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統治下美國的新中東政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托馬斯·P·M·巴尼特（Thomas P.M. Barnett）哲學博士

高級研究員

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

反覆無常的川普

唐納德·J·川普（Donald J.Trump）總統曾表示，要建立一屆貌似混亂而令人無從預測的政府。迄今為止，他彷彿正在逐步實現自己的「諾言」。其中，他針對中東地區的表述、政策與行動也毫不例外。在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是：儘管川普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允諾美國不會參與敘利亞內戰（除了針對「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的打擊行為），而事實上，正如人們所看到的，川普上台後的首次軍事打擊行動正是直接針對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領導下的軍隊，號稱「為了報復敘利亞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攻擊平民的行為」。那麼，川普為何要下此決心呢？滑稽的是，川普竟然是被電視上因遭受攻擊而死的孩童們的照片而「觸動」的。如果沒有那些影像資料，生性多疑的川普總統則可能輕易地將此類事件描述為「假新聞」。這對美國的潛在敵人而言，能夠得到什麼教訓呢？——那就是一定要儘力控制影像資料和媒體。這當然非常滑稽。

以前，沒有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像川普那樣，在剛剛入住白宮不久便連續發表如此多自相矛盾而又觸犯眾怒的地緣政治問題聲明。同時，川普總統及其僚屬還口口聲聲稱，這些聲明將作為未來美國行動的指南。就美國軍隊軍事行動而言，不僅反映了川普本人總是憑一時興緻的精神特質（從其對待敘利亞問題的策略上可窺一斑），而且體現出其戰區指揮員在戰術上的侵略性（美軍在阿富汗戰場上投下恐怖的「炸彈之母」）（譯註：「炸彈之母」指美軍GBU-43大型空爆炸彈，是美軍研製的新型大型燃燒空氣炸彈，重約9.5噸，是迄今為止美軍研製的最大的非核炸彈。 2017年4月13日，美軍在阿富汗首次使用這種炸彈。）——目前尚不知這些前方指揮員是否與白宮奉行和堅持同一安全戰略。由於川普政府為軍隊賦予新的作戰自由，那麼美國的敵人與盟友將很難辨識某次軍事行動是由白宮那一級別策動的。另一方面，在這種混亂的官僚體制環境下，美國內部勢必會發生相互推諉、扯皮的現象。

此外，正如發布禁止某些穆斯林國家的公民進入美國一樣，川普總統的多項舉措都是令人厭惡而且徒勞無功的——如果他認為這有助於維持其在國內選民心目中的威望，那麼就大錯特錯了。也許川普懷有強烈的權力渴求欲，但這往往恰好被聰明的敵人與朋友加以利用——正如這次出訪中東，沙烏地阿拉伯方面之所以過分熱情而高規格地予以接待，並非真正處於對川普的虔誠與敬仰（譯註：沙烏地阿拉伯在此次會晤中獲得巨額軍售訂單。）。

由於川普一貫堅持「瓦解分化是壯大自己、打壓敵人的重要手段」的理念，那麼他在中東問題上也體現為明顯的孤立主義手法。川普僅僅注重結果，而忽略了手段的重要性。這完全不利於中東地區的長治久安。與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的「大棒」戰略（譯註：主要指打壓地區大國）不同的是，川普總統似乎更願意挑起中東地區各國激烈的雙邊、多邊關係，以增加其談判的籌碼並從中漁利。

在這種背景下，任何有關川普中東政策的分析都顯得非常艱難。2017年5月，川普總統認為，將以色列與遜尼派國家聯合起來對付伊朗，是實現一系列地區目標（包括巴以和平、敘利亞與伊拉克安全穩定、打擊「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叫停或延緩伊朗核項目等）的最佳途徑。然而，他可能在未來數周或數月內輕易地改變其想法。可以說，如果川普總統認為背叛某個盟國可以給他帶領的政府「加分」或者有利於實現其它目標，那麼他通常一定會這樣做。

