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教材：女人貢獻著全世界70%的生產力，卻總被嫌棄不夠獨立

導語：如果說世界上有一種工作，全年無休，沒有薪水，但還是有不少人願意為之奉獻青春，你一定會感到驚訝。而這份工作就是全職太太，或者我們通常所說的「家庭主婦」。

正如一部叫做《絕望的主婦》的美劇，她們沒有職場的壓力和煩惱，看似幸福安逸，實則早已深陷生活的泥淖。

《我的前半生》中的羅子君，年紀輕輕便囿於廚房與愛，生孩子養孩子，保持身體最好的狀態，無時無刻都讓自己做老公甜美乖巧的陳太太，將照顧家庭當成自己畢生的事業，可最終換來的卻是老公的嫌棄與背叛。

就連張愛玲都說：「常常看到有一種太太，沒有腦筋，也沒有吸引力，又不講究打扮，因為自己覺得地位很牢靠，和這種女人比，還是職業婦女可愛一點。」

如唐晶所言：「兩個人在一起，進步快的總會甩掉那個原地踏步的人。」在這個優勝劣汰的社會洪流中，沒有任何賺錢能力的職業主婦們，漸漸變成了社會中的透明群體，久而久之，她們就真的從世界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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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初期，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測算出有1億女性消失了。由於女性的壽命長於男性，人口中女性的數量應該比男性多才對。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男女比例大約是100∶105。但是森發現，在一些國家裡，男性的數量超過了女性。在和孟加拉，男女比例為100∶94；在巴其斯坦，男女比例為100∶90。將這些缺口的數量加起來，森發現全世界總共減少了1億名女性。這些女性去了哪裡？森說，她們是極端經濟剝奪的受害者：吃不飽飯，缺少藥品，壽命也就跟著縮短。這一發現顯示出經濟對男性和女性並非平等待之，經濟是存在偏見的。

20世紀90年代，一批經濟學家想要解釋這種偏見。他們將經濟學和女權運動（信仰男女平權的社會政治理念）結合起來。女權主義經濟學家們認為，這種偏向意味著女性不能公平地獲得社會資源。經濟學家思考世界的方式中也存在這一種偏見。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如何認識經濟，會影響到經濟如何對待不同的人群。

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在本書中看到的經濟理論（完全競爭市場、需求定律，等等）是經濟學家們講述了一遍又一遍的故事。最為有名的一個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當然，看不見的手並不真的存在，那只是許多人以一種有序的方式購買和銷售物品。但這是一個有用的故事。黛安娜·施特拉斯曼（Diana Strassmann，1955—）是女權主義經濟學家的先驅，她指出大部分經濟學故事往往是在19世紀先由男性所提出，大部分講述經濟學故事的男性經濟學家都懷著對女性參與經濟活動的社會擔憂。（雖然今天這種觀念已經轉變，但經濟學仍然是男性主導的專業。）斯特拉斯曼認為，就算我們意識不到，但是那些我們講述的經濟故事反映了我們從過去繼承下來的偏見。經濟學通過男性視角來觀察世界，女性在經濟故事中的比重較小，並且在真實資源的分配上處於劣勢。老實說，經濟學必須要認識到自己的偏見，女權主義經濟學家希望世人能夠注意到這一點。

傳統經濟學有一個經常愛講的故事，施特拉斯曼稱之為「仁慈的大家長」（benevolent patriarch）——好心的男性領導人。社會不是由單獨的人構成，而是一個個家庭，通常是由一些大人和孩子組成。不過，經濟學將家庭視為一個單位。想象中的「家裡做主的人」都是男人，負責掙錢，而妻子和孩子則沒有收入，需要依靠他生活。家庭是一個充滿和諧的地方，不會因為食物或者金錢爭吵。男人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提供他們的所需，於是經濟學家可以將注意力放在掙錢的男性身上，而不用太去操心那些靠男人養活的人。不管怎麼說，有這麼一個公正聰明的男人的帶領，女性和孩子可以一直指望他。就是這樣，妻子和孩子在經濟學家的視野中消失了。

施特拉斯曼認為這個故事是扭曲的。森說的消失的女性揭示了資源並未公平分配的事實，並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公正的，有時候他們也會因為錢的問題和妻子吵架。這通常導致女孩子在家庭配給的排序中處於劣勢。在某些社會裡，男孩子在食品和藥品的享用方面都比女孩子優先，一些生病的女孩子甚至只能等死，而不是像男孩子那樣被送往醫院就診。此外，有些家庭里做主的人是女性，這樣的家庭往往面臨最大的困難。因為忽視了女性，經濟學錯過了家庭內部資源分配方式這個重要的主題。

