和平相處模式」(即創造和平的模式)，因為社會市場經濟使相互矛盾的事物共同為社會所用。在這一點上，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與傳統對經濟秩序的理解相近。

路德維希·艾哈德對社會市場經濟有如下描述：「社會市場經濟的深層含義在於，將市場自由原則與社會公平原則、將個人承擔的責任跟與之相對立的社會責任相聯繫。」

艾哈德認為社會福利與市場經濟兩者其實是個統一體，即共同道德價值的不同表述。這觀點與亞當·斯密關於經濟行為道德的代表作《道德情操論》異曲同工，也與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的道德原則不謀而合。

市場經濟的崛起之路與德國二戰後的經濟道路頗為相似：戰爭災難過後的經濟復興，初期的經濟飛速增長，向「常態」的過渡，對社會體制的維護，經濟發展依賴於傑出領袖的個性、經濟體制與文化觀念及經濟思想的融合——這些都對當時的德國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而對現在的也同樣如此。國家作為框架制定者需要促進民族團結與互助，但同時也需加強民眾的自力更生及主人翁精神。

圖中艾哈德是一位指揮，他利用經濟心理學指揮著波濤洶湧的物價海洋里的德意志米歇爾這個代表著德國人的抽象人物。

將本書引入的目的在於使大家更好地了解德國經濟學家、政治家路德維希·艾哈德及其所處的時代，並對他推動「全民福利」時面臨的社會環境進行介紹與評價。除此之外，本書也將研究相關的文化因素——正是這些文化因素讓能夠借鑒德國的經驗，同時，也要明確對德國的借鑒不等於全盤照搬。

艾哈德這本著作名為《大眾福利》。大眾福利正是作者對社會市場經濟這一人類偉大經濟制度所表達的明確訴求與期望。艾哈德指出，他致力於建立一種覆蓋儘可能廣泛民眾的經濟制度，以期實現全民福利。為何首要目標是提升廣大階層民眾的購買力？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終消滅老舊的保守社會結構，消解貧富之間的互相憎惡。 「經濟與國家經濟政策應當首先致力於擴大國民經濟的成果，之後才能討論如何分配成果。」

路德維希·艾哈德於1897年2月4日出生在菲爾特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他經歷過當時平靜的市民生活，也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艾哈德的職業目標本是商人，然而一戰末期作為炮兵的艾哈德受了重傷，這使得他幾乎無法成為商人。

於是他在康復期間開始參加紐倫堡新建的商業學校所開設的經濟學與社會經濟學課程，這些課程激發了他對學術研究的好奇心，因此開始從學術視角及顯而易見的社會現實中觀察國內戰爭經濟的內爆如何發生，通貨膨脹又怎樣摧毀社會的內部統一，而辛勤的工作因為腐敗而變得一文不值，人類的價值觀就此喪失意義並將國家權威拖向深淵。

艾哈德看到，一戰中勝利的同盟國濫用經濟作為武器懲罰對手，從而最終讓戰敗國的經濟體制徹底崩潰。貨幣穩定性政策與1924年的貨幣改革並未帶來經濟政策新觀念，卻使老舊的卡特爾組織更加堅挺，現代化經濟制度亦付諸闕如，因此後來美國「黑色星期五」引發經濟危機，德國卻無法找到對應的經濟體制來應對危機，更缺乏創新性的經濟政策手段，所以這場危機肆虐德國，導致德意志第三帝國這樣的人類浩劫。

在這段時期，艾哈德在紐倫堡經濟觀察學院的所學使他能犀利地分析經濟發展，也讓他公開宣布反對佔領當局的經濟政策，他也因此開始尋求戰後經濟秩序的新規劃。

圖中從左到右依次代表農業部長海因里希·呂貝克、財政部長弗里茨·舍費爾、聯邦總理阿登納、卡洛·施密特(後來把德國社會民主黨帶上市場經濟道路的戈德斯貝格計劃的發起人之一)以及艾哈德。另外四人與艾哈德在市場經濟問題上的意見相對立。

二戰後德國分崩離析，因此美國人最後確認艾哈德才是能力出眾且忠誠的經濟專家，也就放心讓他在戰後德國建立新的經濟秩序。克萊將軍後來成為艾哈德平等的夥伴，他首先委任艾哈德為巴伐利亞州經濟部長，然後讓他成為戰後德國經濟重建的偉大總指揮。1949至1963年，艾哈德任德意志聯邦經濟部長， 此後至1966年出任德國總理。1977年5月5日，艾哈德逝世于波恩。

在艾哈德的眾多重要信念中有一點，就是對經濟體制的抗爭必須從內、外兩個方向進行。因為「福利」可能「無節制發展」並使國家不堪重負。因此宏觀秩序框架中需要反覆強調：造福於個別利益集團、特別是院外集團或小團體的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只會帶來巨大弊端。對艾哈德來說，個人權利與經濟效率同樣重要，它們也是衡量秩序行為的標準。

開放的市場、阻止經濟權力集中、全球視野的思維方式對艾哈德來說均不言自明。參與父母的企業經營讓他深知何為企業式管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通脹危機及其後果讓他看到民眾對貨幣穩定的渴望；中央計劃的專斷讓他認識到建立經濟主體自主計劃的經濟制度多麼重要——只有它才能保證競爭，並協調解決各經濟階層之間以及供需之間的協調問題。