多極政府釀就一套自相矛盾的地區戰略

許多人都知道，川普鼓勵在其治下的政府內部出現多個相互競爭的權力中心。無論在白宮內，還是在其政府內閣中，這一點都體現得十分明顯。

在白宮，存在兩大集團相互掣肘：一派是由斯蒂芬·班農（Stephen Bannon）（譯註：美國總統首席戰略專家和高級顧問，號稱「國師」。）領導的民粹主義者；另一派是由加里·科恩（Gary Cohn）（譯註：美國國家經濟委員主席）和賈瑞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譯註：新澤西州地產大亨查理斯·庫斯納的兒子，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的大女婿，現為白宮高級顧問、川普的核心智囊人物之一。）領導的全球化主義者。在中東問題上，民粹主義者是堅決反穆斯林并力挺以色列的；相比而言，全球化主義者則強調要用他們自己的方法加以有效管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科恩和庫什納都是猶太人）。目前看來，全球化主義者佔得上風。

在政府內閣，全球化主義者的勢力相對較弱，主要安插在國務院和商務部——其中，由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任美國國務卿，商務部由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任美國商務部部長。然而，民粹主義者主要集中在國內立法監管部門，如環境保護署。從近期川普總統宣布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中，正折射出民粹主義在川普內閣中蘊藏的力量。

如果考慮國家安全領域，那麼川普政府內部又出現第三大力量中心：包括以退役上將約翰·凱利（John Kelly）為代表的國土安全部（譯註：凱利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40多年，2012年升任美國南方司令部司令，主要負責應對中南美洲毒品犯罪帶來的安全隱患和威脅。作為川普政府的國土安全部部長，肩負計劃與實施在美墨邊境造牆以及遣返非法移民的重要任務。）、以退役上將吉姆·馬蒂斯（Jim Mattis）為代表的國防部以及以退役中將H·R·麥克馬斯特（H.R.McMaster）為代表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譯註：麥克馬斯特為川普政府的新任國家安全顧問，以接替因「通俄門」事件而辭職的弗林。此前，麥克馬斯特為現役軍人，美國陸軍能力集成中心主任。）。再加上當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約瑟夫·鄧福德（Joseph Dunford）上將，他們都曾支持與實施（可能處於勉強與政治壓力）前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的所謂的「增兵計劃」，以對當時伊拉克境內日益嚴峻的叛亂形勢進行鎮壓。所有這些人都認為，應當給予前線指揮員最大程度的行動自由和資源，支持他們完成作戰目標，同時儘可能保持與當地、地區夥伴之間的協作。

這種基於軍人背景的實用主義，再加上國防部長馬蒂斯個人將伊朗作為中東地區穩定的首要威脅的思維定勢，以致於國家安全部門在民粹主義（注重以色列）與全球化主義（注重富含石油的海灣君主制國家）之間達成明顯妥協。在此背景下，重在控制伊朗日益增長的地區影響力的以色列與遜尼派國家聯盟在影響上力壓川普打擊伊斯蘭國的意圖。而事實上，在過去8年時間裡，德黑蘭在打擊敘利亞與伊拉克境內遜尼派極端組織方面做的比其它任何一個國家都多；而沙烏地阿拉伯（與土耳其一道）卻成為「伊斯蘭國」恐怖組織作為一個破壞性強的反什葉派恐怖組織迅速崛起之幫凶。

可以說，川普之所以一改競選前對沙烏地王室嚴厲的批評措辭（這些措辭大多是很客觀的），正反映了川普總統：（a）順從於強硬的軍方領導（特別是國防部長馬蒂斯）；（b）個人內心對極端財富與強硬領導的羨慕；（c）有些天真地認為，一個針對伊朗的聯盟可以使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繞開巴勒斯坦問題——這一點與川普嫻熟的談判技能有關。然而，有理由相信，川普政府這種靠多個權力中心生硬地揉合在一起的地區戰略是很難成功的。

