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下的海外投資與中國經濟轉型

13億消費者的巨大市場，不僅是發展和崛起最重要的動力，也為很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乃至世界和平提供了強大的支撐。資本「走出去」的目的是「請進來」，「一帶一路」與經濟合作，將成為海外投資的主旋律。

（資料圖）

祁斌/文

從2016年英國脫歐開始，一系列黑天鵝事件席捲全球。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出了一篇文章，把英國脫歐定性為「憤怒政治」，換句話說就是「情緒化政治」，或「不理性的政治」，即選民對現狀不滿意，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情緒的宣洩。「憤怒政治」基本上可以解釋此後發生的所有事件。事實上，從英國脫歐，到歐洲右翼勢力興起，再到美國川普當選，我們不應簡單理解為全球化的倒退或反全球化，而更多的是全球化的修正，或者說，「全球化，你可以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憤怒政治」席捲全球

「一帶一路」開啟全球化新征程

近期英國和瑞典再次發生恐怖襲擊。在恐襲消息傳遍全球的同時，一張照片在網上不脛而走。照片中，在人們忙於救助倫敦恐襲中受傷的民眾時，一名頭披穆斯林圍巾的婦女走過他們身旁，漠然地看著自己的手機。這張照片告訴了我們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歐洲各地正在發生的各種恐怖主義襲擊背後有深刻的文化、社會和宗教因素。

而回溯今天中東阿拉伯難民向歐洲遷徙的路線，正是千年前十字軍東征的路線。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背後有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千年恩仇。「9·11」事件后，美國在中東採取一系列強勢的報復政策，將中東多個強人趕下了台，從薩達姆到卡扎菲，再到穆巴拉克，結果是放出來成千上萬的惡魔——「伊斯蘭國」，而此前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國家以恐怖主義為立國宗旨。

冤冤相報，加之各種複雜的經濟社會矛盾，客觀上帶來了今天中東、歐洲乃至全球的亂象。人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美國歷史學家房龍曾經有一本書叫《寬容》，他描述了歐洲千年以來各個宗教流派相互迫害的歷史，得到的結論是，人類只能靠寬容與和解才能最終走出困境。

而事實上，同樣重要的或者更加重要的，是繼續推動自由貿易和經濟合作，使得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不同文明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為人類文明衝突的和解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

東亞的日本在「失去了二十年」后，安倍經濟學試圖用短期刺激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最終奇迹沒有發生，日本經濟仍然徘徊在低增長的迷霧中，以先鋒、夏普、東芝、索尼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企業瀕臨破產的邊緣。日本經濟的出路對內在於進行較為徹底的市場化改革，對外應加強與經濟的深度融合以尋求突圍。

2016年，韓國政壇上演了一場精彩的「韓劇」。朴槿惠的悲劇一方面是個人的悲劇，在某種意義上，現代政治和現代政客誤入歧途，忘掉了帶領人民發展經濟的初心，而淪為作秀和表演藝術，最後不得不付出沉重的個人代價。在另一方面也折射了韓國未竟的現代化進程，其高度壟斷和封建色彩的經濟金融體系與腐敗相伴相生，在過去的20年中逐步走向開放和市場化，但顯然遠未成功。而近日朝鮮半島的另一半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一觸即發的態勢為世界籠上了巨大的不確定的陰影。

美國大選塵埃落定，川普逆襲成功，成為2016年最大政治事件，深刻地揭示了今天美國社會的特徵，也將極大地影響世界政治的走向。

川普當選后，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文章稱其為「美利堅分裂國總統」，意為此次美國大選充分揭示了美國社會兩極分化和高度對立的現狀，社會精英對決草根階層，容忍現實對決出離憤怒，政治正確對決離經叛道，意識形態對決實事求是，全球警察對決美國優先，公開表態的少數對決沉默的多數，白人對決少數族裔，非典型從政商人對決職業政客，等等。結果是「農村包圍城市」，現實戰勝理想。英國《經濟學人》的封面文章把川普稱為「白宮里的叛亂者」，揭示了美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從傳統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所代表的勞動者和資本擁有者的矛盾，轉化為既得利益集團或建制派與失落的藍領工人加中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川普正是代表著後者試圖打破既有格局的「叛亂者」。

