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納的最後一課：在奧巴馬時代講授美國激進主義的歷史

埃里克·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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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

在海內外影響深廣的美國史專家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教授於3月4日來華講學，重慶大學高研院的於留振先生翻譯了他的一篇文章，介紹他教授生涯的最後一課。本文（英文版）2017年1月2日發表於《民族》（The Nation）雜誌。

去年春天，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講完了最後一堂課，而現在我已開始享受退休之後的日暮時光。這門課名叫「美國的激進傳統」，吸引了180名左右的學生。課程從美國革命開始講起，主要考察激進主義運動的理念、策略、優勢、弱點以及那些試圖改變美國社會的激進運動——從廢奴主義和女權主義到勞工運動、共產主義、黑人激進主義、新左派、佔領華爾街和尊重黑人生命等——之間的互相關聯。儘管「激進主義」這個詞通常既適用於右派也適用於左派，但我一開始就宣布，由於只有一個學期的時間，我打算集中講述左派激進主義。所以，那些想了解右派激進主義的學生，可以選修哥大商學院的任何一門課程。

在巴拉克·歐巴馬總統任期的尾聲和參議員伯尼·桑德斯競選總統之際講授這門課點燃了學生極大的熱情，這是一個有趣的經歷。我在講課之初就指出，激進主義一直是我們歷史的一個持久性特徵，雖然激進分子通常被指責為是被美國制度的外國敵人煽動起來的，但他們其實源於我們的文化，他們使用美國的語言，並信奉我們某些最深層的價值觀——這些事實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即使面對頑固的反對，激進主義仍持續存在。美國的激進主義蘊含著一個夢想般的抱負，希望在更大的平等——包括經濟、法律、社會、種族和性別等方面的平等——的基礎上重鑄世界。儘管這些運動偶爾訴諸暴力，但大部分運動都反映了美國生活中的民主精神：它們一直是公開的，而不是秘密行動的，他們採取的手段是教育、榜樣或政治行動，而不是強制性的。當然，它們也反映了這個更大的社會的某些缺陷；激進分子是社會的產物，無論他們如何徹底地反對這個社會的某些方面。儘管我清楚表示我同情大多數激進分子，但我也堅持認為，我們不應該對於以下情況感到吃驚，即有些廢奴主義者是反對女權主義的，有些女權主義者是種族主義者，有些勞工組織敵視移民。歷史和政治都不能僅僅通過為聖人立傳的方式得到展現。

從托馬斯·潘恩將美國視為從歐洲的世襲性不平等社會中解放出來的自由社會的理想，到廢奴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呼籲的從法律和習俗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的願景；從勞工騎士團的合作性共和國的概念，到社會主義者要求工人組建與他們自己的抱負相稱的社會的呼籲；從新左派支持將個人解放視作與物質豐裕同樣是完全值得追求的目標，到當前反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的努力，每一代人都為持續進行的激進傳統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我們所能想到的我們歷史上的許多最令人讚歎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國激進主義的產物，包括廢除奴隸制，婦女權利的顯著擴展，對公民自由和我們持異議的權利的尊重，以及今天為了馴服猖獗的資本主義和與經濟不平等作鬥爭的努力等。我們當前關於自由、平等和公民權利的許多理念都是由美國的激進派首先提出來的。

我告訴學生，廢奴主義運動比其他任何運動都更能展現美國是如何做到激進變革的。廢奴主義者的首要任務是打破緘默，而政黨、教會等機構竭力阻止公眾討論奴隸制問題。儘管廢奴主義者內部在策略和戰術上不盡相同，但他們都認為，激進變革需要社會運動參與者和開明政治領導之間的合作。內戰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有組織的勞工、平民主義者、婦女權利的倡導者，以及許多其他的激進活動家，都把對奴隸制的討伐作為一種鼓舞和榜樣，而諸如「工資奴隸制」和「性別奴隸制」之類的口號，也都採用了奴隸制的語言。我還花大量時間討論婦女平等的長期鬥爭，以及它是如何挑戰美國社會的根基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獨立領域」的思想；依從丈夫保護的妻子身份（coverture）的原則——根據這種原則，已婚婦女的法律身份是依附於她的丈夫的；以及將家庭劃分為一個與權力、權利和壓制等問題隔絕開來的場所的問題。

方納著《給我自由》

2008年歐巴馬的競選運動動員了數百萬並不熟悉政治的人，這個事例表明了大眾運動與政治行動之間的共生關係。不幸的是，即使在歐巴馬任職之前，他顯然對構建幫助將他選為總統的大眾激情缺乏興趣。2008年11月底的一次記者招待會徹底透露了這一點，其時有人問歐巴馬，如何調和競選口號「我們相信改變」與任命那些主要是由同一批新自由主義思想家組成的經濟團隊——這些思想家是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之間的矛盾。歐巴馬回答道：「改變的願景首先來自於我。」正如我在課上所提到的那樣，人們可以將歐巴馬自上而下的評論比作20世紀初社會主義者尤金·德布斯的評論：「即使我可以，我也不會把你們帶入應許之地，因為如果我可以把你們帶進去，其他人也可以把你們帶出來。」

