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與文化的靈魂 | 中庸的思想

人間事務並非洞穴中的暗影，走出洞穴才能看見事物之所是；相反，唯有下學而後才有上達，對於學者而言，這才是上下通達的可操作方式。這就意味著，上達意義上的涵養本原與下學意義上的事上磨鍊，本身就不可能分離，而不必將應對人間事務視為一種先行性的為了某個「一躍而出」的某種超越瞬間的準備。

——陳贇《中庸的思想》

《中庸的思想》新版自序

陳贇

《中庸的思想》撰於2005年，初版於2007年，歲月如歌，十年的時間不過彈指一瞬，但與世界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崛起的效應已經進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崛起的艱難尤其是其未完成性，使得關於未來方向的思考一再被提出，對何謂的追問不僅沒有減弱而是更加強化了。《中庸的思想》則是對這一追問所提供的一個基於儒學傳統的回答。它沒有將《中庸》這個文本放置在本體論形態的形而上學中加以討論，按照這種討論，之為的關鍵就只能被轉向某種對形而上學本體的領會，其結果就是以思辨的方式給出一個中西思想分別對應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或者體用一如與體用為二，或者天人合一與天人二分的回答，以這樣的方式建立「」內涵的思路即便在今日也還是很常見。但這種理解很難擺脫程顥所警惕的「捉一個中來為中」的危險，程顥曾經說：「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個中來為中。」同樣的危險也潛存於藉助於啟示與信仰，將回答引向神學與宗教維度的詮釋取向。按照那種取向，之為，乃是某種神性的必須通過信仰方能開啟的概念，甚至如果不上升到神性高度，概念就不能達到其終極。所有這些對的界定，都內蘊著對時代狀況的診斷以及相應的解決方式。譬如，以信仰的視角去理解中庸，很可能源於將時代危機理解為信仰缺失。但我卻對這樣一種診斷心懷憂慮，在我看來，那種將當前狀況解釋為信仰危機的取向本身就是因果倒置的；或者退一步說，只要進一步追問這種現狀的解釋所直接導致的行動是什麼（按照這種理解，那麼，回應危機的方式就是無論是政府還是個人，面臨著的問題就是重建宗教、重建信仰。但在這樣一個似乎越來越「世俗化」的時代，這種解決方案，不僅無濟於事，而且迴避了真正的問題。），那麼，其存在的問題也就不言而喻了。人與某種終極的合一，或者在境界化的主體那裡，或者在神秘體驗的主體那裡，才能開啟——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過於簡單化的故事，因為它省略了「家—國—天下」的主題，至少「家—國—天下」變得不再根本；到目前為止，我的最根本的看法並沒有改變：《中庸》所抵達的並不是這樣一種個體與本體之間契合的簡單故事或彼此之間的召喚，而是在「身—家—國—天下」所刻畫的世界總體境域中從事人文化成的事業，即以文化創造的方式參與世界總體的構成；這一「與於斯文」的事業，將我們個人連接到與作為生者的他人以及與作為逝者的他人共同構成的共同體中，既與生者共存，又與鬼神同在，我們的一言一行本身在這個共同體的成員中相互引發、相互激蕩，由此而具有了起源與效應上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的承付既體現了我們作為有限存在者的局限，我們在自我構成的過程中總是不得不面對被給予的因素，但同時也是我們的世界性敞開自身的方式，說到底，我們承付的是我們生存本身所居有的世界性。這並不是說，「身—家—國—天下」所構成的世界總體就是一個純粹世俗化了缺乏神聖性的空間。只是，對於我們這些生存者而言，並不期待也無法確證天道本身可能在天下以外的某個地方顯現，而是只能滿足於在天下去發現天道，一如我們無法在國之外發現天下、在家之外發現國、在身之外發現家。由身以及家、由家以及國、由國以及天下、由天下以及天道，這是我們的必由之路；即便我們對天道有所領悟，但任何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領悟都要求某種回返，即返回到天下、國、家之中，最終反歸吾人自身。《中庸的思想》所強調的便是這種對世界總體的接納，它要求成己、成人與成物的具體統一。但世界本身並非抽象性的，世界性與地方性並存，並且彼此支撐，作為我們的家園的並不僅僅是世界，而同時是世界上的某一地方。何謂的追問在世界性與地方性的雙重維度下才能展開。聖賢、歷史、傳統、禮法等等，所有這些都是構築我們的地方性的方式，也正是在某一個地方，我們見證世界的開顯並接納這個世界。

當然，接納世界並不是沉湎其中，中庸之道作為上下通達的事業本身必須面對世界總體的上下兩極，無形的與有形的上下、時間的上下與空間的上下，無論是何種上下，都意味著兩極，但這兩極究竟是世界本身固有的「兩間」，還是我們據以生存的我屬性的「形式」或是其他，即便對這些本身並沒有明確的答案，但道路依然存在於兩極的連接之中。或許，對於一個修道者而言，與對於一個生活在習氣、風土、環境等所規定的慣性中的人而言，上下之間的關係並非是同樣的，至少在後者那裡是現成的，而在前者那裡是開放的。上下通達要求某種上升之路，同時也要求某種下降之路。上升之路要求「於本原上理會」「就本原上著功」，這個本原在《中庸》中就是「命—性—道—教」中的天命環節。「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它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凡天之所命，必顯於事物，尤在於自身，即其性以見命，由其命以知天，此為上升之路的正途。雖然朱熹也曾說過：「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但這絕非看輕（look down）人間事務。人間事務並非洞穴中的暗影，走出洞穴才能看見事物之所是；相反，唯有下學而後才有上達，對於學者而言，這才是上下通達的可操作方式。這就意味著，上達意義上的涵養本原與下學意義上的事上磨鍊，本身就不可能分離，而不必將應對人間事務視為一種先行性的為了某個「一躍而出」的某種超越瞬間的準備。「上下原不相離，故學即是學其所達，達即是達其所學。」「形而上與形而下，不是兩般道理；下學上達，不是兩截工夫。」同樣，下降之路也不是上升到了事物之所是的真理之光中，而後以哲人或救主的身份重回人間事務的洞穴。這並不是將世界平面化為缺失本質的現象世界，人間事務哪怕就其作為現象而言，也是出於自身，為了自身的，說到底，吾人所戀與所執的，所憂所系的，只是人間，也只能是人間；這就是我們結廬而居的「人境」，除此之外，我們並沒有其他的居所。在這種語境中，敬其天命，便是盡其性；盡其性，便不僅僅只是一種意識的體驗，還是應事接物過程中事事處置得當，各歸其所。「『下學上達』，是天人事理，洞然透徹，無一毫之間隔。聖人所謂上達，只是一舉便都在此，非待下學后旋上達也。」

