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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國企明明賺錢能力很強,為啥還要對其進行改革?|庫書

有的國企明明賺錢能力很強,為啥還要對其進行改革?|庫書

2017年6月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國有企業併購重組的步伐正在顯著加快,在這一場併購浪潮中,資本市場正在有望成為主戰場。

其實,國企改革的步伐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在這些改革的國企中,有很多是涉及煤炭、鋼鐵等產能過剩領域,但也有一些改革的國企既不虧損,也不產能過剩。

於是,很多讀者就來問庫叔,為什麼有些每年盈利超上百億,甚至成為世界500強的國企還要進行改革?國企改革改的到底是什麼?......

今天庫叔就找來了一篇周其仁的文章,很好的回答了相關疑問,周其仁教授認為,當下盈利國企如不深化改革,代價將不僅僅是某一個經濟部門的,也是國民經濟全局的;不但是經濟的,也是社會的和政治的。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

摘編自周其仁所著《突圍集》,中信出版集團出品,原文有刪改,發布已獲授權,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國企改革持續時間長,改革歷程複雜,到現在還沒畫上句號。圍繞國企改革的討論,尤其需要以可觀察的經驗為基礎。

在理論上,國企改革差不多就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部。社會主義體制初建時的構想,是憑藉布爾什維克掌控國家機器,打造出一個超級國家公司,以至所有人都受國家僱用,實行計劃經濟。過去市場理論強調企業之間的競爭,但計劃理論則強調把國民經濟辦成一個超級國家公司。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基本是同一個議題。

廣泛地看,金融和其他國有體系,以及地方(政府)公司等,也都是超級國家公司分權改革的產物。當然,由於蘇聯和都不發達,所以,「超級國家公司」在實踐中不可能純粹,蘇聯有集體農莊,更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搞不成清一色國有制,還長期存在農民集體經濟。不過,農村非國有經濟也服從國家指令計劃,也為國家工業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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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時代,農村通過價格低廉的農產品支持國有企業的低工資、低物價、高積累。醞釀改革時,在1978年的經濟務虛會上提出權力過於集中導致經濟低效率。當時領導人走出去看世界,發現不僅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加大,就是以前不如的國家和地區,不少在戰後也發達了起來。這使那一代領導人產生了緊迫感,希望經濟能夠加快現代化,也因此提出放權改革的思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四川經驗為基礎,將加強國有企業自主權寫進了《決議》。那就是國企改革的先聲。三中全會對農村部署休養生息,決定用外匯進口糧食來緩解農民的貧困。但實踐結果,安徽、貴州、四川、內蒙古等地農村通過包產到戶成為改革的領跑者,其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形成了「農村圍城市」的改革態勢。在競爭環境里,國企不改就穩不住了。

更大壓力來自開放。早年特區自廣東、福建等「邊陲」開始,把台灣企業、香港企業、日資韓資企業「放」了進來。加上本土的鄉鎮企業和 1988 年《憲法修正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以下簡稱《憲法修正案》)給予合法地位的本土民營企業,國內產品市場的競爭激烈起來,再也不是國企一統天下。市場競爭的邏輯很簡單:誰的產品質優價廉,消費者就買誰的賬。過去基本上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怎麼說國企優越都行。等到有對手上場,光靠嘴巴說說是贏不了的。更何況,競爭會從產品市場傳導到要素市場,於是,按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新準則 登堂入室,一系列市場定價問題提上日程。其實,所謂資源定價問題,講到底是產權界定問題,因為誰有權叫價、誰有權還價、誰必須承受價格決定帶來的經營壓力,歸根到底都是財產權界定的問題。正是在市場競爭環境里,傳統國企的控制權、經營權,乃至法定所有權的變革,相繼提上改革的日程。

這樣形成國企改革路徑,與蘇聯有很大不同。經驗是先放出一個市場,將國企推入,然後由市場競爭的邏輯推著國企改革向前走。起先人們接受企業經營自主權,後來發現,是產品定價權和要素定價權,最後才深入到企業產權的界定。一拍接一拍,隨著市場競爭深化,人們關於國企改革的認知也不斷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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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末,越過加入世貿(世界貿易組織)的最後關口。再有五年準備期,就全面融入全球化的歷史進程。恰恰在這個時段,國企大面積虧損。挑戰很嚴峻:在有限開放環境里國企尚缺乏競爭能力,一旦入世全面開放市場,國企怎麼生存? 被逼推進國企改革,拉開了背水一戰的帷幕。

須知當年國企職工人數最高峰值為1億多人。本來國企大面積虧損,從成因分析與工人的關係不大,因為從體制到管理都不是工人們在做決策。但是,到了大批國企包袱過重、積習難改之際,財政兜不起、銀行幫不了、股市容不下,一大批國企非破產、重組不可,涉及「下崗」的工人就達幾千萬之眾。不少老牌國企,很多工人一家幾口都在一個廠子工作,企業虧損、欠薪、下崗,波及千家萬戶的生計。能從那個局面走出來,絕不僅僅只是經濟層面的麻煩,還連帶思想觀念、社會生活乃至政治架構層面的挑戰。

