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產階級移民現狀：10人，有3個已經移民，4個在路上，還有3個打算移民

「你移了么？」

不知何時起，移民成了餐桌和聚會上無法迴避的話題，聲浪逐天。

有網友調侃道：「不是說好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大家一起富起來呢？先富起來的特么全移民了？」還有不少網友感慨說：「貧賤不能移啊！」

記得著名導演賈樟柯曾經發微博透露：「昨天聚會才知道，在坐的十幾個朋友除我之外，都辦了或正在辦移民手續，這讓我非常震撼。」當時也曾引發不少網友熱議。

改革開發三十餘年，經濟高歌猛進，成就了迅速壯大的富人階層，但社會的不安全感、群體對錢權的狂熱追逐以及教育體制的嚴重失敗，讓此時的他國，似乎成為逃離的最好方向。

社科院發布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外海僑胞的數量已超過4500萬，絕對數量穩居世界第一。如今，對於幾乎所有一線城市中產階級而言，一個集體感受是，每個人身邊都有起碼一個朋友正在或已經辦理了移民。

越來越多的人，以奮鬥的名義，以未來的名義，而選擇了移民。原本應該是一個社會支柱的財富和知識精英，紛紛選擇遠走他鄉。他們帶走的，不僅有他們自身數十年發展所累積的智識和財富，更嚴重地說，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帶走了這個社會的靈魂，帶走了那種激勵個體奮發向上並努力改造社會的精神。

水、空氣和陽光，這三樣東西一直被認為是大自然賦予每個人最平等的禮物。在霧霾日趨嚴重之時，霧霾已不僅僅是環境問題，逃離霧霾似乎會促發第四次移民潮。

有數據顯示，2010年時在海外的華人華僑數量已超過4500萬。僅是2012年，獲得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四個國家永久居留權的人總數就達到了15.2萬人。與此同時，像劉余新這樣準備移民的國人數量仍在持續增長。據與全球化智庫（CCG）公布的《國際人才藍皮書：國際移民報告（2014）》顯示，截至到2013年，海外移民存量已達到934.3萬人，23年增長了128.6%。已經從1990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輸出國，上升為目前的第四位。

然而遠離故土對大部分仍有著深厚鄉土觀念的人來說，絕對不是個輕鬆的選擇。

在調查採訪本期內容時，記者走訪調查了多家中介機構、國際運輸公司和外資企業的在華分支機構，對其中正在考慮或者已經著手離開的人進行了採訪。雖然他們的身份背景、出國途徑、目標國家等都不盡相同，但除了個別準備出國留學的孩子外，幾乎所有人在採訪中都表達著對「離開」的許多不舍，他們都不約而同的對記者訴說著一件事情：

我為什麼要離開！

根據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的數據顯示，在去年2月的28天中，北京僅有7天的空氣質量等級不在「污染」行列。其中20日—26日，北京的全部檢測區域都被意味著嚴重污染的「深褐色」覆蓋，PM2.5指數在175-185之間。

在全球最大的鑽井設備製造商、美國國民油井華高公司北京代表處工作的劉余新，學習石油化工專業出身，多年的從業經驗讓他對PM2.5（即霧霾中大部分有害物質所富集的細顆粒物）的危害並不陌生。

「我兒子今年四歲，這半年來總是咳嗽。去北京市兒研所看病時，專家說現在他的門診有這種癥狀的患兒越來越多。醫生對此沒有辦法。對霧霾，大人也許還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應太明顯了。」劉余新擔憂地說。

手機里有他兒子可愛的笑臉，還有前不久新聞中出現的顯微鏡下令人毛骨悚然的PM2.5顆粒「真容」，他稍顯疲憊的臉上充滿著憂慮。

與劉余新面對同樣「霧霾」困擾的，還有準備出國留學的申筱齊。29歲的小申在北京一家互聯網企業工作已經四年，目前是高級項目主管，工作穩定。在她看來，選擇放棄工作、重新回到校園，實屬無奈。