川普的中東戰略似乎與美國冷戰本能有關

當前，川普政府有關組建以色列與遜尼派國家聯盟對付伊朗的決策，與冷戰期間美國將遜尼派專制國家聯合起來的決策同出一轍——後者先是用於對付泛阿拉伯社會主義（又稱「納賽爾主義」）（譯註：阿拉伯民族主義又稱「泛阿拉伯主義」，是一種民族主義思想。這種思想頌揚阿拉伯民族、語言及文學，並訴求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統一。納賽爾是20世紀50年代埃及總統，被視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主張在阿拉伯世界開展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后，又用於抵制蘇聯咄咄逼人的侵略態勢。無論是1957年首次提出將遜尼派專制國家聯合起來對付泛阿拉伯社會主義的艾森豪威爾政府，還是1980年轉而提出要用這種聯盟對付蘇聯英雄的卡特政府，都站在沙烏地阿拉伯一方。這有意無意地誘使利雅得（譯註：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在接下來幾十年內持續不斷地向整個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輸出其極端瓦哈比教派（Wahhabism）（譯註：瓦哈比派又稱「伊斯蘭復古主義」、「原教旨主義」，是興起於18世紀的一股伊斯蘭教遜尼派支脈，以首倡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比的名字而得名，被沙烏地阿拉伯奉為國教。該派在教義上極度保守，信徒主要在沙烏地阿拉伯和卡達。）神權論思想。事實上，「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恐怖組織都是這種高度孤立的、反西方的極端思想的產物——要知道，在沙烏地阿拉伯的資助下，北非、巴爾幹半島、波斯灣地區、高加索國家、阿富汗-巴其斯坦、中亞地區、南亞地區及東南亞地區（近期甚至在歐洲）曾湧現出大量宗教學校。

如果我們懷疑歷史上絕大多數反西方、反斯拉夫、反亞洲的恐怖主義都是遜尼派極端恐怖主義網路（相對於什葉派而言）所為，那麼，迄今為止採取這種非對稱手段的最成功、最有影響力的國家莫過於沙烏地阿拉伯了。這相對於伊朗帶來的威脅要大很多。不容忽視的另一個事實是，從內部看，由伊斯蘭原教主義者發起的絕大多數恐怖主義都捲入遜尼派與什葉派民眾之間無休止的宗教衝突。從這個角度看，利雅得的首要攻擊目標始終是德黑蘭——這個穆斯林世界「老大」地位的最有力競爭者。更大的問題在於：西方國家一口咬定「阿富汗是『基地』組織的溫床」、「伊拉克是『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的溫床」，但卻不知道這些恐怖組織的「種子」實際上是沙烏地阿拉伯王室刻意種植與資助的。而沙烏地的行為得到了美國的默許或縱容。

當前，由於聽從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將伊朗看作中東地區安全穩定最大威脅的觀點，川普總統在打擊「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恐怖組織方面表現出類似的戰略「天真」。川普認為，遜尼派國家可以通過社會管控等手段，有效壓制他們國家內部的宗教極端主義活動。殊不知，沙烏地阿拉伯將繼續公開支持遜尼派跨國恐怖主義網路，並以此作為抑制伊朗不斷增長的地區影響力的一種重要手段。

過去，有些西方專家曾譏諷道，「美國在反恐戰爭中總是善於同時資助戰爭雙方。」他們的意思是，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曾將沙烏地阿拉伯看作「必要的魔鬼」。貝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上台後，一度謀求結束這種「偽善」，意圖讓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學會如何與對方合作分享地區影響力。「阿拉伯之春」運動結束后不久，在席捲整個中東地區的什葉派與遜尼派的衝突中，歐巴馬總統拒絕選邊站隊。相比而言，川普總統的行為更像是對歷史的倒行逆施——他堅決站在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的一邊，而站在什葉派伊朗的對立面。可以預料，在未來若干年內，川普的這項決策勢必使跨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宗教衝突更為惡化。

川普政府民粹主義陣營贊同這一戰略選擇。這是因為，他們從心底里並不打算為這些地區衝突「埋單」。相反，他們似乎更願意將極端伊斯蘭宗教問題這個「燙手山芋」交給歐洲、俄羅斯、印度甚至不斷崛起的。在「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的口號下，當前世界上其它大國應當承擔起打擊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戰爭的重任，而川普政府卻在追求「使美國再次偉大起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與當年的布希政府相比，川普政府表現得更陰險：布希政府在中東打仗的同時，還支付戰爭所需的金錢；而川普政府只想在中東打仗，卻意欲讓其它國家為其埋單（通常通過購買巨額美國武器裝備等途徑）。

