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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論起藏品，上海大學博物館在上海眾多博物館里絕不算最多，但它卻有自己的特色。在這座以大學之名命名的博物館即將正式開館之際，館長陸銘對《新民周刊》記者直言：「上海大學博物館藏品的收藏範圍，以電影、美術、音樂、文學、戲劇為主，此外還包括上海方言，主要關註上海這座城市的大眾文化和流行藝術。我們也希望博物館能與學校的學科建設緊密聯繫，比如說上海大學有電影學院、音樂學院、美術學院、文學院等等，藏品和展覽能為其所用。」
另一方面，因其主題視角為城市大眾文化和流行藝術，展現文化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上海大學博物館又顯得趣味盎然、貼近市民。譬如去年開始籌建的「上海語言文化展示體驗館」，就將以有聲資料的形式，展示滬語的演變過程。當然，更多的藏品是文獻資料等。2012年10月奠基、規劃面積近5000平方米的上大博物館，現有藏品6000餘件（套），未來的陳列將展現上海藝術、反映上海大學校史，輔以臨時展覽，服務於上海大學學科建設和師生校友，並向全社會開放。自2008年籌建以來，上大博物館已舉辦各類展覽10多項，僅2016年就接待觀眾參觀2萬人次以上，並吸收上海大學在校研究所、大學部生近150名擔任志願者，參與母校博物館的籌建。
在接受《新民周刊》採訪時，上海大學博物館館長助理郭驥老師展示了一批重要藏品——191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清稗類鈔》、1935年刊登魯迅文章的《太白》雜誌、1936年出版的潘天壽著《繪畫史》等等。在郭驥看來，這些藏品不僅僅是普通文獻，如果仔細研究，能從中找到時代的許多關鍵點。
收藏最初的「海派」二字
如今的上海大學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旨在「用海派文化的精神研究海派文化」。那麼，海派文化究竟從何而來呢？
一種文化，當然是以一時、一地、一方人共同成就者。然而，其命名卻又有多種不同的方式。
有的文化按照時代命名，就像魏晉文化、民國文化；有的文化按照地域命名，例如齊魯文化、嶺南文化；還有一些遠古的文化按照發現地命名，比如仰韶文化、良渚文化。至於海派文化，卻是有著多重含義，而且含義還是有個不斷變化的過程。根據上大博物館的考證，「海派」二字，目前可考最早見於191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清稗類鈔》上：「京伶呼外省之劇曰海派。海者，泛濫無範圍之謂，非專指上海也。」在上大博物館館藏的這本《清稗類鈔》戲劇卷的第78頁上，記者看到了這麼一段話。也就是說，如果《清稗類鈔》的作者徐珂所寫屬實，最初京城裡的演員，稱呼外省的京劇表演為海派，彼時所謂「海派」的地域和風格都還在成形的過程中。
不僅戲曲有「海派」，而後繪畫領域也產生了「海派」。翻開潘天壽著《繪畫史》中，有這麼一段：「安吉吳缶廬昌碩，四十以後學畫，初師撝叔、伯年，參以青藤、八大，以金石篆籀之學出之，雄肆朴茂，不守繩墨，為後海派領袖。」這段話中的「后海派」，指的就是吳昌碩為代表的書畫家。
潘天壽，這位出生於浙江寧海，成名於上海的大畫家、教育家，年輕時就工於繪畫、書法、詩詞、篆刻等。1924年在擔任上海美專教授時，著手編著《繪畫史》，1926年該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然而，郭驥告訴記者：「在1926年的版本中，並無這一段話。直到1936年的再版書中，才出現了這段文字。說明在這十年裡，美術界對於『海派』有了他們的認識。」
「一種藝術形式，一種文化，只有形成自身特色了，為世人所承認了，方才有資格稱為『派』。譬如海派京劇與北京的京劇的有著明顯的不同。當時流行的《濟公活佛》就是連台本戲，像現在的電視連續劇一樣，天天上演甚至連演數月。海派京劇注重視覺效果，注重內容上緊跟流行的時事，包括時裝戲、機關布景等等都是海派京劇的創新。所以北方人叫聽戲，上海人叫看戲。」1934年魯迅在報紙上發文討論「京派」與「海派」，認為海派是以商業為基礎的文化，這時候基本已經確定「海派」特指上海為代表的中西融合的文化。並且「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而非文化人的本籍。
收藏走向現代的脈絡
目前的上大博物館，已經徵集到各種唱片，其中不僅僅有京劇，還有滬劇、越劇、滑稽、評彈、流行歌曲等等內容。