2012年的下半年，因為久咳不止，小申開始「徘徊」於北京各大「三甲」醫院之間。北京醫院、協和醫院、北醫三院，專治肺結核的北京胸科醫院和解放軍309醫院，甚至是治肺癌的北京腫瘤醫院，小申都跑遍了。各種檢查做下來，都不能確診導致咳嗽的病因。輾轉一年後，經朋友推薦，小申找到了北京東方醫院的呼吸內科主任史醫生，希望能用中醫方法先行調理，緩解病情。

「找到史醫生之前，日夜不停的咳嗽嚴重影響了我的生活和工作，讓我坐卧不寧，我甚至一度覺得自己得了抑鬱症。後來每周把脈抓藥，連續兩個月後，我的咳嗽終於壓了下來。然後我做了肺功能檢查和氣道激發試驗，最終被確診為咳嗽變異性哮喘。」小申向記者說了這樣一個名詞。「史醫生對我說，自從霧霾頻發后，他一年裡新增患這種病的病人至少三四十個。這些人多數都是肺功能薄弱或者曾有舊患的，所以對霧霾更為敏感。」

當問及如何根治時，史醫生對小申說，中醫只能調理身體狀態，西醫也只能在咳嗽發作時，使用帶有激素的哮喘噴霧來緩解癥狀。但這些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史醫生建議上述敏感人群離開霧霾的環境。

「經常與我一同等煎藥的一個阿姨，咳嗽時間比我還要長。為此舉家前往紐西蘭，兩個月後她與我聯繫說，不用吃藥也完全不咳嗽了。」小申最終選擇去加拿大多倫多附近的一所學校修讀研究所。「我並不想移民，但國內空氣、水源甚至是農作物的污染都太嚴重了。如果我畢業時，國內環境污染問題解決了，我是還要回來的。」小申對記者說。

在採訪中記者發現，環境污染成為近年來促使國人選擇去國外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次調查中，就有七成的人將此作為主要的「離開理由」。

2013年，地質調查局的專家曾在國際地下水論壇的發言中提到，水資源總量的1/3是地下水，全國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嚴重。據新華社報道，有關部門對118個城市連續監測數據顯示，約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輕度污染，基本清潔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全國有80%以上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農村有近7億多人的飲用水中大腸桿菌超標，1.7億多人的飲用水受到有機污染，同時由於農藥等化學物質的廣泛使用，致使許多地方的地下水已經不適於飲用。

水利部曾經對全國700餘條河流，約10萬公里河長的水資源質量進行了評價，結果是：46.5%的河長受到污染，水質只達到四、五類；10.6%的河長嚴重污染，水質為超五類，水體已喪失使用價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嚴重。

水污染正從東部向西部發展，從支流向幹流延伸，從城市向農村蔓延，從地表向地下滲透，從區域向流域擴散。

去年4月17日，歷經八年調查后，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最終發布了《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為16.1%，整體污染形勢不容樂觀。其中耕地點位超標率為19.4%，比此前官方公布的1.8億畝耕地被污染、污染百分比約為10%的數字高出近一倍，同時還有10.0%的林地和10.4%的草地被污染。

這是一系列極其沉重的數字。

由於生態系統的循環性，在水流和空氣中的有害物質可以通過循環污染土地和植被，進而進入人體，危及人類的健康與生命。

目前，土壤污染的地區分佈大致是：南方重過北方，西南、中南地區土壤重金屬超標範圍較大，重點污染物含量分佈呈現從西北到東南、從東北到西南方向逐漸升高的態勢。同時，公報也首次確認了重金屬「鎘」是土壤中的罪魁禍首。在占國土三分之二的630萬平方公里被調查土地上，有7%的點位被測出鎘超標。這不難讓人聯想到已經困擾十年之久的「鎘大米」危機。

