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減負 為何「越減越累」？

教育減負，為何越減越累？當《人民日報》回顧「過往10年的減負之路」才發現，我們所謂的減負，沒有抓住根本問題。很多客觀數據都足以說明中國小生學業負擔多年來一直居高不下，依然在危害著學生的身心健康，學校管理方面也陷入治理困境。

那麼，教育到底何時能實現減負？到底應該怎樣才能真正實現「減負」？我們對待「減負」應該更理性一些。

教育資源不平衡，客觀壓力大

△張端鴻

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講師

張端鴻博士從社會現狀、教育制度、學校、培訓機構、家長等多方面因素綜合分析了學生課業負擔的來源。他指出，根本原因在於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和公私優質教育資源的不均衡。教育資源稀缺和優秀工作機會稀缺，而學生基數龐大，人人都爭相搶奪有限的資源，形成了大範圍內激烈競爭的局面。

陸建非教授認為，「增負」表達了家長們努力打破教育不平衡，追求高質量教育的訴求，是不得已而為之。因此，「減負令」推行不力，是由於家長行為、學校差異、培訓班興起等多方面因素的阻礙。但在表層的直接原因背後，是社會整體的教育資源不均衡。

越是「減負」，家長越焦慮

依照主客觀的標準，課業負擔可分為兩類：作業時間過長、睡眠時間缺乏；主觀負擔表現為學生學習壓力大、學習方法不得當、自信心不足等。客觀負擔具有具體參照標準，而主觀負擔應當如何判定？調查顯示，整體而言，學生所感受到的心理負擔與學習成績成反比——成績相對優異的學生，更容易在學習過程中感到輕鬆，而成績不理想的學生則承受著更大的心理壓力。

調研發現，家長在行政單位工作，以及從事企業管理和技術的家長，相較於個體經商戶、務工務農人員和待業父母，普遍對孩子期望更高，希望孩子能在課外的學習中獲得技能，培養愛好，而非出於單一的就學目標或跟風行為。

這一調查結果折射出兩種現象——中產階級恐慌，底層群眾放棄。可見，學生的課業負擔不僅與其學習時長掛鉤，還與父母觀念、學生學習能力、學習心態等息息相關。

「教育減負」為何陷入這種困境？

我們必須承認，高等教育的選拔性依舊存在。目前聯考競爭激烈，大學部文憑還是有含金量的。

目前還有非常多的家庭還在為造就第一代大學生竭盡所能。這個群體更相信通過艱苦的學力競爭獲得公平的向上流動機會。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承認學業負擔是向上流動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們沒有捷徑，只能依賴「應試」這條布滿荊棘的攀登索，「減負」甚至不是他們的命題。

所謂衡水中學現象，正說明了這種全力以赴「造就第一代大學生」的需求切實且巨大。這個群體在公共議題中聲音微弱，但不應被忽視。所以，「減負」政策在我國沒有形成全體民眾的共識。在行動中的那些負責任的學校、教師和家長，誰都不敢鬆懈。

學生的學業負擔、家庭的子女教育負擔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單憑降低教學大綱的標準、減少規定學時、公立學校去重點化、禁止競賽選拔、給公立學校教育設上限這類政策，負擔不僅減不下來，還很可能加重。任何一項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可能解決了一些問題，也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減負政策也如此，由於缺少後續跟進、配套舉措，一段時間后難免會造成效果反彈。

「對學生的評價從分數評價改成等第評價后，學校如何精準地評價老師，鼓舞老師的積極性，這就是等第制帶來的新問題。」在推出減負政策的時候，如何盡最大可能發揮其功效，將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減到最低，考驗管理部門的決策水平。

根本上要靠政府

公辦學校的建設和發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大中國小校的辦學自主權和財務統籌權，促進公辦教育回歸競爭優勢；擴大公辦撥款，提高教師待遇和教學投入；適度寬容公辦學校的各類啟蒙和興趣教學。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教授進一步歸納，指出上海需要提出「重建以公辦學校為主的義務教育體系」的命題，或者是「重建義務教育的公益性」，即在民辦教育實行分類管理的框架中，規範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行為，彰顯義務教育的公益性。

民辦學校和培訓機構的規範需要政府的有力監管。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講師張端鴻提出「規範對民辦學校和混亂的培訓市場的管理，加強對應試訓練的違規監管和督導，並推行免試就近入學。」胡伶從招生制度的角度倡導「規範招生，陽光招生」。

教育均衡需要政府的公正公開。教育不均衡的背後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人才選拔標準單一。由此，我們希望改善社會用人標準，實現社會公平；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傳播速度，幫助家長進一步了解考試與評價制度的改革與社會人才需求。

發揮學校的協同作用

減負的內涵是減去學生不必要的壓力，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

曾任河北省涿鹿縣教科局局長的郝金倫認為，對於減負內涵的理解，許多學校存在「誤區」：減少在校時間，降低教材內容的難度以及過多文體活動的加入。這三種措施都未觸及減負的根本。在校時間長短與負擔大小沒有直接聯繫；課改降低了教材難度，卻也讓成體系的知識七零八落，反而不利於學生的學習；五花八門的文體活動看似豐富了學生的課外生活，實際上在原本的課業任務之外，給學生強加了其他的負擔。

