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中元節，逛清代凶宅（贈護身符）

2017.9.5 柒月拾伍•周二

丁酉年

【雞年】

戊申月 乙未日

中元節

會省驚眠聞雨過，不知迷路為花開。

有娀未抵瀛洲遠，青雀如何鴆鳥媒。

宜

關注

典藏

不看

文章

忌

古有言：畫鬼魅最易而犬馬難。雖說「鬼魅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然而如何憑空 化無形為有形，仍考校著古今藝術家的巧思。

話不多說，先上圖

▼

清 羅聘 《鬼趣圖》 手卷 設色絹本 嘉德2007秋拍

圖賞結束，來聽點點的朋友仔講古吧！

▼

鬼屋三角洲 與鬼魅同居的清代士大夫

即使城市化、科技文明發展快速，人民的知識水平提升，但購屋后才赫然發現住家緊鄰墳墓，每天開窗與這些墳冢對望，仍不免心驚膽寒。一般而言，人們並不希望跟「好兄弟」同居，所以總在購屋前多做功課，尤其選擇居住地時，多半希望趨吉避凶，也多會注意周遭地理風水。除此之外，更會留意自己一時屬意的房屋是否曾發生不祥之事。在清代，首都北京也有不少知識分子租賃凶宅而與鬼魅同居的前例，有些人幸而無恙，但有些人則看似因此招致厄運。清代北京的「士人」究竟如何看待「與鬼魅同居」呢?

凶宅眾

清代北京外城

北京城有凶宅之說始於何時如今已不可考，不過沈德符（1578-1642）的晚明筆記《萬曆野獲編》業已提及北京凶宅者眾，這恐怕是凶宅故事累積一段時間后才出現的概括之說。晚清周壽昌（1814-1884）在《思益堂集》也說道：「京師有四凶宅，都人相戒不居，不信者立見禍敗。」但不論是《萬曆野獲編》作者沈德符或是清代的周壽昌，都未具體指出北京凶宅所在，只舉幾位官員故事，說明凶宅對人們宦途或生命的影響。

盛清士人紀昀（1724-1805）於《閱微草堂筆記》亦提及凶宅與人之命運關聯，他認為宅之吉凶未必能影響一個人的官運亨通與否，但會危及生命。紀昀在文集中曾提及自己共計十二次親臨弔唁「給孤寺」與「粉坊琉璃街」兩地，留下了北京凶宅之確切所在地記錄。紀昀一人對兩凶宅的記述，固然還不足以呈現當時人與鬼魅共居的全貌，然而目前所見凶宅記錄，仍以這類士人文集較多。

紀昀所提兩處凶宅，相去不甚遠。其中記述粉坊琉璃街有凶宅者，不只紀昀一人。《水曹清暇錄》便提及粉坊琉璃街有一宅第常發生怪異事端，導致沒有人敢承租該屋。然而有一位官員貪圖租金低廉而租宿於此，某日，其親人於夜間讀書，忽然聽到怪異聲響，不久竟有半截屍體掉落撲往身上，他急忙用手推卻，大聲呼救，僕人隨即聚集到他身旁，當他嚇昏不久后蘇醒，道出所碰到的靈異現象，更力勸承租者快快換房。

《秋燈叢話》亦可找到相似的記載，但情節有些許差異。《秋燈叢話》對承租者的描述，是因看上凶宅整潔乾淨而想承租，承租者的親戚膽子大，請求先去看看這房子情況，隨後的遇鬼情節與《水曹清暇錄》相差無幾。即使地點皆在「粉琉璃街」，靈異事件情節發生類似，但我們仍不能確定，紀昀所說的粉坊琉璃街凶宅就是這兩則故事所發生的屋宅，但粉坊琉璃街一帶有凶宅坐落其中，應已多人知悉。

紀昀所提的另一處凶宅所在地是「給孤寺」，位於虎坊橋南，該地區在「粉坊琉璃」北方不遠處。清中葉以考據學聞名的王鳴盛（1722-1797）曾搬到該區，當時王鳴盛贈詩給紀昀互相酬唱，顯見紀昀曾在該區活動。不久之後，王鳴盛因其子王嗣韋過世，而以感傷之心留下了不少提及虎坊橋居處的詩作，其中一首說到虎坊橋居處與凶宅的關聯：「凶宅人言是畏途，移家作計太迂愚。營巢性本如鳩拙，只痛巢傾失我雛。」又於詩后自注，最初並不知道虎坊橋住所乃凶宅，自責未獲取此信息，導致其子因居凶宅而命喪黃泉。縱使王鳴盛在虎坊橋南的經歷有別於粉坊琉璃街的故事，但他與粉坊琉璃街的故事主角一樣，儘速地尋覓其他居所搬遷。王鳴盛和紀昀都認定了凶宅的存在，相信凶宅對於居住者的生死有深刻影響。

