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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三千事: 中國首次教派與王權鬥爭的頂峰-周武帝滅佛

古今三千事: 中國首次教派與王權鬥爭的頂峰-周武帝滅佛

自西晉末年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後,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十分尖銳。這些少數民族統治者在鎮壓漢人等各族勞動人民的同時,他們都極力利用佛教和道教,來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識。因此,佛、道二教在北部廣泛地傳播開來。據《魏書·釋老志》記載,北魏末年,僅京城洛陽(今洛陽市東北12公里)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龜元年(518年)時,「寺奪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陰之變,王公朝士多死,「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為寺矣。」至東魏末年,略而計之,全境有寺三萬有餘,僧尼達二百萬。道教在北魏、東魏時也很受朝廷的重視,並有很大的發展,然而道觀、道士之教遠不及佛寺、僧尼。

北齊時,首都鄴城(今河北臨漳縣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據《歷代三寶記》記載:城內有寺院4000所,僧尼共8萬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數不減東魏末年。由於佛教受到最高統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種優越條件,東魏、北齊時出現的許多名僧,如慧光,在東魏時任都統,北齊時為國統,是地論學派南派(鄴都)的開創者,也是四分律宗的祖師。慧文,是天台宗之祖。慧可,他繼承和發展菩提達摩的禪學思想,被尊為佛教最有影響的禪宗的第二祖師。至隋唐,慧光、慧文、慧可的佛學思想,便最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佛教教派——華嚴宗、天台宗、禪宗。

但是佛教、道教勢力的擴張,不僅損害了政府的稅收與徭役、兵役,也妨礙了世俗地主經濟勢力的擴展。佛教「捐六親,舍禮義」,以及佛、道的虛幻想說等,都成了儒生的攻擊目標。他們從維護正統文化的立場出發,極力攻擊和貶低佛、道。劉晝稱「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陁謂佛教是「胡妖亂華。」樊遜又更進一步。《北齊書·樊遜傳》:天保五年(554年)文宣帝詢問對佛教道教的意見時,遜答道:道教之「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系風,學之如捕影。……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情放縱,還同俗物?」他稱僧、尼、道為「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只是由於最高統治者的袒護,佛、道二教在北齊的發展才沒有受到影響。

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繼承人、北周的孝閔帝宇文覺、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誠,故佛教在其境內長盛不衰。道教也在這時迅速發展壯大。其時「緇衣(指僧尼)之眾,參半於平俗;黃服(指道士)之徒,數過於正戶。」雖然佛教、道教都是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但是,這麼多的不向政府納稅服役而佔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對於國小民寡的北周來說,實在是一個嚴重的損失。寺院、道觀地主不但在經濟上與官府、世俗地主發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與恪守儒家學說的土大夫發生矛盾,佛、道之間也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發生衝突。

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術,勵精圖治。在位期間,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都進行過一系列的改革。據《廣弘明集》卷7《敘列代王臣滯惑解》載言: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衛元嵩上書說:「國治不在浮圖,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啟運,遠慕唐、虞之化,宜遺齊、梁之末法。」他的意見深受周武帝的讚賞。

這時道士張賓也上書請求廢除佛教。於是,周武帝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討論三教的優劣。意在壓低佛教的地位,定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可是,當時執掌朝政大權的是篤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護,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鄄鸞等上書詆毀道教,因此,雖經多次討論,三教未能定位。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誅宇文護,始掌朝政大權。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進行辯論,始定出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的位次。由於名僧僧勔、僧猛、靜藹、道積等奮起抗爭,極力詆毀、排斥道教,又使這次的位次未能付諸實現。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進行辯論。在會上,佛、道兩家鬥爭非常激烈。據《續高僧傳·智炫傳》記載,智炫在辯論時力挫道士張賓,周武帝為道教護短,斥佛教不凈,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凈尤甚!」

武帝這次原來只想罷斥佛教,由於道教的迷信方術和教義的虛妄,經道安、甄彎、智炫等人的揭發,已經徹底暴露,因此,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即僧尼)道士,並令還民。」詔令發布之後,立即實施。「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藍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

這年六月,武帝又下詔立通道觀。使「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蹟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通道觀的學士共120人,都是儒、道、佛的名流。他們的任務是研究三教的哲理,探討宏深的「至道」和幽玄的「理極」,並達到彌合三教的分歧,使「爭驅靡息」的目的。

建德六年(577年)滅北齊后,周武帝在鄴城新殿多次召請名僧,解釋尊儒佛的原因與意義,與會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語,只有慧遠明確表示反對,並且以阿鼻地獄相威脅。佛教徒任道林也上書反對毀佛,以因果報應進行恐嚇。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無心信佛。他權衡得失后,最終決定在原齊國境內滅佛,寺院等「還准毀之」於是,整個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絕了。

周武帝這次滅佛比較徹底。據《房錄》卷11記載:其時「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共40千,盡賜王公,充為宅第。三方釋子減300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

周武帝滅佛,目的雖然和魏太武帝滅佛一樣,都是為了擴大財源,鞏固政權,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不同:第一,這次滅佛,是經過多次辯論之後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準備。第二,這次沒有採取坑殺僧、尼、道士和搗毀寺、觀的作法,而是將寺、觀賜給王公,讓僧尼等還為編戶。對於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員的身份送到通道觀進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職,如以曇為光祿大夫,法智為洋川太守,普曠為岐山郡從事,等等。總之,方式方法比較溫和。

這次滅佛,北周政府不僅獲得了大量的寺觀財富,而且獲得了近300萬的編民,遂使生產日益發展,「租、調年增,兵師日盛。」從而,為後來隋朝的統一和對突厥的鬥爭,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強大的軍事實力。而通道觀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與互相滲透,為建立以儒家為治國之本,輔以道、佛的三教結合的新的封建統治服務思想體系,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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