另一個流傳久遠的經濟學故事講述了女性的「休閑」（leisured）。如果女性待在家中，而不是出門就業，那麼看起來她們並沒有在工作。如果她們不為掙錢而工作，那麼她們就必須要採取唯一被經濟學認可的行動，即休閑：比如出門吃頓午餐，做做指甲。經濟學家南希·福爾布雷（Nancy F olbre，1952—）在她的文章《誰為孩子付錢》中挑戰了這種說法。

福爾布雷認為，女性為養育未來的勞動力承擔了大部分成本。公認的經濟學忽視了這一成本是因為女性照料孩子並沒有收入。當一位男性為保姆的打掃、烹飪和照料孩子的工作支付薪水時，這位女性的勞動就被算作國家國民收入當中的一部分。如果這位男性娶了這位女性，她就成了家庭的一部分。她繼續打掃、做飯，但是作為妻子卻不再得到收入，她的勞動也就不再被算入國民收入之中。在傳統的觀點中，這位女性就變成了「非生產性家庭主婦」（unproductive ho usewife）。

想想所有那些因為沒有支付報酬而被忽視的勞動吧：購物、做飯、打掃、照料孩子。在貧困國家裡，女性收集柴火、挑水、犁地、磨玉米、整修房屋。美國的統計顯示，相當於全世界經濟生產總量70%的勞動沒有獲得報酬。而這一部分勞動中，女性又佔了將近70%。如果沒有報酬的工作佔據經濟體這麼大的一部分，那麼經濟學家在衡量經濟的時候捕捉到這一點豈不是很重要？紐西蘭女權主義經濟學家瑪麗蓮·韋林（Marilyn Waring，1952—）在她的著作《如果女人算數》當中提到了這一點。這本書確實影響了經濟學家計算國民收入的方式，但他們依然將許多重要的未被支付的工作排除在計算之外。

另外一些女權主義經濟學家強調要讓女性更容易找到工作。這是20世紀最大的一個經濟學變化，特別是在歐洲和美國，女性進入了職場。美國在1890年時，只有20%的女性掙工資。直到20世紀50年代，一些工作還是對已婚婦女關上大門，一旦她們結婚就會丟掉飯碗。漸漸的，社會開始接受女性是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女性當中的60%在1980年找到了工作。許多女性過去從事的沒有報酬的工作轉移給了保姆和清潔工。儘管有這樣的潮流，但是家庭當中的無報酬工作仍然是個大問題，女性——甚至那些已經工作的——承擔了當中的大部分。

施特拉斯曼說，經濟學家最喜歡的故事——自由選擇的故事——同樣需要改寫。公認的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的概念為基礎，這樣的人以價格和收入作為購買選擇的依據。每個人都有明確的偏好。他們知道自己喜歡茶勝過咖啡，喜歡歌劇勝過足球。他們的生活存在於利用自己的財富實現慾望的滿足當中。女權主義經濟學家說，這個行為理論依然是男性視角。歷史上大部分的傳統經濟學家，都是受過良好教育，家境富裕的人，在他們看來面對一堆選擇做出決定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他們既有錢又有權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女性和其他弱勢群體由於遭受偏見和歧視，被剝奪了自由選擇的權利。學業上的自由選擇在那些女孩子因為上學就會被殺的社會裡沒有什麼意義。

今天，女性面臨的最嚴重的匱乏是由艾滋病傳染所引起的。在貧困國家裡，年輕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傳染，而想要得到治療則難比登天。當家庭成員被感染，女性還要負擔額外的勞動。女權主義經濟學家告訴我們，如果沒有針對性的政策，消失的女性的問題只會越來越糟糕。只有社會的改變和良好的政策可以起到幫助作用。印度喀拉拉邦因為女學生的教育努力在眾多邦中脫穎而出，現在那裡的許多女性都找到了工作。森發現，喀拉拉邦和印度其他地方不一樣，消失的女性在那裡被找到了。那裡的女性人數超過了男性，和歐美的比例相近。

傳統經濟學也不是完全忽視女性，但是女權主義者往往不能同意傳統經濟學的解釋。比如，為什麼女性總是比男性掙得少？傳統的經濟學家或許會說，這是因為男性和女性的偏好不同。男性更願意學習那些收入更高的專業——比如，法律和科學。女性更願意學習文學和語言，於是成了老師，而不是法官和工程師。這完全是男性和女性不同選擇的結果，如果女性想要掙得更多，她們需要做的就是改變自己的選擇。女權主義經濟學家反駁了這種觀點：將女性在經濟中的角色視為女性自己的選擇，而不是社會給她們的定位，這種觀點只能證明女性在經濟上的劣勢。女權主義經濟學家認為，需要改變的不是女性，而是經濟學本身。說到底，不論女性還是男性，所有人的行為方式都比「理性經濟人」所描述的更為複雜。女權主義經濟學家說，「理性經濟人」需要一顆心。或許，這將成為新的經濟學故事的開始，一個能夠更好地幫助人們改善他們生活的故事，不論男性還是女性。

本文摘自耶魯大學《經濟學通識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