同時，原油、柴油泄漏，污水違法排放等事件不絕於報端。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苯胺車間爆炸污染松花江，沱江銀山段因企業非法排污導致江水被磷污染；2007年太湖爆發「藍藻事件」；2010年大連新港陸地輸油管線爆炸、油罐泄漏，福建紫金礦業銅礦濕法廠發生銅酸水滲漏事故，山西長治苯胺泄漏導致河水污染；2011年中海油與康菲石油合作的蓬萊19-3油田發生漏油事故，致使大約相當於渤海面積7％的水域被污染；2012年廣西龍江河突發嚴重鎘污染；2013年初，上海黃浦江內出現上萬頭死豬；今年4月，蘭州再次曝出大面積水污染，最嚴重時自來水中苯含量超標近20倍。

2013年6月，疾控中心專家團隊出版的研究成果《淮河流域水環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數字版），首次證實了癌症高發與水污染的直接關係。「口罩」、「搶水事件」等在一個又一個城市重複上演，「癌症村」、「致命水」的報道讓民眾不寒而慄。「污染」，既是過去經濟發展模式的代價，也是現在生存發展遭遇困境的象徵，這些灰霾和毒素將很多曾經在這片秀美土地上生活的國人，推得越來越遠。

陳聰在上海經營著一家國際置業公司，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每年的業務規模都不算大。但隨著美國、歐洲等一些國家經濟情況的好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海外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市場的復甦，讓他的生意前所未有的火熱起來。

「新聞說美國房價已經連漲了21個月，在我們看來還不止呢！國內限購限貸，而國外土地房產私有、永久產權、外國人可以貸款、租金回報率較高且穩定，加上人民幣升值和利率等因素，使得國人投資海外房地產的熱情一點沒有消減，未來的市場潛力巨大。」陳聰對《民商》的記者說。

根據美國《財富》雜誌網站報道，在「2013年全球房價漲幅最大的國家或地區」排名中，迪拜以房價年漲幅28.5%位列第一，內地、香港以及台灣分別以房價年漲幅21.6%、16.1%和15.4%位列二、三、四位。

內地房價的漲幅遠超排名第十位的美國，更是將增幅10%的英國、9.3%的澳大利亞遠遠地甩在了後面。因此，這些國家想當然的成為人選擇海外置業時的考量對象。

在倫敦，2012年買家購買了倫敦27%的新建住宅房，佔總交易金額的17%，2013年上半年，來自大陸的買家又購買了價值約1.7億英鎊的倫敦房產。贏克沃茲部總監王藝表示，投資300萬人民幣，在北京可能買到的房產，租金在每月人民幣3000元~4000元之間，如果同樣一筆投資在倫敦的房產市場上，能夠產生的租金摺合人民幣應該在15000元左右。

在澳大利亞，因為全球經濟處於低谷對礦產資源的需求減少，極大的影響了國內的經濟形勢。對此，澳大利亞政府採取了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較低的利息，希望通過房地產市場來拉動經濟。當其成為一個刺激經濟的導向，再配合以放鬆的移民政策，便會吸引大量的海外投資。由於沒有房產稅和遺產稅，雖然房主要承擔房屋的維修和物業等費用，但相比於美國、英國等國家來說，置業的持有成本還是較低的。

因此，據澳大利亞房地產研究機構統計，2013年，悉尼房價上漲了14.5%，如果加上租金收益，全年的房產增值在20%左右，這使得悉尼的平均房價已經超過了65.5萬澳元，約合354萬元人民幣。但即便這樣，仍然沒有超過國人對高房價的「心理承受能力」。

從陳聰客戶反饋來看，與之前客戶傾向選擇曼哈頓這樣易出租或保值的房產不同，最近兩年用於自住的購買需求明顯上升。投資目標國家的多元化，表明了投資者更希望投資於一種生活方式，清潔的環境，特別是優質的教育資源對客戶來說是難以抗拒的賣點。

「現在傳統的投資熱門地區，美加澳英走的都是這個路線。對於已經習慣了北京、上海高房價的人來說，突然發現紐約、倫敦、悉尼的房子也沒那麼遙不可及，與配套環境和社會資源相比，國外的房子真不算太貴。」陳聰說。

