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的「國際旅」：微妙地體現了中蘇朝之間的關係

蘇聯遠東紅旗軍獨立第八十八步兵旅（番號8461部隊），即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形成的一支非常特殊的反法西斯武裝力量，原則上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實際上接受蘇聯遠東軍的直接指揮，其成員有人、朝鮮人、蘇聯人以及蘇籍赫哲族人（那乃人），故亦稱「國際旅」。八十八旅從1942年8月建立到1945年10月解散，雖短短三年，但它的歷史卻深刻地反映了戰時遠東地區反法西斯聯盟的一個側面，表現出中蘇、中朝、蘇朝這個三角關係的微妙內涵。搞清八十八旅形成至解散的歷史，不僅是戰時國際關係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理解戰後中蘇關係和中朝關係走向的起點。

△88旅部分軍士和軍官合影

東北黨組織與莫斯科的關係

在中朝兩國共產黨建立之前和建黨初期，雙方並沒有直接的接觸和聯繫。然而，共同的信念和命運還是把它們聯繫在一起，其主要表現就是一些在華朝鮮革命者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共。在蘇聯和朝鮮境內建黨先後受挫以後，朝鮮共產黨人把活動重心轉移到的東北地區。由於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在東北的朝鮮共產黨各派組織陸續主動或被迫解散。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后，中共廣泛吸收朝鮮革命者入黨，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大了自己在東北的實力，同時也承擔了幫助朝鮮共產黨再建的責任。「九·一八」事變后，中共中央號召在東北開展武裝抗日鬥爭，而朝鮮人則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隨著中共的鬥爭方針逐步轉向以抗日為主，中朝兩黨的訴求全面吻合，在的朝鮮共產黨人最終完全融入了中共隊伍。

在八年抗戰的艱苦鬥爭中，由於所處環境不同，中共組織內的朝鮮革命者明顯地分為兩支。一支以金枓奉和武亭為首，組建了朝鮮獨立同盟和朝鮮義勇軍，主要在陝北、華北、華中地區活動，作為中共倡導的東方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成員，歸屬中共中央領導；一支以金策、崔石泉（崔庸健）、金日成為首，作為在中共統一領導下的抗日武裝隊伍之一部，以東北地區為鬥爭基地，在中共東北黨組織的直接管轄內。這兩支隊伍最大區別在於，前者作為國際友人，始終被中共看作是一支統一戰線中的國外力量，而後者從一開始就融合在中共組織中，同中共黨內和抗日聯軍中的其他幹部沒有什麼區別。然而，到抗日戰爭後期，這種組織和隸屬關係發生了悄然變化。

中共在東北的黨組織成立時（1927年）受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中共中央遷到江西革命根據地后（1933年），則受上海中央局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雙重領導。不過，由於地緣的因素，與其他中共地方組織比較，東北的黨組織一開始就受到莫斯科的特別關注。據當事人回憶，1928至1929年，北滿的黨組織活動受到蘇聯很大影響，而哈爾濱特委的經費，主要是由莫斯科提供的，同時也接受蘇聯黨下達的任務。1933年1月以後，雖說是雙重領導，但來自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揮更為直接。例如，改變東北地區工作方針的著名的「一·二六指示」，就是王明等從莫斯科發出的。為了貫徹共產國際建立廣泛統一戰線的方針，1932年底主持中共代表團工作的王明、康生起草了給東北黨組織的指示信（張聞天、楊尚昆參與討論），在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后，派專人赴東北向滿洲省委傳達。1933年5月，滿洲省委討論並接受了這一指示，開始著手把東北義勇軍中的三股力量（舊軍隊、農民自發武裝和共產黨游擊隊）聯合起來，成立了東北人民革命軍（后改稱東北抗日聯軍）。與此同時，中共代表團還積極提出建議，幫助中共在滿洲開展工作。1934年4月9日，王明、康生與曾任共產國際駐代表的米夫聯名向共產國際要求：從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各向海參崴派遣一名全權代表，幫助滿洲的工作，並建立起與共產國際的聯繫；每年撥給中共2萬盧布，作為上述工作人員的工資和聯絡經費；每月從給中共的基金中撥出200美元，以建立海參崴與滿洲黨組織的正常聯繫。