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與土耳其之間的三角競爭關係

當前，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之間圍繞伊斯蘭世界影響力之爭，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激烈。當遜尼派專制國家由於受「阿拉伯之春」運動的影響而處於守勢時，伊朗的地區影響力得到一定擴張，而沙烏地阿拉伯的地區影響力明顯被削弱。現在，利雅得認為，沙烏地阿拉伯的周邊國家已經淪入德黑蘭代理人的統治之下，包括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葉門和加沙地帶。

近年來，沙烏地阿拉伯的動向值得關註：（a）直接或間接地鼓勵「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在敘利亞和伊拉克興起，作為分裂所謂的「什葉派新月帶」的重要手段；（b）在葉門發起血腥而基本上無效的軍事介入行動，旨在根除那裡的胡塞反叛武裝份子；（c）糾集有關穆斯林國家，組建「伊斯蘭反恐軍事同盟」——儘管該同盟聲稱致力於反恐活動，但實際上卻是一個以反恐作幌子的遜尼派反伊朗國家聯盟。現在，在川普總統有關組建反伊朗聯盟的公開聲明的作用下，沙烏地阿拉伯主動擔當向伊朗發起攻勢的急先鋒。

從歷史的角度看，伊朗在核談判后通常會做出帶有機會主義色彩的侵略性行為。毫無疑問，既然世界各國普遍承認伊朗是一個事實上（或潛在的）的核國家（儘管這可能是心照不宣的），那麼這必然會對德黑蘭稱霸中東地區、染指地區外事務的野心起到一定促動作用——正如同第一版《戰略武器限制條約》（SALT）之於蘇聯一樣。事實上，這等同於美國承認：由於伊朗核威懾的出現，不動用軍事手段是無法推翻伊朗現政府的。目前，儘管伊朗尚缺乏核武器化的能力，但是伊朗的核威懾效果已經初具成效：除動用核武器予以打擊外，美國似乎沒有其它方法能夠阻止伊朗的「核步伐」；另一方面，既然美國沒有下定決定動用核武器予以打擊，那麼也就意味著伊朗已經擁有非對稱卻很管用的核威懾力量。與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蘇聯類似，這種「核保護傘」使得伊朗更為從容地參與地區或全球地緣政治角逐，而不再擔心會遭致西方國家直接常規軍事入侵。基於以上考慮，在未來若干年內，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對抗可能更趨激烈。

在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與土耳其的三角博弈關係中，土耳其扮演「搖擺人」的角色。受埃及與敘利亞后「阿拉伯之春」政治運動的影響，安卡拉迅速衰落，並逐漸被中東地區其它國家孤立起來。當前，土耳其政府在許多重大事務上都追隨利雅得。鑒於安卡拉支持利雅得建立的廣泛的遜尼派反伊朗聯盟，近期川普竟然公開表揚埃爾多安政權的國內治理能力（譯註：在作者看來，埃爾多安政權是極不民主的。）。另一方面，利雅得也需要安卡拉能夠承擔起補充敘利亞、伊拉克境內由於「伊斯蘭國」恐怖組織退卻而留下的安全「真空」——事實上，埃爾多安非常害怕這些安全真空由伊朗的代理人（國）來填充。

不過，安卡拉與德黑蘭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會無限升級。很顯然，強勁而富有成效的貿易關係，符合這兩個在經濟上艱難行進的國家的根本利益。事實上，土耳其經常利用其與德黑蘭之間的關係，在一些爭議問題（包括敘利亞、伊拉克持續動蕩問題）上充當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調解人」。由於沒有清除阿薩德（譯註：敘利亞總統），當前埃爾多安尋求在遜尼派心臟地帶維持后「伊斯蘭國」時代的和平狀況——這也是德黑蘭所追求的，但卻是利雅得所不可接受的（譯註：如前所述，利雅得不希望形成有利於德黑蘭的所謂的「什葉派新月帶」）。美國支持敘利亞、伊拉克境內的庫爾德武裝，這是問題更為複雜。

川普時代美國的重要地區關係

（1）與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雙邊關係

近期川普訪問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成果表明，美國新政府正在為利雅得在中東地區乃至更廣泛世界推進其反什葉派、反伊朗進程提供最大的自由度以及空前的安全支持——這一點可以通過美國向沙烏地阿拉伯提供的巨額軍售管窺一斑。