「譬如越劇來到上海演出，這一藝術形式有過許多稱謂。查閱當時的《申報》上的演出廣告，1922年至1924年間稱為「紹興文戲」或「的篤班」，大約從1924年開始，才普遍稱為『越劇』。」郭驥說，「再譬如滬劇，最早的前身叫做『東鄉調』，這在一些唱片上能看到，後來叫『本灘』，叫『申曲』的，1940年代才改稱『滬劇』。」從上大博物館館藏唱片來看，儘管許多內容是傳統戲曲，但外包裝又是採用了非常西式新潮的美術設計。至於滬劇後來又稱作西裝旗袍戲云云，其中沿革變遷，都能從藏品中有所反映。
「我們博物館藏有一份1934年的《麒藝聯歡社歡迎周信芳同志特刊》，其中有一篇文章就引用周信芳的觀點，說京朝派和海派各有優劣，海派有創造性，但是缺乏守成的能力，所以往往流於取巧。這一評價非常中肯。在說這段話的同時，郭驥套上白手套，給記者取出一份1884年刊行的《點石齋畫報》，這是當時《申報》附送的畫報。記者看到，《點石齋畫報》上的人物造型等依舊沒有脫離傳統白描工筆畫窠臼，與當時另一類《圖畫日報》頗為雷同。郭驥說：「從這些繪畫中可以看到19世紀絕大多數上海人的文化生活，和今天是有很大不同的。人們到茶園看戲，能接觸到報紙和畫報的人群比例還是不高的。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人的休閑生活就和今天很接近了，可以去電影院看電影，去舞廳跳舞，去看展覽，像報紙、電台就是當年的『新媒體』。這樣一來，跟傳統完全不同的『海派文化』形成了。」
陸銘館長告訴記者：「上大博物館籌建八年多，在博物館定位方面，也是經歷了一個討論聚焦的過程。從最初包含環太湖流域史前文化和近現代海派文化兩頭，到現在聚焦於上海城市的大眾文化和流行藝術」。在陸銘看來，上海大學是一所綜合性大學，又是以城市命名的大學，上海大學博物館的目標是建成一座緊密結合學校發展，服務上海城市文化，富有特色、高水平、與時俱進的現代化大學博物館。
收藏各種上海的聲音
「1889年，土山灣出過一本《土話指南》。不僅用漢字來記錄上海話，還有拉丁字母上海話拼音方案來注音，由土山灣慈母堂印製。」
論起土山灣的由來，要從林則徐出任江蘇巡撫的1832年至1837年間說起。那時候，為了全力治理太湖水系河流、疏浚河道，漕溪、肇嘉浜、蒲匯塘，都挖出了許多河底淤泥，堆積出一塊高地，當地人稱之為土山灣。1864年後，傳教士在土山灣建孤兒院，孤兒工藝場、土山灣畫院等設施，為中西融合的「擦筆水彩畫」的發源地。土山灣出版了一系列的上海話詞典、課本等，無疑是為了西方人與上海人溝通所用。另一方面，如果其他地方人士懂得拉丁字母標註的發音，亦可藉助這本書操練上海話。
上大博物館不僅收藏有早期的上海方言詞典，傳教士們編輯的上海話版本的《聖經》，還收藏有一批滬劇、滑稽戲等戲曲的劇本、道具、照片、唱片和出版物，以及記錄了各種戲劇唱詞的《大戲考》等，可供人們研究滬語和海派戲曲的歷史和演變。
記者看到一份1950年代《老娘舅》的滑稽戲單，雖然跟1990年代上海電視熒屏上李九松飾演的老娘舅並非一個系列，但亦可見證「老娘舅」一詞在上海滑稽界早有應用，這也是吳方言的一個辭彙，亦是有跡可循的。如今，在上海市語委、市教委語管處的指導下，上大博物館與上海教育科學研究院仍在繼續合作徵集和研究滬語資料。
「未來我們博物館設計了一座樓梯，觀眾可以依循著海派文化發展的時間軸，來看上海文化史上出現過的「第一」，第一種專業戲劇刊物，國人創辦的第一家電影製片公司，最早專業歌舞培訓學校，第一次全國性的美術展覽會，一直延續到今天。」郭驥說，「在博物館里，我們可以看到海派文化是如何汲取傳統文化的養料，如何與現代文明接軌，又是如何兼收並蓄東西方的文化，通過展覽，我們會引導觀眾思考城市文化的未來發展，大眾文化如何開拓創新。」在陸銘、郭驥看來，作為一座大學創辦的博物館，上大博物館在提供教育和休閑的同時，也要注重學術研究。
「與那些收藏歷史文物尤其是古代藝術品的博物館不同，海派文化屬於大眾文化，與之相關的藏品大多是在工業時代成批量生產出來的，傳播的廣泛性和流行性是其特色，因此收藏是無窮無盡的。」郭驥說，「相信有很多展品，我們手裡有，市民的手裡也有；還有很多物品，我們沒有的，市民家裡反倒會有。所以，既然是展示大眾文化，我們也可以建造一座大眾的博物館，藏品眾籌，資源眾籌，我們的目的並不是一定要佔有藏品，我們更注重研究藏品的內涵和信息，用博物館的語言給大家講述關於海派文化的故事。
譬如如今，上大博物館代管著數百種民國時期上海的小報，豐子愷先生的後人也借給博物館一批珍貴的書畫作品用於展出，此外還有許多資深的民間藏家、熱心的市民，以及移居海外的上海人，都表示出願與博物館合作的意向。
未來的博物館里，或是唱上一段滬劇，演出一段滑稽戲，或是臨摹一幅連環畫、一張月份牌，或是錄製一段電影，學上幾句上海話，還可以把這些聲音、視頻和圖片帶回家……學習、休閑、娛樂等體驗集於一身，博物館文創的自然融入，成就一座貼近大眾生活的「海派文化迪士尼」，這或許就是上海大學博物館希望實現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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