據學者考察，中共中央轉移到江西蘇區以後，與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聯繫主要是通過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掌握的電台進行的。雖然中共中央曾一度與莫斯科建立過直接的電訊聯繫，但好景不長。1934年10月上海的三部電台均遭到破壞，加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中央和紅軍主力被迫轉移，中央與上海中央局和共產國際同時中斷了電訊聯繫，以後再未恢復。到1934年底，中共滿洲省委也失去了與上海中央局的聯繫。於是，對東北黨組織的雙重領導便成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單獨領導了。根據中共代表團的決定，1936年1月滿洲省委撤銷，成立哈爾濱特委取而代之，以後又陸續成立了南滿省委、北滿（臨時）省委和吉東省委，分別領導各地的抗日鬥爭。實際上，按照滿洲省委特派員韓光的說法，此後直到1945年，整個東北已經「沒有統一的領導機關和組織系統」了。本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通過設在海參崴的聯絡處與東北各黨組織聯繫的，負責人是楊松（化名吳平）。隨著環境的惡化，聯繫陸續中斷。1937年11月以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王稼祥先後回到延安，設在海參崴的聯絡處也隨之撤銷。從此，在東北的黨組織徹底失去了與中央的聯繫。

與此同時，東北地區的抗日鬥爭也陷入了絕境。1934-1937年是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發展的高潮時期，中共聯合各方面的武裝力量組建東北抗日聯軍，最旺盛時已達到11個軍、45000人，還有各路盟軍、友軍5500人。但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為了鞏固作為「後方」的東北，日本在滿正規師團1938年已增至50萬人，其中一部分用於對付蘇聯，一部分則用於圍剿抗日聯軍。同時，日本人還推行了一整套「治安肅整」計劃，如所謂「匪民分離」政策，強行建立「集團部落」，逼迫群眾「歸屯並戶」，設置保甲，實行「十家連坐法」等，以此割斷人民群眾與抗聯部隊的聯繫。東北的抗日鬥爭受到沉重打擊，不僅黨組織紛紛遭到破壞，無法生存，武裝力量也支離破碎，彈盡糧絕，犧牲慘重。到1941年，抗聯部隊的人數驟減為2000人，而1942年底東北黨及抗聯部隊的全部人員已不足千人。

1938年11月2日，中共吉東省委書記、抗聯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東北的游擊運動已經面臨「敗退和解體的危機」，何去何從，亟需中共中央的幫助和指示。193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聽取了關於東北抗日聯軍問題的報告，為了加強對東北工作的領導，決定組織中共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以王明為主任，楊松負責召集會議。毛澤東出席會議，並提出首要問題是設法建立中央同抗日聯軍的聯繫。然而鞭長莫及，由於東北淪陷已久，交通阻斷，中央派出的聯絡員（王鵬）雖在1940年到達東北，但因過封鎖線時銷毀了證明文件，很長時間無法取得抗聯的信任。而此前抗聯第一路軍在1936年兩次組織西征，試圖打通與中共中央和關內紅軍的聯繫，也均告失敗。此時，能夠提供幫助的唯有與東北僅一江之隔的蘇聯，但斯大林卻態度曖昧。

「九·一八」事變后，蘇聯在中日之間採取了中立政策。一方面積極恢復與國民政府的關係，支持的抗日鬥爭，一方面又主動承認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權「滿洲國」，多次提出與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其目的就是阻止日本的西進戰略。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聯對東北的抗日鬥爭也採取了左右逢源的做法。在日軍的重兵圍剿和強大壓力下，抗日游擊隊時常被迫越境逃往蘇聯遠東地區。對此，早在1932年6月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決議，「應把所有攜帶武器的官兵扣押並送往內地的軍管區」。根據俄國托木斯克州最新開放的檔案，1932年12月，經蘇聯政府同意，馬占山領導的東北民眾救國軍蘇炳文部2890名官兵及1200名平民退入蘇聯境內。一個月後，李杜和王德山率所部5000餘人也退入蘇聯。儘管蘇聯外交部拒絕了日本政府的抗議和交出官兵的要求，但蘇聯政府也不能公開放他們回國繼續戰鬥，便將這支部隊「收留」在西伯利亞一個勞改營中，並給予蘇軍士兵的待遇。外交風波過後，按照中蘇政府的安排，駐留蘇聯的平民經海參崴被送到天津港，蘇炳文等高級軍官由歐洲轉道回國，而大部分官兵則通過中亞地區送往新疆，交給親蘇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收編。這次事件后，蘇聯又做出新的規定。1933年3月8日，斯大林簽署命令：「今後只扣押級別最高的長官」，「其餘人員在解除武裝后不必送往集中營，也不供養他們，而是向他們提供工作。如果拒絕工作，就把他們驅除出境。如果他們願意返回，不阻止他們自費離開」。自1933年夏天，先後有8批東北抗日部隊假道蘇聯進入新疆，含家屬總計約3萬人。蘇聯採取這種政策的目的很清楚：既不得罪日本人，也對得起人。即便是對中共領導的游擊隊，也不例外。然而，此後接連發生的幾個重大事件迫使莫斯科改變了對東北抗聯的態度。