在採訪中，居於「離開理由」第三位的就是近些年來風波不斷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

身在成都的她在電話採訪中對記者說，「這幾年發生在食品、藥品領域裡的各種『門』或者『事件』太多了。每天都不用特意去搜索，電視、網路里的新聞，甚至是手機里的『段子』，關於某某食品添加劑超標、有毒或者致癌，某某藥品造假、甚至致死等的消息從沒間斷過。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聞我什麼都不敢給家人、特別是孩子吃，我也希望政府能夠採取有力的措施，治理好現在這種到處是『毒』的局面。但實際情況是按下葫蘆浮起瓢，打擊一批又出現新的，感覺成效甚微。這樣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難過了。」

趙鑫的觀點也許並非只是「個人感覺」。在2013年「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列出了這樣一組數字：201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起訴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制售假藥劣葯等犯罪嫌疑人10540人，同比上升29.5%，對785起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犯罪案件掛牌督辦。

2012年中時，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數字稱，當年上半年全國法院共受理生產、銷售假藥、劣葯犯罪案件688件，比2011年全年收案量高出近70%；受理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330件，接近2011年全年水平。

再往前，2011年全國法院共受理危害藥品安全犯罪案件405件，是2010年的2.75倍；受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367件，是2010年的2.16倍。

從這一組組數字來看，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的犯罪案件數量一直呈現大幅度上升的態勢，從積極的角度來看是執法機構加大了對此類犯罪的打擊力度，但為什麼在從嚴執法的情況下，違法行為仍然屢禁不止，數量上甚至不減反增、涉及行業愈來愈多，其中更不乏行業龍頭企業呢？

這些屢見不鮮的「負面新聞」引發了包括澳大利亞、紐西蘭、香港等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針對蜂擁而至的大陸遊客購買奶粉的「限購令」。在這看似「蝴蝶效應」的連鎖事件背後，是整個乳製品行業，甚至是國人整體性的悲哀。

在採訪中，記者通過每個被訪問者的敘述，遺憾的整理出了一系列通過食品、藥品安全事件而被公眾創造或者認識的「新名詞」：大頭娃娃、蘇丹紅、地溝油、瘦肉精、染色饅頭、牛肉膏、毒豆芽、反式脂肪酸、甲醛毛血旺、塑化劑、毒膠囊……

一系列的新聞和事件，讓很多國人熟知的知名企業，如雙匯、娃哈哈、立頓、蒙牛、伊利、茅台、酒鬼酒、五糧液、匯源、農夫山泉等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機」。

1975年出生的王希與丈夫相識於澳大利亞，兩人都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離開國內前往澳洲讀書。2001年，兩人從西南威爾士大學畢業時覺得國內的工作機會更理想，於是先後回國，分別在兩家排名世界500強的外企里工作。

「回國后的工作特別忙碌，我們倆經常是輪流加班和出差，壓力非常大。直到2004年兒子出生后，我辭去了工作，感覺生活才穩定了起來。」但讓王希沒想到的是，隨著孩子的日漸長大，一系列接踵而來的問題讓她措手不及。

「孩子上幼稚園之前，我就聽說入園難的問題。我提前將近一年的時間向一所比較好的公立園報名，竟然被告知名額已經滿了。後來輾轉託了很多人，才勉強擠進了這所幼稚園的親子班，聽說這樣到時候也許會有希望。但我也不敢將全部希望寄托在這裡，也在找其他的出路。後來果然沒能成功，但兒子進了另一所幼稚園。雖然中間花了很多冤枉錢，結果還是可以接受的。」談到這段波折的經歷，王希一臉疲憊。

孩子進入幼稚園后，王希吸取了教訓，立刻開始替兒子尋覓「國小」，這才發現看似公平的「免試就近入學」只是個「美麗的誤會」。此刻，學區房的重要性凸顯出來了。在經歷了找合適的學區、賣掉原有房子、貸款買新學區房、轉戶口、報名、審核、面試、體檢等一系列漫長到折磨人的過程后，兒子升入了海淀區某知名國小。

然而折磨卻仍沒有結束。由於王希夫婦平時對兒子採取「放養」態度，任其自由發展，因此在升入國小后，他們突然發現兒子班級里的孩子基本每人都有「一技傍身」——鋼琴、小提琴、美術、珠心算、英語等等。有些孩子甚至在學前的課外輔導上，就將三年級以前的課程都學完了。面對兒子輸在「起跑線上」的突發情況，王希慌了手腳。

