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三地的文學相遇

《三十三年夢》新書沙龍，阿城、李銳、梁文道等參與討論。攝影：楊明

8月30日，台灣作家朱天心的散文集《三十三年夢》新書沙龍在北京舉行。因為朱天心，不常出來的作家阿城、李銳和夫人蔣韻作為朱天心的老朋友到場支持，同場的還有梁文道以及朱天心的丈夫、評論家唐諾。

正如梁文道開場時說的，「今天很高興，我平常不愛說這種話，今天非常榮幸，能夠跟台上這幾位一起坐在這裡」。

因為他們的號召力，讓600多位讀者闖過擁堵的北京城，早早來到朗園vintage會場。後排的讀者不盡興，就在過道里站了兩個多小時，聽他們講述「八十年代，我們的文學回憶」。

朱天心說：「今天在這邊除了文道比我年輕，其他人全是我的大哥、大姐，這是一種很幸福的感覺。」在台灣，因為朱天心代表的是老一代，她又非常嚴厲，有話直說，絕對不隨便誇年輕人，所以，當她出席座談或者評審活動時，大家都說「滅絕師太出場」。

而當天，她和年長的同行們討論的是他們在不同的地方經歷過、感慨過也曾懵懂過的文學的繁盛時代。

在朱天心讀中學的時候，同學們將來不管是想要從醫的、經商的、從政的，都一定會讀白先勇、張愛玲的小說，但是現在大概只剩下文學科系的學生在讀了。

朱天心常常借用唐諾對這個現象的總結，他說，今天專業的問題不必文學來回答，遠方的新鮮事物也不靠文學描述來遞送。新鮮事情每天都像住在你隔壁一樣，不需要靠文學，不需要靠三毛的《撒哈拉沙漠》。革命也不需要文學來吹號，好聽怡人的故事也再不由文學來講，甚至人們已經普遍不從文學里尋求生命的諫言，不再寄情感、心智於文學作品之中。文學早已經不是人的生活基本事實了。

當有記者把現在的台灣文學市場說成廢墟時，朱天心輕輕地糾正，「是瓦礫」。她說；「人們起碼從廢墟一些殘存的雕樑畫棟中想象曾經的文明和歷史以及人在其中的努力，而『瓦礫』是連這些都不存在。」

台灣的年輕人愛看與他們同年齡作家的作品、漫畫、網路消息、視頻內容，他們對於朱天心的推薦有些不屑。朱天心懷念那個喜歡披頭士樂隊就可以喜歡十年、不落伍的年代。

當然現在朱天心也盡量避免去書店，「因為你一看就會覺得，這個也叫文學書，那我離開這一行吧；這樣子的爛書也可以放在顯眼的位置，羞與為伍，好想離開這一行」。

李銳把內地的「八十年代」稱為一個井噴的年代，當時不僅僅是文學，各行各業都有一個井噴式的發展。在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差不多十多年的時間裡面，突然爆炸式地迸發出一大批作家、一大批作品，可以說是群星燦爛。

梁文道說，好像有那麼一個年代，當作家、搞創作是會得到尊重，寫小說是能夠寫到街知巷聞，社會上會記住你的時代。

李銳評價當時新時期的文學經歷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整個社會和個人迎來一次精神上的解放，也就有了那一場文學爆炸，才會有當《班導》在《人民文學》發表以後，很多人在公共汽車上傳閱這本雜誌。「一篇小說寫出來居然引起那麼大的反響」，自稱全場年齡最大的李銳站著講述當時的內地文學。

而在上世紀80年代的香港，當人們以為這裡只有音樂和電影的時候，梁文道提醒，也曾有過一場關於文學的小小爭論。當內地和台灣都在「尋根文學」中興盛時，香港因為文學家陳映真在香港遠眺祖國而備受感動，認為香港寫不出好的文學是因為不關注鄉土問題。陳映真當時也批評香港，覺得香港不夠厚重，只是一個虛浮的城市。

梁文道說：「那是香港文學第一次大規模地出現集體自覺，我們不需要什麼原鄉，這個城市就是我們的原鄉，我們不需要土壤，不需要羨慕遠方的田野，詩歌並不總在遠方、在田野上面，詩歌就在城市裡面。這個地方說的語言、這個地方的城市空間景象就是你文學展開的背景和文學書寫的主題。」

相比人們對「八十年代」的懷念、朱天心對今日的悲觀，身為評論家的唐諾顯得更冷靜一些，「我對集體性的文學描述有一些抵抗，書寫其實就是每一個個體自己所完成的。我曾經這樣講，文學的盛世並不代表所有的人，『凡井水處皆歌柳詞』，一個時代，比如以台灣這樣的規模來講，有三五支一流的筆在書寫，那個盛世就來了」。

像梁啟超那樣，一支筆代表四萬萬人的時代，顯然很難存在了。唐諾認為，文學有時候蠻糟糕的，文學常常跟一個民族的惶惶不安、朝不保夕的狀態有關，作為一個相信文學的人，提到這樣的緣由難免有些傷感，所以他是認為，文學也許應該糟一點，大家可以過得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