川普入主白宮后，也的確充分展示了其「鬥士」的風格，CEO主政美國的官僚體系、減稅、加強基建等一系列政策旨在進一步強化美國本已非常強大的競爭力，對的最大影響可能不是貿易戰，而是我們應該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以提高我們的競爭力。

習特會在友好互信的氣氛中結束，成功開啟了中美關係的新篇章，也為中美經貿進一步深度合作打開了巨大的空間。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經濟存在著一定的競爭性，但更多的是巨大的互補性。廣袤的消費者市場和相對低廉的製造成本，美國科技水平的領先和改進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等，都為雙方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也為兩國的經濟增長和世界的和平穩定注入了巨大的動能。

習主席在達沃斯論壇發表的講話和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在紛亂的世界和反自由貿易逆全球化的噪音中，開啟和引領了全球化的新征程。「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是經濟合作，打破貿易壁壘，尋求優勢互補，實現互利共贏。

「一帶一路」戰略將沿兩個方向展開，發展家和發達國家。從發展家的方向來看，可以與其實現產能的互補。以中亞為例，一些中亞國家沒有水泥廠，如果要買水泥，只能去土耳其，土耳其的水泥一是比較昂貴，二是質量也不太好。2014年，幫助亞塞拜然建造了日產5000噸的水泥廠，成為了該國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石，也帶動了周邊區域經濟的發展。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在某些製造業領域的成本已經遠低於，我們的一些產能轉移到這些國家並返銷市場，以更低的價格提供給的消費者，可以降低消費者的消費成本。而沿著發達國家的方向，資本投資於其先進的技術、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帶回來與13億的消費者市場結合，不僅能夠幫助我們產業升級，加快供給側改革，也能夠延續發達市場的繁榮，為其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實現雙贏。的發展和崛起能夠也應該惠及世界，否則也是難以持續的。

應該說，13億消費者的巨大市場，不僅是發展和崛起最重要的動力，也為很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乃至世界和平提供了強大的支撐。資本「走出去」的目的是「請進來」，「一帶一路」與經濟合作，將成為海外投資的主旋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勢在必行

自我創新與海外併購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了防範金融風險和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張圖上有三條曲線。上面一條曲線是台灣人民在過去20年中平均攝入的卡路里，它的趨勢是一路向下，說明什麼？一是人口老齡化；二是老百姓比較注意飲食了。中間的曲線是日本人過去20年的卡路里攝入量，說明什麼？一是更加老齡化，二是日本人更加註意卡路里的控制。藍色的曲線是大陸老百姓在過去20年中卡路里的攝入量，一路上行，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和物質生活的改善。但同時，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條曲線一定會很快掉頭向下，為什麼？因為第一我們也開始人口老齡化，第二我們現在也非常注意飲食結構了，盡量吃低熱量高品質的食物了。近年來迅速興起的馬拉松運動，折射了社會的轉型，2016年，舉辦了360場次的馬拉松比賽，還常常有人報不上名。

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從1979年到2009年，人均GDP增長了178倍，而人均儲蓄增長了1619倍。大量的財富積累帶來了消費或需求端的結構性升級。突然之間，我們發現戶外裝備成了熱銷產品，出國旅遊成了家常便飯，醫療健康成了最熱門的話題。今天經濟社會一個突出的矛盾是，一方面需求端迅速升級，因為財富的積累，也因為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腳步不會停止；但另一方面，供給端的水平相對落後，尤其是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遠遠跟不上。數據表明，2015年，經濟的人均勞動生產率，大致相當於美國的7％，即十四分之一，或全世界各國平均水平的40％。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迫在眉睫。

供給側改革有兩條實現的路徑，一是自我創新，這需要我們進一步完善經濟金融體制；二是海外併購，這需要我們有效實行「拿來主義」。

體制機制的完善中，關鍵的一個環節是資本市場的改革發展。無論是科技與資本的結合帶來了騰訊、小米、阿里巴巴等企業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成長為世界級企業，還是市場化的併購重組成為經濟存量優化和傳統產業整合的重要推手，都證明了資本市場在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化解經濟金融風險和防範資產泡沫，短期可以進行防控和疏導，而中長期只能依靠改革金融體系，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強化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來真正實現。

因此，我們應該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堅定不移推進發行體制改革，並循序漸進推進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為經濟的自我創新提供廣闊的平台，注入強大的動力。