父母在孩子教育方面所花費的「良苦用心」，也許在全球範圍內都鮮見「對手」。然而「式教育」也幾乎為全體國人詬病。

這些年來大學擴招、毛入學率急速上升，但矛盾也越來越尖銳。因為水漲船高，錄取研究所或者就業招聘的條件也愈來愈多樣，看是否名校畢業，學校是否為985或者211大學；同樣是這些學校的畢業生，還要拼學分績點、競賽得獎、實習經歷、社團工作、技能資質，甚至戶籍相貌、家庭條件、社會關係等等。於是競爭越來越提前，從大學、高中、國中、國小，已經提到了幼稚園。

即便這樣的竭力準備，的教育仍然回答不了那個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更讓的家長難以接受的是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形勢。2013年，高校畢業生達到699萬，被稱作「史上最難就業季」。近幾年的畢業生人數更是達到創紀錄的727萬，連同上年度未找到工作的畢業生，預計新增就業人數可能要超過900萬。

在社會企業「招工難」的情況仍然大量存在的對比下，太多的高校在不斷重複生產著這個社會並不接受的「產品」，教育體制的弊端不容忽視。

王希看到姐姐一家因為外甥即將聯考的壓力鬧得家無寧日、家長歇斯底里、孩子身心俱疲，想想才上國小的兒子還要面對「小升初」、中考、聯考、考研、就業等一系列幾近「殘酷」的壓力，一家人開始考慮移民與陳聰的說法相印證的是，雖然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出國留學總人數41.39萬，比2012年增長了3.58%，這是留學人數保持兩位數增幅五年後，增速首次明顯回落，但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大學部及以下學歷就讀人數增長仍然迅猛，且低齡化趨勢明顯。約80%的國人表示在能力許可的情況下，願意更早的計劃投資、移民或者直接將孩子送到國外上學。

英國經濟學家哥爾柏曾把徵稅的藝術概況為：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但如今在國內，普遍流傳著一種調侃的說法：徵稅就是「見鵝就拔毛」的過程。

根據財政部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個人所得稅6531億元，比上年增長12.2%，高於絕大多數國人的工資漲幅標準。有機構稱，在全部個人所得稅收入中，近2/3來源於中低收入家庭。而且在，繳納個人所得稅與家庭中有無子女、子女多少等毫無關係，這與全球大部分國家的規定完全不同。

稅負的沉重是被公認的。更多的稅負壓力也體現在種類繁多的間接稅上，比如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營業稅、土地出讓金等等。

社會科學院發布報告稱，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對此，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稱，如果計算全國財政收入，將土地出讓金等其他收入加起來，人均要達到一萬五千元以上；如果綜合農村與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平均下來，政府拿走的收入比可支配的收入還要高一些。

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幾年在收入沒有明顯上漲的同時，花銷卻連年增加。從2010年開始，物價水平開始明顯攀升，CPI同比上漲幅度最小的年度在2.6%，最大增幅時達到5.4%。在大部分一線城市裡，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3500元工資，在目前的實際物價水平下，只能算是低收入，僅能解決溫飽，如果家庭里有老幼需要供養，很容易就會陷入到入不敷出的困境中。

「我想離開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物價高、工資低，交通擁堵，房價高企，去醫院挂號越來越難、看病排隊時間越來越長，每年都傳聞要開徵房產稅和遺產稅，而且起征線一次比一次低。」剛剛得到澳大利亞移民局發來體檢通知的董肖對《民商》的記者說，「見過網上流傳的那個最牛小縣城的段子么？物價貴得跟紐約曼哈頓似的，工資少得跟非洲似的，菜價漲價跟愚人節似的。這就是現在大部分人生活的現狀。如果你買過車、買過房、辦過企業，就知道生活在，辦個事情何其繁瑣。我想離開的原因很簡單，壓力太大、活得太累，我只是想讓生活質量更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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