當上升之路與下降之路會合為同一條道路時，中庸的意義才能真正顯現。因為我們迄今一直在宗教的終極體驗或形而上學的架構內，因而仍需深思的是，為什麼事情處置恰到好處就是中庸，「『中』是道理得其恰好處」。對恰到好處的思考，可以從天之經、地之義與人之情的三個維度彼此之間的共振、協調、契合進行。這個「大視域」不是基於作為主體的我們的觀看行為，而是基於事物彼此之間的相互關聯的境域總體。於己而言，恰到好處意味著「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順其則」，就其所接事所接之人而言，可以使得「人倫庶事各得其宜」。換言之，在消極層面，不妨礙萬物之並育、道之并行；積極的層面，恰到好處意味著通過當下之活動，在成己、成人與成物之間建立連接。至於那個在當代思想中一再被引向超絕的形而上學本體或通過信仰開啟的天道，其實在「中庸」的固有脈絡里，誠然是敬畏的所在，但吾人必須明白，「培之、覆之，雖若出於天之所為，而實皆有以自取之也」。更何況，對天命的真正敬畏本身會自行下落到對自己存在的承擔，在這種脈絡中，也就不難理解，「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

「『中』是千古道脈宗」，歷代聖賢們以自己的生命實踐對「中」進行詮釋與發明，無論是他們的立德，還是立功，抑或立言，都將自己與這一道脈關聯在一起，並豐富了其意蘊。的歷史性精神的自我顯現歷程，無法脫離這些聖賢的生命實踐而加以理解。實際上，任何一個文明體的偉大、莊嚴與深邃只能通過這些聖賢人格加以表現。故而深切地理解一個文明體的最佳方式，就是理解它的最重要的人物，這些人物與此文明具有共屬性，既是她的作者，同時也是她的作品。從這個視角來看，隱藏在《中庸》這個本文之中的，是對孔子為代表的聖賢人格世界的把握。通過這個聖賢人格而抵達的中庸之道，構成了「」之為「」的理念性規定。但若進一步追問：是中庸之道建立了之為，還是說在發現了中庸之道？回答此類問題，就必須重回歷史的脈絡，但它已經不再是本書可及的目標，筆者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以「思想的軸心奠基」為題來回答這個問題。

任何一本書，只要出來，它就屬於它自己，而不再僅僅屬於作者。因為它顯然已經具有自身的脈絡與肌理，即便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並非完全明晰，但它已然存在。有鑒於此，這裡所提供的修訂版本，並不是按照作者目前的最新想法，重新改寫原書；而是遵循原書的邏輯理路，試圖使之在原有的脈絡下更臻完善，以抵達它自身的脈絡與肌理。儘管此次有不少地方進行了修改，但原書的最基本的那些想法，例如，中庸的本質是上下通達而「與於斯文」是上下通達的必由之路，上下通達實質地展開為「命—性—道—教」的貫通，誠為「命—性—道—教」四者貫通的樞紐或軸心，誠之如何可能即是中庸的核心，仁智勇則為「誠之」的根本途徑，天道之誠展開為萬物之各正性命，唯有通過踐形的方式形上性才能以自我消解的方式完成自身等等，在我看來，不僅構成了原書中最重要的內容，而且，它依然道出了某種最深層面的道理，換言之，它已經觸及中庸之為中庸的奧義。

2016年9月14日於牛津大學

（選自《中庸的思想》，即將上市）

中庸的思想

陳贇 著

中庸之道是思想與文化的靈魂，本書通過對《中庸》的詮釋揭示文化的基本精神。以「上下通達」重釋中庸，以「與於斯文」也即參與文化創造作為中庸的展開方式，以「命—性—道—教」的統一作為中庸的基本架構，以誠作為命、性、道、教合一的根據。由此，中庸之道落實為一種當下地承擔世界的積極精神，這種精神在成己、成人、成物的互動中呈現自身。以上述方式，本書對中庸乃至思想做出了別開生面而又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理論詮釋。

陳贇，安徽懷遠人，哲學博士。現為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範大學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項目、華東師範大學紫江優秀青年學者、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上海市曙光學者計劃、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上海市社科新人，獲得上海市科教黨委系統青年科技創新人才獎等。曾任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先後在美國孟菲斯大學、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英國牛津大學等從事訪問研究。獨著有《回歸真實的存在——王船山哲學的闡釋》（2002，2007，2015）、《困境中的現代性意識》（2005）、《中庸的思想》（2007）、《天下或天地之間：思想的古典視域》（2007）、《現時代的精神生活》（2008）、《儒家思想與之道》（2016）、《莊子哲學的精神》（2016）等。另有學術論文100多篇在海內外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