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君：「故宮」里的清華導演

核心提示： 2017年，是清華大學建校106周年，清華學子們以「壹（一）柒（起）回清華」為主題，以「紮根」「感恩」「創業」為關鍵字，採訪了多位紮根清華園、心繫母校發展的校友。他們是「清華人」，也是創業者；他們講述著自己的清華故事，回憶著那些多彩的青春歲月。下面，讓我們一起走進他們，品讀那愈久彌香的「清華緣」，體味那厚重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清華精神。

編者按：2017年，是清華大學建校106周年，清華學子們以「壹（一）柒（起）回清華」為主題，以「紮根」「感恩」「創業」為關鍵字，採訪了多位紮根清華園、心繫母校發展的校友。他們是「清華人」，也是創業者；他們講述著自己的清華故事，回憶著那些多彩的青春歲月。下面，讓我們一起走進他們，品讀那愈久彌香的「清華緣」，體味那厚重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清華精神。

嘈雜的清芬一層門口，腳步聲、說笑聲、碗盤敲打聲匯聚在狹長的門口過道里，所有的言語和聲念在門口內外涌動的人流中都變成匆匆的喧嘩。葉君逆著門內湧出的人群走到門內站在過道左側的兩幅易拉寶前，「新品脆皮鴨，歡迎品嘗；尋找幾個億的井蓋廣告合作夥伴。」

葉君小聲地念著上面的內容，「這個有意思」，他推了推鼻上滑落的眼鏡，伸手把兩塊易拉寶攏在了一起，做完這些，他弓著腰稍稍後退了幾步，掏出手機拍下了眼前被他強行拉在一起的「脆皮鴨」和那「幾個億的井蓋廣告」。

圖為葉君。本人供圖

不喜歡新聞的新聞人

葉君已經記不起這是他畢業后第幾次回校園了，但每一次回校，他都會對著清華食堂的伙食感慨一番。「在學校的時候還感覺不出來，畢業后吃過單位的飯菜覺得校內的飯既便宜又好吃。」至今他還能記得「第七食堂」蒸籠里熱氣騰騰的包子，那是他每天早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他口中的「第七食堂」也早在前些年被拆除改建成了如今清芬後面那塊小廣場。

2002年葉君第一次踏進清華園的時候對自己即將面臨的一切都是模糊的，「我選專業的時候並沒有對新聞傳播專業想過很多，而是因為我的舅舅他看到電視上那些主持人很風光，他讓我選擇新聞傳播專業我就選了」葉君很乾脆地解釋道。

葉君入學的時候清華的文科院系的數量還比較少，開設的文科課程資源也不如現在豐富，即使這樣，葉君仍是經常會花時間去旁聽一些其它人文藝術類的課程，他坦言自己並不喜歡被所謂的專業所限制，況且他所選擇的新聞專業也並非出於自己的興趣，「或許我是在所有不喜歡的專業中選擇了一個不怎麼討厭的專業。」葉君說道。

這種略帶一些看似「叛逆」的思考方式讓葉君總是在不斷地接觸非本專業領域的知識，建築系、計算機系、哲學系、中文系、美術學院……通過這些跨系的學習，葉君也有機會閱讀了大量的人文藝術、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可能本專業對我的教育更多的是專業技術層面，但是歸根結底，那些之後帶給我深刻思考和啟發的，是我在校園內學到那些看起來亂七八糟的各種人文科學或是自然科學的基礎課。」當時建築系開設的中外建築欣賞的課程讓葉君印象深刻，在那門課上他見識到了中外眾多經典的建築構造，當然也包括日後令他作為紀錄片導演聲名鵲起的那個建築——故宮。

2016年3月，一部名為《我在故宮修文物》的3集紀錄片在B站走紅，而這部紀錄片的導演正是葉君。「我在自己不喜歡的專業領域找到了一個自己感興趣的體裁。」葉君說。

不看紀錄片的紀錄片導演

故宮並不是葉君接觸的第一個建築類體裁。2009年碩士畢業后，葉君去了上海電視台擔任節目編導，2010年上海舉辦了第四十一屆世界博覽會，葉君也跟著電視台拍攝了世博會的一些節目，世博會上不同國家的場館給葉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世博會結束后不久，葉君就從上海電視台辭職了，他覺得如果不搞金融，自己始終沒法從上海這座城市裡獲得歸屬感。

「家裡的人並不能理解我為什麼會去放棄一個穩定的職業，但我在電視台那種拘束的管理體制下並不自在。」辭職后的葉君去了央視，但在那裡，葉君同樣面臨著生活上的不穩定。「那時自己不能往家裡寄錢，自己也沒有一個穩定的生活，我自己都覺得這樣的生活是挺糟糕的。」葉君說道。

