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唯有讀書高」在中國走向末路

在一個世紀以前，清末民初的大變革時代，無數人、無數觀念的命運發生了地覆天翻之變化。在其中，20世紀初年，科舉考試的變革直至最終廢除，就改變了一代讀書人的人生道路和選擇。

1904年，歷史上最後一次科舉考試舉行，歷史上最後一批進士也就這樣被寫入了歷史。當時，考試科目已有所變化，而他們中的許多為之後又被遣派出洋遊學。這些經歷都使得最後的癸、甲進士或多或少沾染了些許「新學」的色彩，因而不同於他們的進士前輩。處於新舊知識之間的他們，以「舊人」身處「新制」，難免生出許多窒礙與衝突。

而在大變動的時代，他們雖高中進士，也不得不在頻出的改革舉措和動亂的時勢中，尋找與前代讀書人不同的安身立命之途。他們親歷並見證了「唯有讀書高」在的最後歲月。

撰文 | 曹南屏

（復旦大學歷史系）

1904年的甲辰科會試是歷史上最後一次科舉考試。那一年，湖南人陳繼訓（1878-1962）高中進士，成為歷史上最後的進士之一。回首他的科舉生涯，著實堪稱成功：26歲就成為進士，授戶部主事。1907年，他成為駐俄使館的參贊，不久之後，轉而擔任度支部軍餉司司長。正當「官秩日顯」之際，他的政治生命卻在1911年戛然而止，此後他解職歸里，「以詩文自娛」，不仕民國。民國年間，在陳繼訓給他人撰寫的墓表、傳記等文字中，他常常刻意標明自己在前朝的為官履歷，以此表達著自己的政治認同。像陳繼訓這樣的例子，在癸卯科、甲辰科的進士中還有不少。

光緒三十年（1904年）進士榜，狀元為劉春霖，陳繼訓中二甲74名。

1901年，清廷宣布科舉改制。1905年，科舉制度被徹底廢除。在此期間，共舉行了兩次會試，即癸卯科與甲辰恩科，共計產生了588名進士。這兩科的鄉、會試將「政治史事論」、「各國政治藝學策」、「四書義、五經義」等分別列為三場考試的內容，無論文體還是知識，對於長久浸淫於舊的科舉體系的讀書人群體而言，幾乎都是全新的。在成為進士以後，癸、甲進士中的許多人進入進士館肄業，進而又被遣派出洋遊學。這些經歷都使得癸、甲進士或多或少沾染了些許「新學」的色彩，因而不同於他們的進士前輩。

由於很快科舉廢、學堂興，經科舉選拔而來的他們又都成為「過渡」色彩明顯的一代。癸、甲進士群體的特殊際遇還在於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經歷了辛亥鼎革，因而才會出現不仕民國或再仕民國的不同選擇。進入民國以後，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文化態度上也有著引人矚目的表現。韓策的新著《科舉改制與最後的進士》就將目光聚焦於1901年科舉改制后所產生的最後兩科進士，既展現了這兩科進士如何被改制后「新」的科舉制度「生產」出來，也追述了癸卯科、甲辰科進士群體在科舉廢除乃至辛亥鼎革以後的命運浮沉與文化懷抱。

蜂衙撩亂聲無准

科舉改制的高層博弈

陳寶琛在甲午後感知到的朝堂之上的「聲無准」和「事可知」（《感春》）似乎在清末的不同場合一再應驗。

《科舉改制與最後的進士》令人信服地為讀者展現：無論是改科舉，還是到後來的廢科舉、興學堂，都是清末朝堂之上不同官員勢力的博弈結果。

1898年，康、梁一派推動科舉廢八股改試策論，而最終提出改制方案的卻是張之洞和陳寶箴。戊戌維新失敗后，科舉改制之議很快消歇。至1901年舊事重提，提出方案的是兩位東南督撫——劉坤一和張之洞。若將兩度科舉改制方案加以對比，可以發現提出方案的核心人物都是張之洞。然而，最後真正頒行的科舉新章，卻是由政務處、禮部所奏定。不同官場勢力的博弈，帶來的結果是折中與妥協。

如，張之洞為求「除弊」而提出的「分場去取」方案被否決，而張之洞新提出的、後來被證明帶來很多「新弊」的「廢除謄錄」的建議卻被保留。這一折中與妥協的產物，使清末科舉改制的效果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論，進而也貶損了科舉的聲價。

《科舉改制與最後的進士》

作者：韓策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5月

從改科舉到廢科舉、興學堂的過程中，清末朝堂之上並沒有展現出政見的一致性，不同官員勢力之間政見的多歧性與差異性不時顯現。

1900年的鄉試展期之爭，相爭的雙方是東南督撫勢力和在西安隨侍慈禧太后、光緒皇帝的行在大臣。1901年科舉改制新章的出台，也透露出改制方案的提出者張之洞與具體章程的制定者政務處、禮部之間的微妙關係。以瞿鴻禨、榮慶等為代表的部分西安行在大臣則提出了開進士館的方案，將科舉選拔的「已成之才」投入名義上隸屬於京師大學堂的進士館肄業，藉此也表露出提倡者抑科舉而揚學堂的意思。