德布斯明白，是社會運動，而不僅僅是政治領袖，才使得改變社會成為可能。歐巴馬從未真正學到這一點。他大力支持民權運動，試圖以此與歷史建立某種認同，而這樣做幾乎不會引起任何爭議，畢竟馬丁·路德·金的生日已是全國性的節日，何況格倫·貝克（Glenn Beck）還聲稱這是他的遺產。即使那樣，歐巴馬仍然支持一種經過美化的民權運動，這種民權運動實現了美國基本理想的承諾，而不是金所希望看到的那樣一個未竟的「價值觀革命」。歐巴馬並沒有調用那個說出了「民主社會主義」、發動了窮人運動、支持反戰運動的激進的金。

歐巴馬有意利用的另一個歷史人物是亞伯拉罕·林肯。2007年，他在林肯的家鄉、伊利諾伊州的斯普林菲爾德宣布了自己的候選資格，他在宣誓就職時使用的是林肯當年就職時使用的同一本聖經。然而，林肯尊重廢奴主義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激進共和黨領袖查爾斯·薩姆納等左翼人物，並將他們的一些目標認真地採納為自己的政策；歐巴馬似乎認為，批評只不過是一種令人不悅之事。他曾指責自由派批評者是偽善的純粹主義者，他更感興趣的是打出一個原則性的立場標杆，而不是把事情做好。而林肯是歡迎批評的；歐巴馬一直認為自己（而且通常總是這樣）「是白宮里最聰明的人」，好像並不認為自己應該向其他人多多學習。不同的意見似乎從未能進入歐巴馬政府的內室。

我所講授的「美國的激進傳統」從來都不是一門簡單課程。它意味著並不是每個大學部生都了解「主流」美國史的基本知識，而且這門課吸引了非常多元化的學生群體，既包括那些希望完成本系課程要求的史學專業學生，也包括那些試圖從歷史中尋求一種有用的過去的活躍分子。雖然如此，許多學生似乎都享受學習那種之前很少有人熟悉的歷史。網上評教詢問學生從這門課程中學到了什麼時，一位學生說：「對我來說，這門課提供了關於美國史的全新視角。」另一位學生說：「這門課教會我如何用批判性的視角審視美國史。」還有一位學生，或許是有點過於熱情地宣稱：「我學會了如何發動一場革命。」

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我每三四年都會教一次類似這門課的課程。由於我們的政治已被保守氛圍籠罩，許多具有激進主義傾向的學生感覺受到了排斥，我經常在最後告訴學生不要氣餒，並提醒他們，每一代美國人都見證了某種激進浪潮。我指出，儘管面臨極大的困難，道格拉斯、德布斯、金、伊麗莎白·斯坦頓、瑪格麗特·桑格、馬可姆·艾克斯，以及我們研究的許多其他人都沒有放棄希望：他們願意奮鬥，甚至在獲取部分成功之前，他們長期都在失敗。而且同樣重要的是，要記住所有革命都是未完成的，所有勝利都不是完整的，而每一個成功或失敗只是開啟了後來的鬥爭。

方納著《美國自由的故事》

去年春天，這些警告被證明是沒有必要的。我曾擔心，對華盛頓僵局的失望和歐巴馬當政時期較小的變化程度會讓我的學生對政治感到幻滅。我本來不應該擔心的：不管他們如何看待歐巴馬，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被桑德斯的叛亂點燃了，2016年被證明是講授激進主義歷史的幸運時刻。與以往許多激進主義的浪潮一樣，伯尼的激進主義浪潮的到來完全是一個意外。不久前，歷史學家史蒂夫·弗雷澤（Steve Fraser）出版了《沉默的年代》（The Age ofAcquiescence），該書拿第一次鍍金時代與我們的時代做了比較，並悲觀地得出結論說，與19世紀末不同的是，今天的美國根本不存在大眾反抗。弗雷澤最近承認，他必須重新思考這個結論了，因為桑德斯競選的成就之一就是用力敲開了冷戰意識形態的長期限制，而使經濟不平等問題成為公共討論的一部分。一個多世紀之前，德國社會學家維爾納·桑巴特曾提出著名的問題：「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最近這些天的問題則是：「為什麼如此多的選民支持一位自稱為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人當選總統？」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在18至24歲的人之中，支持社會主義的人的比例要高於支持資本主義的人的比例——鑒於目前資本主義事實上存在嚴重的功能紊亂問題，這個結果不應該令人感到意外。