2011年，葉君作為分集導演開始跟隨總導演徐歡拍攝故宮的系列紀錄短片《故宮100》。當時的製片人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老師雷建軍，在他的幫助下，葉君得以對故宮有更深入的了解，「雷老師當時帶著學生們對各個修復組做田野調查，寫調查報告，收集關於各種工藝各個師傅的介紹、歷史沿革、來龍去脈等等。」那段拍攝經歷為葉君之後的《我在故宮修文物》積累了充足的素材。

四年之後，當故宮的題材再次交到葉君手裡的時候正值故宮博物院建立90周年，此時留給葉君的也只有半年的拍攝周期和一個5人左右的拍攝團隊。

葉君帶著他的團隊在故宮文物的修復現場進行不間斷地紀實拍攝。「我覺得我和攝影師的溝通可能存在障礙，他們整體給人一種缺少專業訓練的感覺。」葉君說道。那段時間對於葉君來說並不怎麼好受，「人少錢少工期短，天天想著早死早超生。」

葉君對作品的要求是十分挑剔的，特別是在做後期的時候，對於不滿意的地方他會自己反覆地修改。製片人雷建軍原本為他找了一個負責後期剪輯的人，但因不滿意剪輯的效果，他最後一個人花了三個月時間在新聞學院的剪輯室里完成了所有的剪輯任務。「早上10點進剪輯室開始剪，晚上12點才從剪輯室出來，中間要是剪累了我就會去院門口的長椅上睡一睡。」天氣轉涼以後，剪輯室便成了葉君休息的地方，他找來一大塊洗衣機盒子拆成的紙板鋪在地上，自己躺在上面休息的同時電腦里放著《大悲咒》男生清唱版。

雖然是一名紀錄片導演，葉君平時並不怎麼看紀錄片。「如果按照目前流行的這種紀錄片製作模式，那其實很難讓觀眾喜歡上，敘事模式本身都比較無聊。」葉君希望自己的片子能夠顛覆大家對一般紀錄片的認識，他嘗試著把剪輯當做寫小說、寫作文的一個過程，「《水滸傳》把108個人物刻畫的栩栩如生，那我這部片子也要講十幾種工藝，每種工藝都有兩三個人物，加起來就有二三十個人物要塑造，借鑒《水滸傳》的敘事結構后，就成了現在這樣一個多線索交叉並進的結構。」

後來這部紀錄片在B站上的走紅也證明了葉君所做的嘗試得到了認可，「真要感謝B站上那些90后95后推紅了這部紀錄片。」葉君說。

不逐流的隨波者

「有人說我是怪人，最近接連出現好幾次身邊的熟人說，『葉君，原來我之前根本不了解你』。我還蠻傷心的，我什麼也沒做啊，只是自然生長了那麼多年。」葉君說

《我在故宮修文物》走紅之後，不少媒體和業內人士都將這部紀錄片解讀為在倡導「工匠精神」，但在葉君看來，這樣的解讀顯然是曲解了自己最初的創作意圖。「我只不過想拍一個思考工作意義的片子，這樣才能在大部分觀眾心中產生共鳴。」

在葉君看來，雖然目前工匠精神是一個主流認同的價值取向，但作為一個紀錄片的主題思想，它並不具有普遍的意義。「我們所謂的工匠精神在世界上其他很多國家看來也許只是常識，我們本來就應該認認真真工作。」葉君說。他認為正是由於充滿了投機取巧粗製濫造的氣氛，大家才會說自己的作品是在強調工匠精神。如果把主題理解為是一個人如何面對工作，那就能為全世界所接受了。

「從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職業，我自己換過幾次工作，有很多職業困惑，到現在還是會有，所以就帶著自己的人生體驗去觀察他們。以前也看過一些拍手工藝的片子，但是我不想再重複這樣的調調：一群道德高尚的人，做著一個大家都不願意乾的工作，嚴守著人類最後的微光……」紀錄片走紅后，一個名為「隨波不逐流」的用戶在知乎上用3000多字解答了「如何評《我在故宮修文物》？」的提問。

用戶名下，有一行簡短的用戶介紹：導演，代表作《我在故宮修文物》。

葉君把紀錄片比作是美術上的素描，在它看來，素描記錄的東西真實質樸，但很少會有人把它當做終極產品。但那些真正厲害的畫家，他們的素描功力又十分的紮實。 「我理解為什麼現在那麼多人不喜歡看紀錄片，你不能妄圖讓素描能帶給觀眾多麼豐富的視覺體驗，我自己也並不會把紀錄片就作為之後唯一的方向，我從始至終都不會覺得自己的興趣在紀錄片上。」

拍完《我在故宮修文物》之後，葉君自己「失業」了一年，他推掉了大部分來和自己談合作的投資人，他不想按照慣用的套路去拍出一堆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未來葉君計劃著做一部動畫片，一個劇情片，一本小說，一本兒童讀物。

他希望自己在能夠不再為生計去工作，徹底擺脫不喜歡的影視業。（青年網通訊員 王子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