由此帶來的戰略矛盾是令人感到吃驚的：很顯然，利雅得將繼續為「伊斯蘭國」（ISIS）恐怖組織以及「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AQAP）提供秘密支持；而長期以來，這兩個國際恐怖組織早已被美國情報機構列入會對美國安全構成直接威脅的「黑名單」。結果，利雅得必將加大對華盛頓的遊說力度，加強同華盛頓之間的公共關係，同時極力在美國公眾面前掩藏其不可告人的險惡用心。當然，這個潛在的嚴峻問題通常只有在「伊斯蘭國」恐怖組織或「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對美國資產（譯註：包括美國本土、美國海外基地、美軍部隊或美國公民）成功實施直接的恐怖襲擊后，才可能浮現到世人面前。不過，如果說當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利雅得仍能夠與布希政府保持良好關係，那麼很難想象，如果沙烏地王室遭受足夠大的恐怖襲擊，是否有利於沙烏地與川普政府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升溫呢?

（2）與以色列之間的雙邊關係

很顯然，川普政府這種將伊朗視為中東地區最大威脅的說法與做法，得到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的積極歡迎。自今年1月份川普宣誓就職以來，內塔尼亞胡政府一直忙於在已佔巴勒斯坦領土上建造定居點。然而，當美國確定向沙烏地阿拉伯出售大宗武器裝備（特別是計劃出售「薩德」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后，以色列許多政治家都感到很震驚。以色列大多數安全專家認為，這很可能削弱以色列在中東地區長期以來確立的空中優勢。

儘管巴勒斯坦立法者對川普總統有有關「促進巴勒斯坦與以色列永久和平」的表態感到樂觀（很大程度是由於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結為反伊朗聯盟），但從歷史的視角看，要想在巴以問題上取得任何外交突破都非常艱難。川普的白宮已經向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發出信號——他們都可以在未得到美國授意的情況下追求本國的地區目標。從這一點看，未來川普不可能為實現巴以和平這麼困難的目標而耗費任何政治資本，更不用說向以色列直接施壓了。

（3）與伊朗之間的雙邊關係

川普政府可能尋求退出「P5+1」六國核集團（譯註：P5+1 是指2006年針對伊朗核試驗問題而嘗試說服伊朗停止核計劃的國際組織，包括美國、英國、法國、、俄國和德國六個國家。即五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外加德國。），而其它參與方不可能效仿這樣的做法。這就意味著，伊朗不會再次淪為國際經濟制裁的重災區。此外，魯哈尼（Rouhani）的再次當選也表明，德黑蘭將繼續推動國內改革與全球經濟擴張。

另一方面，國際社會期望伊朗繼續在地區衝突（譯註：主要指伊拉克、敘利亞境內的武裝衝突）中發揮積極作用。在此背景下，川普近期關於「伊朗是主要的地區不穩定因素」的論調，不可能觸發美國針對德黑蘭的持續的外交活動。

（4）與俄羅斯之間的雙邊關係

俄羅斯不願意在打擊「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的持續的行動中給美國扮演「小夥伴」的角色；而事實上，幾乎沒有任何跡象能夠表明川普政府在追求這種依附或順從關係。儘管川普政府與俄羅斯之間存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矛盾，但作為美國總統，川普的行為對北約的統一帶來很大負面影響。此外，川普白宮已經公開承認俄羅斯在其西部、南部邊緣的影響力。

儘管美國國內各種政論及媒體文章繼續對普京政府進行妖魔化，但莫斯科對川普政府卻非常滿意——後者承認俄羅斯是美國在世界舞台上足可以匹敵的對手。莫斯科將利用與伊朗之間的良好關係，要求美國在敘利亞問題及在對俄制裁（與克里米亞問題有關）方面做出妥協；當然，德黑蘭和莫斯科在關於敘利亞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上，尚難達成一致。不過，總的來看，普京政權很可能回歸到俄羅斯在布希政府時期所擔負的角色，即作為華盛頓與伊朗之間的調停人。而這正好給川普總統處理伊朗問題帶來靈活性：將莫斯科當作「胡蘿蔔」，而將利雅得當作「大棒」。