2007年，IMF兩位經濟學家研究了1960年-2007年近50年歷史中17個OECD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期間這些國家共發生大大小小80次經濟金融危機。研究表明，每次危機后復甦速度最快的總是金融體系以資本市場主導的四個國家，即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而復甦最慢的無一例外都是商業銀行主導的四個國家：奧地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時。

2008年，一場遍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再次襲來，儘管危機發源於華爾街，美國經濟受到了最直接的衝擊，但危機后美國經濟在發達經濟體中依然以最快的速度復甦，歷史驚人地又重複了一遍。

這充分說明，一國金融體系中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以及經濟體制的市場化程度對於經濟的彈性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大國的崛起和衰落。

這給的啟示是，我們應該堅持推進金融改革，加快發展資本市場，並深化市場經濟體制建設。

供給側改革的第二條重要路徑，是有效推進海外併購。近年來，隨著社會財富的激增，人走出國門，進行海外併購，有成功的，也不乏失敗的。成功的要素中，第一是戰略，第二是戰略，第三還是戰略。

海外投資的核心戰略是投資於先進的技術、產品、服務、商業模式，對接市場，既幫助經濟產業升級，同時又能惠及世界。

因此，成功的海外投資，往往包含四個重要的環節。一是與市場有協同效應；二是進行投后的整合，或者在製造端，或者在營銷端，或者兼而有之；三是推動投資標的與資本市場對接，最終實現A股、H股或A+H上市；四是惠及被投國家，甚至挽救很多發達國家的企業和產業，實現共贏。

如果海外併購缺乏清晰的戰略，不能與13億人的消費者市場形成協同效應，那成功的機會就會減少很多。失敗的另外一些重要原因包括：咄咄逼人，涸澤而漁，不能尋求共贏，容易引發被投國家的抵觸和反彈；不能進行全產業鏈管理，人才儲備不夠，投后管理、整合、退出機制和能力不足，等等。

十多年前，我去日本參加了一個關於資本市場的研討會，在那裡碰到了一個清華大學的校友，並建議他收購一些日本的產業並引進市場。

後來，他和幾家的PE公司聯手買下了日本一個行將破產的高爾夫球杆製造商，本間高爾夫（HONMA），對全球唯一的一家亞洲品牌的高爾夫球杆製造商進行了投后整合。2016年，他們成功地將本間高爾夫帶到香港市場上市，當初1億美元的投資上市后估值為10億美元，獲得了10倍的回報。

川普當選后，安倍急急忙忙跑到紐約去見川普，送的禮物正是一根本間的高爾夫球杆，只是他可能並不知道這家公司其實已經為人全資擁有。

我們近期訪問日本時，訪問了本間工場所在的城市酒田，了解到那裡的工人和市民一開始也懷疑和抵觸人，後來發現的市場挽救了日本的民族產業和他們的工作機會，才從心理上真正接受人的投資和擁護中日友好。

在這個規模不大的併購案例中，我們清晰地看到協同效應、投后整合、與資本市場對接和惠及對方等四大要素。

同樣，我們在美的收購庫卡的案例中，也看到的市場和資本幫助德國人保全了他們的工作機會，並提升了他們的工資和待遇，獲得了德國上下一致的支持，這是另一起典型的實現雙贏的海外投資案例。

打造海外併購航母戰鬥群

加速經濟現代化進程

1990年至2014年，能源資源類併購超過企業海外併購的40％，而2015年，海外併購排名前三位的行業分別是高科技、製造業、消費。海外併購熱點領域的轉移，折射了產業升級的步伐，也折射了經濟由出口向內需為主方向的重大轉型。

中投公司是最大的主權基金，同時下轄的匯金公司控股和參股了大量的金融機構。我們應該加快中投公司的改革和轉型，強化內部和外部的協同效應，探索有特色的主權財富基金管理模式，為的海外投資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從具體的投資策略來說，應在公開市場、另類投資與直接投資分別優化和改進，並在三者之間進行動態調整。公開市場組合投資於國際金融市場，實現保值增值，應優化資產配置，強化宏觀判斷，動態調節主動和被動管理比例，在一些沒有比較優勢的市場中逐步轉向被動投資或指數投資，以降低成本；另類投資組合包括私募股權、私募信用債、私募房地產、私募基礎設施和對沖基金等，這個資產類別容忍相對更高的風險，同時能夠獲取相對更高的回報。應強化元素，增加附加值，創造相對較高的收益，並利用這個平台探索和加強直投能力；最為重要的是，應大力加強直接投資戰略和能力建設，重點關注與相關的跨境投資，服務於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並獲得超額收益。應有效結合財務投資和支持經濟轉型的戰略目標，借鑒國際經驗，發揮優勢，走自己的路，建設有特色的主權財富基金管理模式。與此同時，還應該通過投資於國際市場，了解世界趨勢，增強與世界溝通，發揮「智庫」和「人才庫」的作用，推動改革開放。