△留希科夫

起點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遠東邊疆區內務人民委員會管理局局長G.S.留希科夫叛逃事件。留希科夫1937年7月調任遠東地區，負責肅反工作。當時蘇聯的「大清洗」運動瘋狂至極，僅遠東地區就有20萬人被捕，其中超過7000人被處決，最後連留希科夫本人也處於危險之中。當留希科夫聽到從莫斯科傳來的消息，提醒他「注意安全」后，於1938年6月13日越過波謝特—琿春中蘇邊界線，逃到日本關東軍駐地。根據留希科夫提供的情報，日軍逮捕了100餘名蘇聯情報人員，使蘇聯在滿洲的情報網陷於癱瘓。留希科夫事件發生后，蘇聯與日本的關係驟然緊張起來。日本關東軍要試探蘇聯在遠東的軍事實力，而蘇聯則要堅決打消日本西進的念頭，於是接連爆發了張鼓峰戰役（1938年8月）和諾門坎戰役（1939年5月）。顯然，此時對蘇聯（特別是其情報工作）來說，中共在東北的組織和抗聯殘餘部隊就成為一支不可或缺的借用力量。

蘇聯接管抗聯殘餘部隊

早在20年代，蘇聯就利用中共黨員在遠東開展情報工作。滿洲省委曾應共產國際的要求介紹幹部加入蘇聯遠東情報部門，專為蘇聯收集軍事情報。這些幹部完全由蘇方管理和指揮，事實上已脫離中共黨籍而轉入聯共（布）。滿洲省委對一些被招募人員的不軌行為很有意見，曾要求中共中央轉告共產國際，希望蘇聯情報部門與中共加強聯繫，並由滿洲省委派人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日本侵佔東北后，莫斯科似乎有所收斂，對東北抗日活動的援助也更加隱蔽。直到留希科夫事件和張鼓峰衝突發生后，蘇聯又轉而採取了積極的措施。1939年4月15日蘇聯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和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給遠東軍區下達命令：

允許蘇聯遠東第一、第二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向游擊隊提供武器、彈藥、糧食和藥品，並指導他們的工作，但所援物資應是外國生產的或沒有生產廠家標誌的；

從扣留的游擊隊員里派一些經過審查的人回滿洲進行偵察活動，並向游擊隊運動提供幫助；

責成遠東各地內務人民委員部全力協助軍事委員會開展工作，其中包括審查和挑選來自滿洲而被拘留的游擊隊員；

允許遠東軍區各邊防軍接收進入蘇聯國界的游擊隊小組和部分通信員。

該命令還特別指出，內務人民委員部濱海邊疆局應把現滯留蘇聯境內的350名游擊隊員經審查后交給第一方面軍，而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局則應把被扣留的游擊隊領導人趙尚志和戴鴻賓等交給第二方面軍，以便作上述目的之用。接到命令后，5月30日，第二方面軍指揮官與趙尚志、戴鴻賓和祁致中舉行了會談，建議他們回去聯絡松花江一帶的游擊隊，組建司令部和秘密基地，進行統一領導，並答應提供全面幫助。同時，蘇軍還要求他們日後提供敵軍的情報。6月下旬，趙尚志等率領110人的隊伍回到東北。數月後，趙尚志的游擊隊向蘇軍提供了一些情報，又接受了蘇軍情報部門的新指示。

