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 | 賀桂梅：「今日批評家」筆談·文學批評的「想象力」

編者按

文學在想象、構建、擴散一種理想觀念方面，具有無可取代的作用。它可以轉化人心，變成一種可見的社會力量，因為它作用於人的情感、感性、乃至無意識。在今天討論文學批評與時代的關係，也就是討論一種重新復活文學力量的可能性。而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或許在於，作為「馴獅者」的文學批評家，可能具有怎樣的歷史批判的能力、理解社會的能力和想象一種更好的生活的能力。

感謝作者賀桂梅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今日批評家」筆談

文學批評的「想象力」

賀桂梅

對我來說，參加今天這樣的以「70以後批評家」為主題的會議，是一次新鮮的體驗。一方面，我的專業雖然是當代文學，但我近些年主要從事的大致是文學史、思想史研究以及當代文化現象批評，比較少參與當代文學批評，所以參加這方面的討論也不多。另一方面，參與會議的都是70年代出生（包括比我們更小的80后）的同齡人，這種會議對我也是第一次。

首先我想談談對「70后」的看法。我記得在1990年代後期我還在讀研究所的時候，文壇就提出過「70後作家」這樣的提法，不過那時候我很難在同齡作家作品中找到「共鳴」的感覺。這可能與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之間的差別有很大關係吧。但在很長的時間中，我都認為「年齡」並不是一個有意義的範疇。同齡可能造就一些相似的社會經歷和經驗，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對待這些經歷和經驗的範式，以及是否能造就共通的文化記憶與歷史態度。只有在後一種意義上，談「代」的認同才是可能的。不過最近幾年，關於「70后」這樣的說法，我的態度有所改變。一方面，我在許多同齡人比如劉復生、梁鴻、劉志榮、張念、李遇春等的研究與寫作中，讀到了某種熟悉的歷史經驗和較為相近的文化態度；另一方面，隨著年齡和社會地位的改變，我也開始不斷地反省自己如何成為了今天的我。我們現在已經走出青春期、也算是人到中年了吧，看待自我的方式不再那麼自戀和自我中心，而更關注自我與歷史的關係，更多地意識到「歷史」如何在自己身上發生作用。這也意味著更關心你置身的歷史結構與社會結構，關注與你一起生活的同時代的人們，關心我們的社會生活被組織在一起的基本方式，其中可能包含的種種權力關係，並去思考「更好的」生活如何可能。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自我認知與歷史態度關聯在了一起。而且由於我們所從事的，主要是文化批評與知識生產的工作，當「歷史」以這樣的方式進入我們的視野時，它又不僅僅是一種生存態度，而與我們所從事的職業與知識實踐密切相關。

「70后」批評家

不過儘管如此，以「我們」的口氣來談論「70后」批評者，仍舊是一種很可疑也很專斷的方式。我更願意將我在這裡談論的對於「代」的理解，視為一種個人的但卻是歷史的體認。歷史感正是在對自我經驗的反省中浮現出來的。應該說，這種理解自我與歷史的關聯方式也是很有「70后」特色的。要說「代」的話，我們大概都是些天生的個人主義者。我們確實享有比我們年長的那幾代人多得多的個人生活的自由，而「自動」地進入我們的主觀視野的，也往往是諸如「個人」、「日常生活」、「自我」這樣的範疇。不過，我們關於歷史和社會的理解，卻常常因此而變得格外萎縮。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真的就生活在社會與歷史之外。我們每個人的具體生活可能千差萬別，不過作為在1990年度過自己青春期的一代人，我們可能共享著兩個重要的歷史因素。其一是「學院」。和此前的批評家們相比，今天在座的幾乎每個人都是學院中人。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進入大學的時間，正是80年代終結、90年代延伸至今的時間，是的學院體製成熟並擴張的時間。科班訓練不僅造就了相似的青春記憶、社會閱歷，而且也大概擁有相似的知識結構，比如說相對規範的學科訓練與專業知識。而且因為我們的職業與工作乃是這種學院生活的延伸，因此，學院、知識生產幾乎就是構成我們歷史「血肉」的那些東西。另一是「媒體」。1990年代以來的時間，也是大眾文化工業逐漸成熟，媒體日漸成為滲透至生活各個層面的時期。比如我記得90年代後期讀博士的時候開始，電腦普及、網路成為媒體新貴、網路文學和文化成為了某種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從這樣的意義上來說，我們的「社會」生活被組織的方式，是與媒體分不開的。但是，「學院」、「媒體」本身並不構成問題，問題在於我們看待它們的方式。這既然是構成我們生活的基本組織形態（這當然不是說在「學院」與「媒體」之外，就不存在其他的社會組織形態），人們常常採取的態度就像是魚在水裡而不覺得自己是在「水」里。要意識到「水」的存在，需要某種「社會」或「歷史」的視野。