在直投的戰略和方向上，我們可以首先聚焦三條主線和四個產業。第一條主線，日韓兩國，其部分產業水平大致領先我們5年-7年；第二條線，以色列、德國和其他歐洲等國，其部分產業大致領先我們7年-10年；第三條主線，美國以矽谷為代表，其部分產業大致領先我們10年-15年。我們海外投資的目標應該是將這些產業分梯次源源不斷地帶回來與市場結合，帶動產業升級，也惠及這些國家和經濟體。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密切關注發達國家最新的政治經濟動態，並順應趨勢抓住機遇。在此次美國大選中，美國的中西部各州和鐵鏽地帶，有大量的產業工人反叛了民主黨而將選票投向川普，從這些產業入手可以獲得美方較大的政治支持，減小併購的阻力。而美國中西部的產業中，有大量非常先進的產業，從汽車，到農業機械，到生物製藥。即便其中一些較為傳統的製造業，儘管其在美國市場不再輝煌，甚至已是夕陽產業，但在市場可能仍然有巨大的發展空間。例如，約翰迪爾公司生產高品質的拖拉機，今天的美國農場都已經使用聯合收割機，而廣大的農村對拖拉機，尤其是高端的拖拉機的需求仍然非常旺盛，約翰迪爾被很多農民稱為「拖拉機里的寶馬」。約翰迪爾30年前來到，迄今在市場取得了不菲的成績，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另外一個成功的案例是的萬向集團在美國的子公司，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他們收購美國中西部40多家企業，並將其與巨大的市場結合，使得所有的企業均轉虧為盈，有的投資甚至取得了十幾倍的回報，對美國當地經濟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獲得了美國社會廣泛的讚譽，真正實現了雙贏。

從產業形態來說，先進位造、TMT、生物醫藥和消費是經濟今天最為活躍和亟須升級的四大領域。因此，我們可以考慮與美國、歐洲、日本等國的金融機構共同設立產業合作基金，重點關注以上四大領域，推動經濟與發達經濟體的產業整合，以市場換技術，加快產業升級的步伐。

人民追求幸福、勤勞致富、勇於競爭的精神是經濟社會前進生生不息的動力，但往往也不乏胡亂競爭的現象。這在的海外併購中尤為明顯，在任何一個義大利或法國的酒莊裡，都有數個土豪在競價，不僅把價格飆得很高，在某種程度上也擾亂了世界市場的秩序。

因此，我們應該開啟海外投資的「航母戰鬥群」模式，即由金融界與產業界、國家隊與民間力量各自發揮比較優勢，共同協作。中投公司願與私募股權基金、地方產業基金、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上市公司、科技園區等，尤其是中投和匯金旗下的金融機構，協同作戰，各司其職，實現財務投資與產業升級戰略目標的有效結合，共同推動，形成合力，加快經濟轉型步伐。

推動經濟的發展，我們要有良好的歷史方位感和正確的歷史方向感。2010年，人均GDP達到4300美元，邁入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今天的北京，20年前的首爾，30年前的東京，50年前的洛杉磯，80年前的倫敦，都遭遇到霧霾問題。也就是說，今天遇到的很多問題，無論是環境問題，還是經濟社會問題，很多發達國家都曾經歷過類似的階段。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拉美和東南亞的很多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前後已經步入中等收入國家序列，今天仍然未能超過人均GDP1萬美元。其中最著名的國家是阿根廷，其在1913年達到人均4000美元，100年後的今天仍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因此，高質量的經濟發展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它能夠牽引社會文明的整體進步。

一方面，我們應該加快改革步伐，改進體制機制，加快資本市場建設，支持自主創新；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有效推動和改進海外併購，更好地實行拿來主義。如果我們做好這兩件事情，是能夠加快經濟轉型和崛起的步伐的。

（作者為中投公司副總經理，編輯：王東）

（本文首刊於2017年6月5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本文為作者原創，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