取決於心——居凶宅而無恙

粉坊琉璃街與虎坊橋凶宅的居住者遭禍便是逃之夭夭，同樣面對凶宅，清代考據學家孫星衍（1753-1818）卻有截然不同的境遇。孫星衍在《孫淵如先生全集》載：「前孫公園有宅一區中多變怪，居者輒被揶揄以去，自予移居，怗然無恙，庭前枯松復生，因屬野雲（朱鶴年）作圖，並綴小詩於上方。」除了宅多變怪，孫星衍未特別著重所居地不吉的情況，反而著重其居松樹復生的景象，他對枯松復生感到開心，而囑咐當時在北京的畫家朱鶴年（1764-1844）幫他畫了一幅畫以資紀念。

畫作完成後，有些人借取畫作觀看，並題上詩句，據其中一位觀畫作詩者張問陶的詩作，這幅畫名為「瑞松圖」，此處原為凶宅，但孫星衍移居后，人松皆吉利。趙懷玉（1747-1823）也在圖上題詩，說孫公園宅多怪異，但人、樹均吉，乃是因為孫星衍本人之故。這些說法，乍看有些模稜兩可。張紹南在《孫淵如先生年譜》中則認為凶宅變吉居的主因，是孫星衍使用「天罡塞鬼戶」，也就是道家「六壬」以方位相剋，阻止鬼魅擾害的方法所致。張氏提的佔法解釋與趙懷玉所暗喻孫星衍本人的因素，都是為了合理解釋孫宅出現「凶吉轉換」的現象。

孫星衍的故事，雖不在粉坊琉璃街與虎坊橋南一帶，卻可知當時人們對凶宅不只有消極避居一途。即便住在凶宅區域，仍有人自認居住無礙生死。如晚清李嘉樂（同治時期進士）搬到南下窪一帶居住，朋友提醒他所居區域不太吉祥，但李嘉樂不以為意，還做了四首詩提出相關理由，認為他居住的區塊甚好，不必擔憂。

墳場與凶宅——北京城城市發展之一端

前面所談的例子，僅是京城凶宅記述之一端，且只限於外城地方。先前引述晚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的「京師最多凶宅」之外，沈德符更言及沈鯉（1531-1615）曾於京城租屋，該屋寬敞潔凈無異樣。不過沈鯉在晚上點蠟燭照明時，始終感到光線昏暗，遂向沈德符父親沈自邠提及此事，沈自邠（1554-1589）勸沈鯉搬家，然而沈鯉可能沒有馬上尋找其他租賃處所，還在原屋居住。直到某日拆其屋之坑，赫然發現有一具婦人屍體，沈鯉經此一事後便馬上搬家。沈德符隨之總結，北京城內外屋宇挖出屍骨這種事情不在少數，也提到晚明京城部分房屋，多建設於他人埋葬地之上。

直到清代，仍可見晚明《萬曆野獲編》所說的情形，虎坊橋與粉坊琉璃街之南的下窪子，便是一處墳場。然而，下窪子並非伊始就是墳墓區，依據戴璐（1739-1806）《藤陰雜記》所載，清初朱彝尊（1629-1709）、徐乾學（1631-1694）曾居住於虎坊橋南，並邀請同僚一同聚會，儼然是士人社交場所之一。但戴璐話鋒一轉，說到今日虎坊橋南下窪子已是荒冢一片，不復從前盛況。戴璐對該地區士人聚會之沒落描述，或稍嫌誇大，然點出下窪子多荒冢，卻是事實。

乾隆朝後士人的詩文之中，也有數個提及下窪子地區聚葬處的例子，都可以與《藤陰雜記》相互對照。如宋翔鳳（1777-1860）由貢院遷居粉坊琉璃街時，便寫有《虎坊橋雜詩十二首》，第一首詩中說他「賃宅近荒墳」，隨之自注「由貢院小寓移居虎坊橋南粉房琉璃街，近下窪子，多聚葬處。」另一個例子是晚清俞樾（1821-1907）跟朋友一 同到南下窪子散步留下詩作，其中兩句說：「亂墳多鬼人稀到，古寺無僧犬獨嘷。」與宋翔鳳相比，俞樾敘述更顯傳神，該處的墳多人少，造就了流傳凶宅故事的絕佳條件。

這幾則居凶宅遭禍的故事，出現在乾隆朝的筆記或詩作的原因，實與一道國家政策命令有關。康熙皇帝一度禁止城內聚葬，這一禁令到了乾隆年間逐漸放寬，這便是外城的墳冢增加，下窪子地區墳多的由來。晚清編修的《順天府志》提到，北京外城左安門到右安門之間的空曠地帶多屬低洼地區，除了種菜之外，多半是荒冢。城市開發與政策的轉向等多重因素，造就了這些士大夫與鬼魅同居的奇談。

文 | 謝仁晏，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研究興趣為清代檔案中的北京城市生活與皇室移動

本文刊載於《典藏·讀天下·古美術》2014年8月刊

文章看完了

點點（默念）：百無禁忌，百無禁忌！

奉上張護身符

▼

金閣鹿苑寺護身符

更多精彩內容請參閱

《典藏·讀天下·古美術》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