《大眾福利》一書可看作德國建立新經濟秩序那場鬥爭的全程報告——某些地方甚至就是一本日記，特別是書中還記錄了為實行市場經濟制度所進行的充滿人性光輝的論戰。

這是一部舉足輕重的歷史著作，因為今天我們常常忘記，自由經濟制度在德國或西方並非與生俱來，當時的反對聲其實震耳欲聾。同盟國雖然在西方經濟體系中摧毀了卡特爾並削弱了各個企業的權力集團，但卻根本沒人贊同實行開放型經濟。不過，從1948年起，以艾哈德為首的政治家開始成功地為市場經濟打響名頭。

圖中艾哈德想要打開關稅壁壘，而當時的農業部長呂貝克在一旁阻止，他為了保護農業發展反對拆除關稅壁壘。

1948年6月同盟國通過秘密準備突然進行貨幣改革，從而在經濟上導致兩德分裂。緊接而來的開放價格猶如盤古開天地般帶來社會市場經濟，德國經濟奇迹史由此發端。

其實，這次勝利從頭到尾違背了同盟國指揮官克萊將軍的意志。據說他曾當面指責艾哈德未經他同意就實行了貨幣改革，而艾哈德則回答：「將軍先生，當時事態嚴重，我們需要當機立斷，可您當時在高爾夫球場，我們找不到您。」

對於「未經批准擅自更改同盟國規定」的指責，艾哈德說：「我沒有更改規定，我直接廢除了它們。」這是一段充滿榮耀的歷史篇章，我們翻過它，就會看到其後同盟國全盤接受艾哈德大踏步的改革，並賦予他促進經濟發展的權力。

艾哈德作為美、英、法貨幣區全權代表被委託建立全新的經濟秩序，對他來說，完成這項任務的驅動力來自他對自由社會的願景，同時也是其背後充滿苦難的歷史：戰爭及與之而來的卡特爾集團——1897年帝國最高法院那次著名的審判要求市場的競爭自由必須禮讓企業的契約自由。最後，當時民眾的思想基本定位還是基督教式的社會觀念，因此，艾哈德的改革措施易於為民眾理解。

艾哈德改革所貫徹的內容很長時間內成為德國經濟部秉持的精神：一個由制度經濟學指導的、深知「規則」意義的經濟部應當視具有個人意志的消費者為經濟運行體系的根本要素。在實施貨幣改革與開放價格的時候艾哈德都面臨守舊、龐大且權勢滔天的各個集團的巨大阻力，它們是工會、各種工業協會、教會，甚至包括那些心存疑慮觀望德國經濟發展的國外合作夥伴。對艾哈德來說，國家必須首先強大，它才有能力作為仲裁者在遵守秩序框架的前提下去著手解決各個利益集團和個人與社會之間因對立所產生的種種衝突。

如今在許多國家已經司空見慣的一種現象，在20世紀50年代初還是一個大問題，即給國家貨幣儲備帶來壓力的進口過剩。其背景一方面是極大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是物資短缺，首先是煤和鋼的短缺。因此許多人認為應該在這方面進行強行管制，而艾哈德表示強烈反對。

因此，《大眾福利》一書既記錄了艾哈德如何在原則問題上堅持不動搖，也記錄了他如何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加以靈活應對。艾哈德並非天生擅長政治雄辯，但在這裡他卻是掌控經濟話語的雄辯家。每個單獨的章節都可以看作一個時期經濟政策的中心內容，而且讀者也很明白他指的是哪個時期。因此，這部著作也可看作各種經濟理論及其實踐的集大成者。

「大眾福利」對來說並非陌生概念，在的許多朝代中它都是美好的社會藍圖，然而卻常常被理解為「全民平分繁榮」而非全民生產繁榮，因此常常導致「全民貧困」。站在今天的角度，對「全民平分繁榮」可以這樣補充：分配公平，起碼要讓全民覺得公平。艾哈德會說：這種分配應當以效率為標準，而且為社會所能承受。因此，他也強調：「至於國家有多少百萬富翁，對我來說既不重要也並非衡量社會良心的標準，只有這個國家越來越多的人走向富裕並擁有社會安全感才行。」

▲ 1997年德國郵票上的艾哈德

市場經濟的歷史與德國如出一轍。在這段歷史中懷疑與反對一直不斷。但設想一下，假如在20世紀80年代的社會巨變前只敢踩著前人的腳步前行，那就可能已經錯過這次史無前例的崛起時機。城市與農村的顯著變化、上升的平均收入水平以及的國際經濟實力，統統歸功於一點：走在市場經濟的正確道路上。

我們希望讀者通過閱讀這本德國經典名著對德國經濟政策以及「經濟奇迹」的歷史有一個基本的了解。我們想證明，建立一個開放社會，使全民享有所有機會，建立符合效率公平的原則及為之進行社會爭論，特別是經濟政策上的爭論，是長期的任務，只能通過良好的規則，尤其是法治才可能達成；同時，它也要求國家首先是仲裁者，而非市場的參與者。

【本文摘自《大眾福利》序言，有刪改】

《大眾福利》

[西德] 路德維希·艾哈德 著
祝世康 穆家驥 譯
商務印書館2017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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