隨著鬥爭環境日益艱難，中共東北黨組織和抗日隊伍對蘇聯的依賴性也越來越大。1940年初，中共北滿、吉東黨代表會議在蘇聯境內伯力（哈巴羅夫斯克）舉行，通過了《關於東北抗日救國運動的新提綱草案》。3月，周保中、趙尚志及抗聯第三路軍政委馮仲雲與蘇聯遠東地區黨和軍隊負責人會面（即第一次伯力會議）。雙方商定在不干涉中共內部事務的原則下，建立蘇共邊疆區黨組織和遠東軍對東北抗日聯軍的臨時指導關係和援助關係。為此，蘇聯在伯力和雙城子（伏羅希洛夫斯克）邊境一帶分別設立了北野營和南野營，成為抗聯人員越境后的隱蔽和休整基地。1940年9月30日，蘇軍聯絡人王新林（瓦西里）以中共中央將派代表來遠東為由，向抗聯第一路軍指揮楊靖宇、魏拯民，第二路軍指揮周保中、趙尚志、王效明，第三路軍指揮張壽篯（李兆麟）、馮仲雲等人發出指令，要他們在12月前趕到伯力開會，以「解決東北黨組織和游擊隊運動的一切問題」。1941年1月，抗聯主要幹部（楊靖宇、魏拯民除外）聚集伯力，但中共中央並未來人，王新林則提出由蘇方主持會議，還要求抗聯部隊脫離中共組織，由蘇聯派一名將軍擔任總司令。周保中等人堅決反對，據理力爭，又致函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告狀。僵局持續了一個月，莫斯科最後接受了周保中的意見，並改派遠東情報部長索爾金為聯絡人（對外仍稱王新林）。雙方達成協議，抗聯仍是中共領導的抗日隊伍，由於同中央失去聯繫，暫時接受蘇軍指揮。第二次伯力會議決定，在伯力設立中共東北地區臨時委員會，委員暫定三人，即南滿省委書記魏拯民、吉東省委書記周保中、北滿省委書記金策；重建抗聯總司令部，周保中為總司令，張壽篯為副總司令，魏拯民為政委。然而，這只是一個過渡，東北黨組織和抗聯殘部長期寄人籬下，被接管只是時間的問題。

1941年4月，蘇日中立條約終於簽訂。兩個月以後爆發的蘇德戰爭，更加劇了莫斯科對遠東地區安全的擔心。為了準備反擊日本人隨時可能發動的進攻，蘇聯在遠東和南部邊境地區部署了156.8萬軍隊，佔蘇軍總兵力的28%。此外，共產國際要求各國共產黨奮起保衛蘇聯，在遠東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事力量。對於那些陸續退入蘇境的游擊隊，蘇軍除挑選一部分人員直接歸屬遠東情報部門並為其服務外，還希望他們能發揮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是收集日本的軍事情報，一是騷擾和牽制日軍。因此，對那些在蘇聯野營休整的游擊隊員加強了敵後游擊戰爭的戰術和技術訓練，還集中學習了跳傘。同時成立了15個偵察小分隊，不斷被派往東北腹地收集情報、開展破壞活動。斯大林還建議中共儘快建立與滿洲的經常聯繫，加強那裡的政治工作和游擊運動，並在蘇日戰爭爆發時，派遣正規部隊到南滿作戰。毛澤東則強調，因華中和華南遊擊區正在遭受日軍猛烈進攻，且從河北到東北沿途都有敵軍重兵把守，難以派遣部隊前往，只能依靠當地的抗日力量牽制日本。中共答應可以挑選一些優秀幹部和戰士送到蒙古，供蘇軍支配。季米特洛夫多次催問延安，可否承擔起對滿洲抗日運動的領導工作，毛澤東則答覆，中共目前可以做到的就是在滿洲和其他敵占區建立情報站和實施爆破的機構，為此還需要蘇聯提供50萬美元和通訊、爆破器材。1942年初，在季米特洛夫的不斷催促下，中共中央回電，答應將在晉察冀邊區建立以韓光為首的東北工作委員會，並派工作組前往東北開展工作。但又說，曾三次派人去吉東，未能找到游擊隊，希望蘇聯能轉告那裡的游擊隊，讓他們與中央取得聯繫。對此，季米特洛夫回電說，莫斯科也不知道游擊隊基地的準確位置。以後，此事便不了了之。

中共難以向東北派遣正規部隊，應屬實情。1939年在延安成立的東北工作委員會由李延祿、李范五負責，主要是收集情報、研究情況。設在晉察冀邊區的東北委員會於1942年7月開始辦公，韓光主持日常工作，先後派遣數十名幹部潛入東北。他們的任務主要是隱蔽潛伏，積蓄力量，而派去尋找抗聯部隊的人的確沒有任何收穫。而蘇聯此時明明正在南、北野營組織抗聯的訓練和情報收集工作，卻謊稱不知道游擊隊基地所在，顯然是有意對中共隱瞞實情，而想把這支力量視為己有。首先，蘇軍曾做出規定，東北黨不能直接派人與中央聯繫。周保中、馮仲雲等抗聯領導幹部曾多次開會、談話，要求蘇方協助，儘快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並通過蘇聯向中共中央轉呈報告，但都沒有迴音。其次，蘇軍情報部不打招呼便隨意調用和派遣抗聯戰士的事情日漸頻繁。周保中在1941年9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抗聯表面上「依然保持其獨立性」，但在實際工作中則由蘇軍「直接支配矣」。1942年4月，中蘇雙方為此還發生了激烈爭論。最後，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抗聯部隊退入蘇聯，本來只是暫時休整，一旦條件適合，他們還要陸續返回東北繼續作戰。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后，除了少數收集情報和實施破壞的人員，在一般情況下，蘇方已不再允許抗聯武裝力量進入國境打擊日軍了。於是，抗聯殘部便漸漸成為一支不得不受制於蘇聯的孤立隊伍了。