現在還很難說桑德斯競選運動帶來的熱情能否在最近的大選中倖存下來。但這需要一種歷史視角來理解它的根源與可能性。儘管在某種程度上桑德斯的競選運動完全就是一種意外，但桑德斯的挑戰並不是空穴來風。其興起早有預言：1999年抗議世貿組織的西雅圖示威遊行，以及近期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和遍及全國的相似抗議運動；爭取15美元最低工資的運動；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的驚人成功；以及反對驅逐移民、反對大規模監禁和反對警察虐待有色人種的運動等。隨著它的展開，伯尼的競選活動為我提供了連接過去與當下的大量機會。就在《紐約時報》以桑德斯不切實際為由支持希拉里·柯林頓為民主黨總統提名人那天，我的學生們討論了反奴隸制運動。「究竟什麼才是政治可行性？」我問他們。在185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和內戰的頭兩年裡，廣泛被認為是實用主義政治家典範的林肯提出了一項廢除奴隸制的方案，這個方案要求漸進解放奴隸，給奴隸主提供金錢補償，並為獲得解放的黑人在美國之外建立殖民地。這項草率的方案根本不具有實施的可能性。正是那些仍被某些歷史學家視為不負責任的狂熱者的廢奴主義者提出了最終獲得通過（當然，它最後是在林肯的幫助下）的方案：立即、無償地廢除奴隸制，並把黑人轉變成美國公民。

每次講授「美國的激進傳統」時，我最後都預言（有些時候會比其他時候具有更大的信心）美國會出現新一代的激進主義者。我提醒我的學生說，激進主義從來都是一樁艱苦的事業。但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機會的時刻。正如安東尼奧·葛蘭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要結束時所觀察到的那樣，舊秩序正在消失，但新秩序尚未建立。在冷戰結束后的一段時間裡，我們似乎註定要生活在一個除了不受管制的資本主義之外只能生活在宗教原教旨主義或排外仇恨以及種族主義的世界里了。然後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新自由主義的心臟插入了一根木棍，而新自由主義是過去一代人佔據主流的意識形態（儘管其幽靈仍然在地球上遊盪，包括飄蕩在歐巴馬政府的走廊里）。桑德斯競選活動的偉大成就就是填補了這個真空狀態，並開啟了一個新的願景。唐納德·川普的當選，儘管在許多方面都是災難性的，則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對左派來說，這也是一個鑄造新的政策來推動政治、社會和經濟平等的機會。

任何一種新的激進主義都需要從過去學到經驗，而不只是簡單地重演過去。新的美國激進主義必須是開放和多元的，使用美國社會的語言，但善於接受日益來自互相連接的世界的見解。我認為我們已經學到的一個教訓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單個人的身上（包括歐巴馬和桑德斯）是導致失望的原因。保持大眾動員的活力必須要優先於依靠任何個人的力量。也不應該再恪守單一的「政黨路線」的策略：廢奴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都被分成了許多小群體。遵循不同的、甚至有時候是互相矛盾的道路很可能會帶來更強大的力量，而不是分裂和衰弱。與此同時，在上一代人中大量湧現的只關注某個單一問題的組織，則需要建立這樣的意識，即努力重新奪回使本組織成為某種要求社會變革的更大運動的一部分，以解決不同群體和利益的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一些黨派至少部分地體現了這種走向。

在這門課大綱的首頁上，我總是寫上馬克斯·韋伯的話，這句話駁斥了那些認為社會批評家應該把他們的目光只關注於「實際」政策的觀點：「在這個世界上，若非人們再接再厲地追求不可能的事，那些可能的事也無法達成。」

方納最新著作《自由之路》中譯本

方納教授簡介：

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1943年生於紐約，是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哥倫比亞大學德威特·柯林頓歷史學講席教授，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和英國皇家科學院通訊院士。曾任美國歷史學家組織主席（1993）、美國歷史學會主席（2000）和美國歷史學家協會主席（2006）。

方納在美國內戰與重建史、非裔美國人史、奴隸制研究、美國政治文化史、林肯研究等領域中勤奮耕耘半個世紀，出版了近30部著作，其中多部專著以史料紮實、觀點獨到、思想深刻、文筆精美而成為美國史研究的經典著作，包括：《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內戰前共和黨的意識形態》（1970）、《湯姆·潘恩與美國革命》（1976）、《除了自由一無所有：奴隸解放及其遺產》（1983）、《重建：美利堅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1988，獲班克羅夫特史學獎等6項學術獎）、《美國自由的故事》（1998）、《誰擁有歷史：在變化的世界中重新思考過去》（2002）、《給我自由！一部美國的歷史》（兩卷本，2004）、《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2010，獲7項學術獎，包括普利策獎、班克羅夫特史學獎、林肯獎等）和《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2015）。方納著作中有多部被譯成中文、日文、義大利文、韓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其學術成果在世界範圍內享有崇高的聲譽，具有廣泛的影響。

方納是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在美國知識界和公眾輿論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他長期擔任著名思想性雜誌《民族》（Nation）的專欄撰稿人，參與籌劃了多起面對公眾的大型歷史展覽，以新美國史觀重新解釋美國歷史。他還應邀在數百所美國大學、研究機構、公共教育機構和歷史社團開設美國歷史講座。他寫作的美國通史讀本《給我自由：一部美國的歷史》成為600多所美國大學的首選美國史教材。

方納是美國歷史學界為數不多的同時具有廣泛的國內和國際影響力的美國歷史學家。方納先後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希伯來大學、莫斯科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克萊蒙特學院等擔任美國史講座教授，兩次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偉大教師」的榮譽稱號，並被倫敦大學、普利斯頓大學、紐約州立大學、達特茅斯學院和利哈伊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