這幾年我自己一直關心的，是如何具有「社會的想象力」這樣的問題。簡單來說，就是關心「社會」的總體組織形態與我們個人的關係，它如何運轉，我們在其中的位置，以及我們在怎樣的意義上可以介入這個社會過程。這也意味著需要一種比「學院」、「媒體」本身更大的視野。我想把它描述成一種「既內且外」的視野、眼光和意識。一方面需要意識到你在怎樣的社會組織形態中生活、工作與思考，另一方面需要知道這個社會的總體關係如何被組織起來，這樣你才可能對自己的位置有一個比較準確的判斷，對於自己能做什麼和要做什麼有比較明確和清醒的意識。比如說對「媒體」，有兩種比較典型的態度。一種是樂觀主義的，像加拿大理論家麥克盧漢理解的那樣，把媒體看做我們身體器官的延伸，它們可以幫助我們看到我們看不到的、聽到我們聽不到的、甚至想到我們想不到的。這種樂觀主義的態度在90年代是比較普遍的。而到今天，人們或許更多地意識到媒體本身如何作為一種專制性或壟斷性的力量，在很多時候，不是我們在說它，而是它在「用」我們，甚至是它在「操縱」我們。在這兩種態度之外，或許我們也可以在了解媒體機制如何運轉的同時，在媒體中找到一些有機的空間，將它轉換成發出我們聲音的通道。又比如說對「學院」，在80-90年代的一段時間中，它一直被視為不受「政治」干擾的「純粹學術」的領地，今天我們自然知道它如何作為一個知識-權力機器而存在。但這也並非意味著我們不可以歷史地把握這個機器的總體形態，在其中尋找有機的空間，嘗試轉化並實踐一種批判性知識生產的可能性。

賀桂梅

《人文學的想象力》

河南大學出版社

顯然，這種「既內且外」的視野本身也仍舊只是嘗試一種可能性，某種可能的歷史態度。在我的理解中，這也是一種「歷史的想象力」的源泉。我覺得理解我們置身的歷史與社會現實，在許多時候並不是可以通過沉浸在個人經驗、自戀式的自我關注或個人主義的聲明中就可以做到的。相反，在個人與社會、經驗與歷史之間，常常需要一種總體性的視野才能到達。「想象力」在這樣的意義上，不是沒有目標和邊界的奇思怪想，而是把握我們置身其間的歷史與社會的能力。我們今天的會議主題叫「全媒時代的文學批評」。在我看來，這裡面包含的兩個關鍵詞，一個是「時代」，一個是「批評」。「時代」是一種很大很抽象的東西，某種總體性的認知和判斷，而「批評」是一種很具體的東西，包含著個人的態度和實踐方式。我認為這兩者從來就不能完全分開。因為你如何從事批評，哪怕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在完全專業主義的意義上進行的知識操作，也會包含著某種對於「時代」的基本判斷；而同時，「時代」這個範疇所打開的，恰恰是一種想象的空間，它使得無數的個人的批判實踐成為可以交流並被理解的行為。