（5）與歐洲之間的雙邊關係

川普上台以來，美國與歐洲的關係已經降至二戰以來歷史最低點。近期川普的外交出訪表明：他對阿拉伯專制國家沒有什麼「訓誡」，但卻非常樂於指責歐洲民選政府。不出所料的是，在川普完成他的歐洲、中東之旅后，多個歐洲大國（尤其是德國）已經開始重新思考歐洲大陸是否應當繼續依靠與新任美國。

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在短短几周時間內已經向莫斯科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即西方內部是非常不統一、非常不團結、相互之間非常不信任的。很顯然，這正是俄羅斯在過去幾十年來所夢寐以求的。此外，川普的中東政策完全聚焦於伊朗，而對北非的關注度非常之少。這進一步將歐洲孤立開來。與處理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事件類似，川普向北約發出信號稱：中東地區難民危機以及歐洲大陸的恐怖襲擊（主要由「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發起）問題，應當由歐洲人自己解決，華盛頓無法給予太多幫助。顯然，這種做派實際上相當於鼓勵俄羅斯普京政權在一系列國家安全問題上「更大膽一些」。

川普的中東政策可能對帶來的影響

川普政府更願意施以大量軍事打擊，但戰略問題考慮較少或考慮不周。目前，美軍指揮員擁有發起決定性打擊的前所未有的自由，而且他們將這麼做。

川普寧可讓其它國家打起來，然後賣軍火給它們。目前來看，已經成為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重要的軍事裝備提供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美國不願意向這些國家提供某些特殊的武器系統。而在川普治下，的這種優勢將喪失——正如人們所看到的，近期川普在出訪中東期間，已經與沙烏地阿拉伯簽署了巨額軍售訂單。

美國軍事行動將對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均產生影響。俄羅斯與伊朗的關係可能繼續走進，而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安全協作水平也將進一步提高。如前所述，土耳其作為一個「搖擺子」，可能傾向於美國、以色列與遜尼派國家聯盟。

時至今日，仍然是中東地區的「局外人」。然而，川普政府為北京提高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特別地，北京可以鞏固與利雅得、德黑蘭之間的關係。

過去超級大國的經驗教訓表明，北京不可能不在中東地區遜尼派與什葉派的衝突中選邊站隊——特別是考慮到遜尼派組織多次發誓要將伊斯蘭聖戰帶入西部的情況下。

川普政府為擴大其在整個中東地區的外交、貿易與安全影響力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窗口，而不用害怕美國的反應。在可預見的未來，儘管美國的軟、硬體實力在中東地區仍將繼續超過，但在美國政治體制環境下，川普的「紅旗」能夠打多久值得懷疑。正如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與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的案例一樣，有預謀的控告、彈劾都可能使川普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易張。對此，應有所準備。

應當繼續全力推進其宏偉的「一帶一路」（OBOR）基礎建設計劃。其中，重點要聚焦於通過中亞進入歐洲的陸路。由於美國在西南亞地區的影響力逐步讓位於俄羅斯，俄羅斯勢必會被中東地區愈演愈烈的遜尼派-什葉派之爭牽扯很大精力。與此同時，由於美軍可能會繼續重視與開發「印度洋-太平洋」的戰略意義，便意味著在「一帶一路」戰略在海上推進將面臨很大挑戰，特別是來自美國、印度與日本的聯合阻滯。

按照川普政府的思路，中東與北非將出現三種不同的勢力範圍：

遜尼派專制國家、埃及和以色列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

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屬於俄羅斯的勢力範圍；

在美國無暇顧及的背景下，北非屬於歐洲的勢力範圍。

可以發現，僅僅美國的勢力範圍可能繼續保持穩定；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的勢力範圍可能變得越來越不穩定。俄羅斯的勢力範圍最終將穩定下來，但必將藉以血的代價——正如車臣問題那樣。

縮略語

AQAP（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

ISIS（Islamic State）「伊斯蘭國」恐怖組織

OBOR（One Belt, One Road）「一帶一路」戰略（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SALT（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戰略武器限制條約

THAAD（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薩德」反導武器系統（又稱「戰區高空區域防空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