1942年1月，索爾金向周保中建議：擴建野營，建築房舍，整備交通，爭取實現糧食自給，從而將抗聯在蘇聯的臨時駐留地建為長期根據地。面對現實狀況，周保中、張壽篯考慮在北野營駐地成立一個教導團，由蘇軍派人進行集中訓練。蘇聯遠東軍司令部根據這一建議制定了組建東北抗日聯軍教導團的方案，報請統帥部批准。后根據斯大林本人的意見，教導團擴大為教導旅，授予部隊正式番號，並按照蘇軍標準保證軍需和後勤供應。1942年7月21日遠東方面軍總司令阿帕納先科下達命令，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正式番號為蘇聯遠東紅旗方面軍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亦稱國際旅）成立，以抗聯駐蘇人員（380人）為基幹，加入蘇軍指戰員（含那乃人共50人）及偽滿起義官兵（71人），旅長周保中，政委張壽篯，副參謀長崔石泉（崔庸健），下設4個步兵營，1個通訊營，1個迫擊炮連，分別由金日成、王效明、許亨植（未到任，由王明貴接任）、柴世榮為營長，安吉、姜信泰、金策、季青為政委，旅、營參謀長及政治部、後勤部、軍械處、通訊營、迫擊炮連主官均由蘇聯軍人擔任，原抗聯官兵全部改換蘇聯軍裝、授予蘇聯軍銜。八十八旅的任務是培養軍事、政治幹部，只待環境改變即配合蘇軍解放全東北。8月1日舉行了成立典禮。至此，抗聯部隊完全融入了蘇軍建制，中共黨組織雖繼續存在，但只在旅內起作用，而整個八十八旅的命運已經掌握在蘇聯手中。此後，抗聯人員開始系統地接受蘇聯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工專業培訓和一般軍事訓練，並完成蘇軍交予的各項任務。在這一過程中，八十八旅中的朝鮮人便逐漸形成了一支以金日成為核心而服從莫斯科指揮的隊伍。

八十八旅的解散及人員歸宿

德國戰敗投降后，根據雅爾塔秘密協定，斯大林便把目光轉向遠東。1945年5月，索爾金向周保中傳達了遠東軍司令部的指示：在預定幾個月後開始的對日作戰中，八十八旅將編入遠東第二方面軍序列，並擴建為一支10萬人的正規部隊。隨後，經與蘇軍商議，周保中、張壽篯制定了行動方案，並提出與中共中央恢復聯絡，再建抗日聯軍，恢復東北黨組織並在中共中央政治路線下開展行動等一系列要求。按照周保中的計劃，八十八旅的作戰任務分為三部分：已在東北的小分隊開展游擊戰，並執行偵察任務，配合蘇軍行動；在蘇軍出動時，派出八十八旅先遣隊空降東北，為蘇軍做戰術偵察和嚮導；主力部隊與蘇軍同時發動進攻，參與解放東北。7月底，中共東北黨委會召開全體會議，根據形勢發展對黨委會進行了改組。新黨委會將返回，設在長春，書記為周保中，其成員除馮仲雲、張壽篯、王效明、彭施魯、王明貴等人外，還包括朝鮮人姜信泰、金光俠。同時分出朝鮮工作團，書記為崔石泉（負責黨務），成員有金日成（負責政治和軍事）、金策、安吉、徐哲、金一、崔賢等，目標是返回朝鮮。然而，上述設想並未完全實現。