不同的官場勢力在持續地表達自己對「學務」的見解，也都試圖影響到清廷的決策。韓策在書中指出，「趨新督撫在改、廢科舉中有一個交互激進的運作過程」。於是乎，1901年初，袁世凱還在提科舉改制不廢八股、增加實科的主張；到了1903年春，袁世凱、張之洞聯銜上奏，提議科舉中額分三科遞減、直至減盡的方案，即約用十年時間將科舉停廢；而僅僅一年多以後（1905年），袁世凱、端方等人又聯絡六大督撫，乾脆直接聯銜奏請停廢了科舉。清末從科舉改制到停廢科舉，速度越來越快、方案也越來越激進。也由此，不管是改制后的科舉考試，還是此後興學堂、派遊學等教育新政，不僅效果都難稱理想，對廢除科舉后的善後之策也缺乏較為周致的考量與安排。

故林好在煩珍護

最後的進士群體的出處進退

癸、甲進士群體恰逢清末新政這一大變動的時代，在清廷改革舉措頻出中尋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剛中進士之後，他們就接連遭逢開進士館、廢科舉、派遊學、改官制等多項與其切身利益緊密相關的變動。科舉雖經改制，考試內容一新，但他們多半還是舊有科舉體系所塑造出來的人物，其觀念還多有科舉時代的印記。「舊人」身處「新制」，難免生出許多窒礙與衝突。

例言之，甲辰年（1904）進士館宣告開張、新進士們入館肄業時，學堂與科舉之間的緊張很快顯現——受科舉時代「師生」關係的影響，進士群體並不承認以日本教習和歸國留日學生為主的教員群體是他們的「師」。師生關係的重新調適與持續緊張，既體現出由科舉所塑造的傳統的慣性，也影響到了開進士館的實際效果。「舊人」與「新制」之間的不協，也使得清廷在進士館開學不久就頒布了《更定進士館章程》，以資調和與補救。此後，在進士館內肄習的癸、甲進士開始陸續有人出洋遊學，其留洋的目的地則多為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

貢院放榜，考生們在查看自己是否「金榜題名」。

1905年9月2日，在科舉改制后的鄉、會試剛剛舉辦兩科，進士館剛剛開學一年多后，清廷批准了袁世凱、端方等人積極促成的停廢科舉奏請。科舉制度遽然停止，進士館沒有了新的進士來源，這一機構也很快面臨存廢去留的問題。由此帶來的主要結果有二：一是進士館在1906年將以甲辰科進士為主的新一班學員整體遣派日本遊學；二是進士館於1907年改設為京師法政學堂。進士館已經難以為繼，也只好成為「過渡」的機構。

在清末，新與舊成了一種常見的人群分野，癸、甲進士群體依違於新、舊之間，其個人表現亦是新、舊互現。一方面，從教育經歷與知識儲備而言，癸、甲進士群體相比其進士前輩顯然較「新」。因而，他們中的有些人，在新政中廣泛投身於各地興學堂的熱潮，推動了新式學制的落實與發展；他們中還有不少人成了清末新政時期各省咨議局的議員乃至咨議局的議長、副議長，投身於清末的立憲運動，甚至活躍於辛亥革命。

也因此，癸、甲進士中「再仕民國」者大有人在。值得注意的另一面，則是這批癸、甲進士中的不少人在辛亥鼎革后對於舊朝的態度，以及對於傳統文化的態度。辛亥以後，部分癸、甲進士參與續纂了《德宗實錄》、《宣統政紀》、《德宗聖訓》等舊朝文獻，也有部分人選擇成為「遺民」，不再出仕民國。另有不少人在進入民國以後，或者任教於高等學府，或者組織詩詞社定期集會，成為維持傳統文教的一支重要力量。

廢科舉以後，近代持續劇變，改朝換代，「日月換新天」。無論從舊時代走來的讀書人如何維持文教，也難擋舊學淪亡的運命。不僅自信「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天下士」日益消散，「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也不再是一個具有社會共識的追求，因而讀書人的群體特徵與自我認同也面臨新的蛻變。「讀書不為做官」既成為新時代教育目標的全新宣言，也標誌著仕學傳統的徹底終結。其後，商人、軍人、黨派等不同的新興勢力躍上歷史舞台，自我調侃「劉項原來不讀書」的人們留在了近代歷史舞台的中央。無論其個人際遇或隱或顯，最後的進士群體，堪稱是親歷並見證了「唯有讀書高」在的最後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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