關注學生身心健康和發展——楊東平提議重新思考基礎教育的作用從應試教育突圍，改善教育品質，真正建立兒童優先、以兒童為中心、以學生的健康發展和終身幸福為本的價值。實行善待兒童的教育，使兒童免於恐懼的教育，使兒童能夠保障睡眠的教育。尤其需要保護國小生的身心健康，保護國小生的學習興趣、想象力、好奇心。

加強校長團隊建設——曾任北京十一學校亦庄實驗國小校長李振村指出在減負的過程中要凝聚民間力量，其中校長的作用尤為重要。校長應該堅守自我，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改善教學模式，讓學生能夠在輕鬆愉快的學習形式中成長。

學生檢測制度——針對學習困難型學生的壓力，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智力開發研究所副研究員胡伶博士提出學生監測制度的方案，加強對學生的關注，激勵學生自主學習，樹立學習信心，提高學習興趣；識別出學習困難學生及其原因，監測其學業進步狀況。通過個別輔導、同伴支持、家校合作等方式，幫助學習困難學生提高學業成就。

因此，要有效實現減負從課程安排、教師素質、家校互動、學生身心發展等多角度入手。

基礎教育需要提質升級

基礎教育改革，歸根到底有賴於培育出更多高水平的好老師，提升他們的職業成就感、榮譽感、獲得感和教育威信，樹立師道。以及讓真正懂得教育規律、懷有育人之心的教師和學校，獲得更大的尊重和話語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然而，現實中，我們看到「減負」有時會變形，甚至變成一種對優秀冒尖的限制，給追求卓越育人、不拘一格因材施教的教育者帶來壓力。有的學校和教師，就在政策的名義下推卸教育責任，把學校功課轉移到家庭功課，把學校輔導變成家長輔導、課外輔導。這顯然就和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馳了。

事實上，沒有任何一種真正的教育理念，會以負擔輕重為衡量標準。教育是開啟、是激發，是點亮學生心中主動投入學習的強大動力。盡責的教師還要作為學業的先行者，憑藉愛心、責任心、豐富的經驗和技巧，幫助學生少走彎路。

好的教育能夠使學生進入好學樂學的狀態，正所謂「樂此不疲」。在這樣一個好學樂學的教學相長過程中，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都進入一個良性循環，負擔根本不成問題。所以，讓我們重新直面真正的挑戰：基礎教育全面提質升級，才是明智的政策目標。

該減的要減，不該減的要補

一些「減負」政策，只是減掉了很多表面上的負擔，而不是學生真正的負擔。

一說要減負，首先被規範、整治的就是學校的教學活動時間，要求學校嚴格遵守教學課時、不得超時；學生在校時間也有嚴格規定，放學后必須回家，學校不得組織任何活動。

「從教育發展趨勢看，除了語數外等學科類課程外，學校應該為學生提供諸如STEM課程以及藝術賞析、動手實踐等旨在拓展學生綜合素質的非學科類課程。」上海市基礎教育國際化課程比較研究所所長、上海中學原校長唐盛昌說。要求公辦小學一律下午3點鐘放學，這就使得學校根本沒有時間來開展那些拓展學生素質和能力的非學科類課程。而事實上，這類課程深受學生歡迎，學生們都會主動學習，根本構不成「負擔」。

更遺憾的情形是，學校遭遇的不少「減負禁令」，已經無形中把一部分學生趕向了培訓市場。在不少學者看來，在減負問題上的「一刀切」，導致很多政策在實行過程中無法落地或者最終失效。

因為，教育是面向人的事業，不管是限定學時還是限定作業量，在學生的個體差異面前，很多政策因為「不適用」，所以失去了效果。

因此，該減的負擔一定要減，不該減的就應該補起來！

改變學習性質、結構和狀態

△張志勇

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

教育改革的目標不是減輕負擔，我不贊同減輕課業負擔這個說法。我認為，應該從改變學生學習的性質、結構和狀態出發。

什麼叫性質？從被動到主動學習。現在學生的學習負擔為什麼重？是因為是被動的，不是主動的。結構，就是學習內容不能是單一的，必須是多元的。

既有書本學習，也有實踐學習；既有課堂學習，也有校外的學習；既有制度化學習，也有自主的學習。狀態，是指學生的學習是有興趣的，是有效率的，沒有興趣、沒有效率的學習負擔是無意義的。

教育改革的目標不是減輕負擔，而是改變學生學習的性質、結構和狀態，讓每個學生每天除了正常的吃飯、睡眠、交際之外，都能過一種有意義的學習與生活。

因此，談到減負，只做「減法」，沒有「加法」是不科學的，我們要減學生過重的、單一的、單調的、被動的知識學習負擔，同時要增加學生長期缺失的社會實踐、讀書以及個性化學習的時間和空間。

本文首載自 「校長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