蘇軍進攻東北，的確需要八十八旅的全面配合，尤其在偵察、情報和嚮導方面。這一任務遠東軍司令部和周保中有精心安排，訓練有素的八十八旅戰士也完成得很出色。7月下旬，蘇軍將挑選出來的290名八十八旅指戰員組成先遣小分隊，空投到東北的18個地區，為即將發動的進攻做偵察準備。但是八十八旅主力部隊的命運卻因形勢變化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鑒於日本拒絕接受波茨坦公告和無條件投降，1945年8月8日蘇聯即對日宣戰，9日蘇軍150多萬人分三個方向大舉進入東北和朝鮮。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突然變化且發展迅速的局勢，迫使蘇聯重新對八十八旅的前途做出安排。斯大林擔心可能因日本投降不再需要蘇聯出兵，也不必簽訂同盟條約，如此一切遠東設想便將難以實現，故決定提前出兵。而蔣介石也有自己的考慮，於是，雙方實行了妥協。這樣，原本就在中共領導下而現在又急於與中共取得聯繫的抗聯部隊當然就無法如願以償了。

就在蘇聯出兵的第二天，八十八旅召開了動員大會。全旅官兵激昂慷慨，躍躍欲試，一致要求立即協同蘇軍反攻，消滅日本關東軍，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會後，周保中致函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請求把八十八旅派往東北。金日成也寫信，請求將他的第一營派往朝鮮。除了口頭安慰，周保中和金日成都沒有得到蘇軍的正式答覆。在隨後的幾天里，周保中坐卧不寧，不時地向大本營和聯絡官詢問。蘇軍司令部卻朝令夕改，一再拖延。11日接到通知，全旅準備移駐同江，12日又來信說「暫停原地」，15日仍電告「原地守候」。周保中不斷請示、詢問，直到23日，日本已宣布投降多日，得到的答覆還是等待命令。據說在此期間斯大林曾下達命令：蘇軍的任務是解放東北，八十八旅的任務是建設東北。即使斯大林說過這樣的話，恐怕也只是對抗聯戰士的口頭安慰。

8月24日，急不可待的周保中又給華西列夫斯基寫了一封長信，詳細講述了八十八旅進駐東北，協助蘇軍維護地方秩序，建立東北民主政府和人民軍隊的必要性。周保中最後說，如果上述要求不能滿足，就請求將八十八旅的人員和部分朝鮮同志交給中共中央或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指揮，由他們安排。莫斯科終於做出了決定：解散八十八旅，其骨幹力量分別派給遠東軍各部，配合蘇軍行動。根據俄國檔案的記載，蘇聯遠東軍情報處呈報的派遣方案是，截至1945年8月25日，八十八旅總計1354人（軍官149人，軍士358人，士兵847人），準備挑選878人供蘇聯各遠東作戰部隊使用；派往東北各地參加衛戍司令部、地方保安團和其他機構工作的279人（215名游擊隊員、64名前滿洲國士兵）；派往朝鮮參加衛戍司令部、地方保安團和其他機構工作的103人（98名朝鮮游擊隊員、15名蘇籍朝鮮人）。具體分配地點為：周保中—長春市，張壽篯—哈爾濱市，金日成—平壤市，王效明—吉林市，姜信泰—延吉市，金策—咸興市，馮仲雲—瀋陽市。報告還請求行前為八十八旅有功人員授予勳章和獎章，並提升派往和朝鮮人員的軍銜。

8月26日，遠東軍軍事委員希金向周保中傳達了華西列夫斯基的命令：

八十八旅的人和朝鮮人分別加入蘇聯在遠東的三個方面軍，人隨蘇軍佔領東北各戰略據點，幫助蘇軍維持佔領地的秩序，肅清敵偽殘餘和反革命分子，提高蘇軍在群眾中的威信，促進中蘇人民友好；

利用參與軍事管制的合法地位建立黨組織，開展群眾運動，在主要佔領區以外建立人民武裝和根據地；

朝鮮人隨蘇軍進入朝鮮，並著手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和政權機構。

8月28日，周保中召集八十八旅連以上軍官會議，按照蘇軍的命令部署了具體工作。9月3日—13日，派往東北和朝鮮的各路人馬陸續啟程。10月15日，八十八旅主要人員離開蘇聯后，蘇聯遠東第二方面軍司令部下達命令，正式解散了這支特殊的部隊。截至12月11日，八十八旅的解散工作全部結束。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蘇、朝三國共產黨人之間的關係同反法西斯聯盟中各國之間的關係一樣，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方面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大家同仇敵愾、互相幫助，但是考慮到自身安危和利益，特別是戰後的政治安排，就各有盤算了。八十八旅的短暫歷史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沈志華，著名歷史學家，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華東師大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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