大的招數就是依據不同的國企在市場競爭中的不同狀態,從實際約束出發尋求不同的突圍之道:絕不能因為都叫國企就按一個套路來處理,而是把國企這張「大紙」,一片一片撕開來謀求實際問題的解決。就是說,要像庖丁解牛一般,把數目驚人的國企分拆開來,各自求解。事後按大類分,第一板塊就是數目最多的中小國企,機制舊、包袱 重、競爭力弱,甚至嚴重資不抵債。客觀上,要這類企業全部扭虧增盈,重新以國企的身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佔一席之地,根本沒有可能。辦法就是最早山東諸城出來的那條路:承包、出售、資產債務重組,實現國企轉制,把一批扭虧無門的國企重新「放」回市場,允許國企破產或改成非國有企業,了清歷史債務,在市場環境里重新出發。若問這片紙究竟有多大?大數是 100 萬家企業、好幾千萬員工。用當時的語言,這是 「放小」。

第二板塊,是一批規模比較大的國企,但基本上在競爭性市場環境里運作,經營績效不好,可是用「放小」的辦法也不合適,因為資產規模很大,如以較高價格出手,社會上能接手的企業不多。「賤價出讓」呢?又犯「國資流失」之天條,反正不是用諸城之法說轉制就轉得了的。對這類國企,後來基本是在股份制框架里,允許非國有資本以增量進入,逐步改變全盤國資的結構。

以上兩大板塊改成之後,國企扭虧增盈的壓力基本就減下來了。當然,並不是完全在國企架構下實現扭虧增盈,而是把相當一批國企轉製成非國企,或者改成非純粹國企,才消除了國企大面積虧損。剩下第三板塊,即經由合併重組、在國有控股前提下利用境內外資本市場釋放小部分股權的大型國企。對這個類別, 在國資委成立后,管人、管事、管資產,改善企業治理,並主動與世界500強大公司對標,改出一批國有或國有控股的世界級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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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波國企改革的中心任務是扭虧增盈。這也帶來一種認識,即認為但凡國企實現了盈利,餘下的就是做大做強,再也不需要進一步改革。到了國企普遍盈利,特別是央企的年利潤高達數萬億人民幣、不少名列世界500強時,說國企還要深化改革,聽起來似乎就不那麼入耳了。

我的看法,對央企的盈利還可以做點深入分析。第一,企業賬面利潤並不完全是經濟學範疇的利潤,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企業所佔用資源的租金。譬如資源型企業佔用大量可開採資源,以及國家通信公司佔用通信基礎設施等。這些稀缺程度極高的資源,給誰佔用,都會產出收益。如果開放競爭,非國有企業或非央企公司,誰不願意出一個價來爭相佔用這些資源?這裡所說「出一個價」,是資源租金而不是利潤,應該從央企賬面利潤里扣除,因為它並不代表央企經營決策和管理努力所帶來的真正貢獻。

第二,在市場經濟里,利潤具有資源配置導向的功能,因為不論利潤如何產生,總意味著「需要向產生利潤的方向投入更 多的資源」。換言之,利潤導向與市場准入註定在一起發揮作用,才不斷把企業創新之果「外溢」到整個產業、市場和國民經濟。但是,在現實條件下,部分央企獲得高額「利潤」,但所在 市場又不開放准入,其他企業眼見這裡存在超額利潤,也不能進 場來競爭一番。這種「關門賺得的利潤」,對整體經濟並不具有正面意義,因為這類「關門賺得的利潤」,其實構成了一切其他企業和消費者的成本。現在大家看到,在全球市場上的成本優勢消失得很快。其中一個原因,是大批企業的成本中含著「硬硬的難以消化的部分」。當下不少央企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資費水平偏高,甚至需要政府領導人出來喊話降低資費,恰恰表明市場不準入條件下的關門利潤對國民經濟不是福音,而是一種成本負擔。

第三,央企的巨額賬面利潤,大部分留存央企自己支配,在分配上並沒有全額上繳國家財政,更沒有回饋其產權主人即全國人民。至於把很小一部分央企利潤或資產划給社保,本質上是對歷史欠賬的一種補償,因為社保缺口主要來自過去低工資時代國企工人沒有,也不可能預扣下的足額養老金。但是,國有資 產並不僅僅來自國企工人的貢獻,全國人民包括農民也對國資形成做出了貢獻,因為多少年低價繳納的糧食稅,也是國資形成的一個來源。

第四,周永康案、中石油窩案、令計劃案,以及中央巡視組對一批央企巡視的結果,暴露出擁有天量利潤、資產和無數 「實際好處」的央企,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隻關在牛欄里的大肥貓。在道義上、道理上和法律文本上,央企當然是國企,從而屬於全國人民,但從實際控制權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制度監督是當下超大型國企的一個普遍的致命傷。

綜上,盈利的國企固然是過去改革的成果,但並不意味著再也不需要深化改革。從緊迫性來看,現在也不亞於 90 年代上一波國企改革的那個時代環境,因為從機會成本的視角分析,當下盈利國企如不深化改革,代價將不僅僅是某一個經濟部門的,也是國民經濟全局的;不但是經濟的,也是社會的和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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