由此我想簡單地談談我關於文學批評的基本態度。如果我們不把「批評」理解為對當下作家作品的評論，而將它理解為一種寬泛意義上的批判實踐行為，那麼無論是文學史研究還是文學現狀批評，都可以納入到文學批評的範圍內。90年代以來，人們常常談論的是文學（也包括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邊緣化」問題。「邊緣化」這種描述方式本身是很可疑的，因為它隱含著一種關於「中心」的想象，並且常常把問題帶到關於文學如何重新回到像80年代那樣的「黃金時代」的討論層面上去。不過，「邊緣化」這個詞至少告訴人們，文學所能覆蓋和想象的範圍縮小了，有很多東西不再進入它的視野，成為了它的「外部」。強調文學批評的個人化、趣味化、非歷史化，呆在文學的小世界、文學研究專業的小範圍內當然是正當的、可行的，但是這裡的問題不僅是魚在水裡看不見水，或許同時還有鳥在籠子里卻覺得自己是自由的。這包含了不同層面的問題：對於文學史的研究而言，這種審美主義的文學批評忽略的恰恰是曾經在「文學」這個範疇之下聚合起來的廣大的歷史內涵與情感能量；而對於當下文學批評而言，卻意味著否定了重新復活文學力量的可能性。在這裡，或許同樣需要的是一種「既內且外」的視野：如何可以在一種更大的視野中重新理解文學的位置？

在我的理解中，那種專業主義的、純粹審美主義的文學批評實踐，僅僅是一種「內部」行為。它把文學批評變成一種趣味（及其同好者）的自我欣賞，並且無法看見這種批評行為是如何受到學院體制、主流知識體制的制度性保障的。因此，首先需要一種「跨出」文學的社會性視野。比如說需要去了解在90年代以來扮演了極其重要的社會角色的社會科學的基本情況，如歷史學、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不是因為這些學科取代了文學的中心位置因而值得關注，而是因為90年代以來社會的基本組織形態及其想象方式，正是由這些學科的知識所提供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80年代文學其實是一種「總體性文學」。這個時期的文學包含著對社會整體的理解，它的背後是與「現代化」相關的社會科學的新觀念，但是這種新觀念是通過文學這個媒介來傳播和推進的，而文學批評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90年代以後，專業化的結果，文學與批評不僅喪失了中心位置，也喪失了總體視野。因此，需要了解相關學科的知識實踐，尤其要了解社會科學的基本敘事，以及背後的社會構想。不過，強調文學研究者應該具有跨學科視野，並不是把別的領域或學科的東西搬到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里來，然後你還是你我還是我，而是希望由此獲得一種包括文學在內的總體社會視野。當然，這是一個還需要深入辨析的問題，而且強調文學具有「總體性」視野也並不是重申那種「文學中心論」的老調。我只是說，在這種總體格局中理解「時代」與文學的關係，重新思考和定位文學批評的位置，尋找文學的、有限的、但卻是有生命力和介入力的批評實踐方式，才是可能的。

在這樣的基礎上，也許需要重新理解文學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形態。文學在想象、構想、擴散一種理想觀念方面，具有無可取代的作用。它可以轉化人心，變成一種可見的社會力量，因為它作用於人的情感、感性、乃至無意識。即便在所謂「全媒」時代，文學也仍舊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網路文學的興盛、影視與文學的互動，甚至整個文化工業中敘事能力的匱乏等，都從不同層面表明文學仍在某種意義上構成這個時代「想象力」的基本源泉之一。不過，文學的這種能量常常不是「自明」的，而始終處在與文學批評的緊密也緊張的互動關係中。文學批評既是一種對文學的命名、闡釋，也是一種再創造，或與文學創作居於同一水平的「創作」。英國批評家伊格爾頓曾講過一個關於文學的寓言：

「我們知道獅子強於馴獅者，馴獅者也知道這一點。問題是獅子並不知道這一點。文學的死亡也許有助於獅子的覺醒——而這並不是不可能的。」

特里·伊格爾頓

我認為他用「馴獅者」和「獅子」來比喻批評者與文學的關係，是一種相當準確而又充滿著感召力的理解方式。他所談論的「文學的死亡」，指的是對一種審美主義與專業主義的文學觀念的反省和自我批判。可以說，這樣的問題在今天的也是存在的。在今天討論文學批評與時代的關係，也就是討論一種重新復活文學力量的可能性。而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或許在於，作為「馴獅者」，你可能具有怎樣的歷史批判的能力、理解社會的能力和想象一種更好的生活的能力。

（原文刊於《南方文壇》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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