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族圍城 101

隨著飛機降落在愛荷華，一望無際藍黃相間的玉米地鋪展在Fan Yijia眼前。這個愛荷華大學的大一新生，路上錯過一架航班，花了超過24小時，終於從東部的嘉興來到美國中西部。她疲乏的雙眼，見慣了四百萬人口家鄉的擁擠街道，並不適應眼前大片的玉米地，反倒充滿疑惑。「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適應。」她說。

在誤機前，Fan——英文名Sophie，正在網上聯繫CSSA(學生學者聯誼會)準備接機事宜。CSSA是由政府資助、學生運營的團體。因為遲到她不得不取消了原計劃，轉而投靠僅有的另一個能在機場提供協助的團體，「國際橋」，一個福音派基督徒發展團體。「當你實在困了累了」，這個基督教團體的在線廣告寫到，「能有人迎接你，不是很美好嗎？我們將很榮幸能在入境時歡迎你。」

在行李領取處，一位美國青年熱情地歡迎了Sophie，還幫她把行李拎上車。到愛荷華城的半小時車程里，他嘴巴一刻也沒有停歇，全在談論「國際橋」組織的各色活動以及能為Sophie開始新生活提供的各種幫助：開車帶她去一趟當地的商店、幫她把行李搬進公寓、專人輔導練習英文等等。「他太友好了」，Sophie說，「我覺得無法拒絕。」

儘管中美關係日益緊張，一股強大的暗流卻逆勢而上：學生潮正大量湧入全美各大高校。現在美國境內的學生已有三十二萬八千餘人，足足是十年前的五倍之多。學生對美國教育資源的渴望如此強烈，在逾百萬的留美學生總數中足足佔據了近三分之一的位置。兩國雙邊關係中的任何線路都未能聯結這樣眾多的人群，或對統治階級子女這樣一個對未來至關重要的群體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成長在經濟騰飛的這代學生，並非首批來到漢語中所稱的「美麗國度」(中文所稱的「美國」)留學的人。一個半世紀以前，第一批120名留美幼童拖著清代髮辮來美時，被清帝國的統治者告知要「師夷長技」，幫助鴉片戰爭敗北的實現現代化。美國官方則發現了向未來精英灌輸「美國價值觀」的機會，即民主與基督教。但由於清朝官方逐步擔心這些做禮拜、打棒球的男孩們過分西化，這種嘗試在不到十年後就於1881年終止。這種恐懼是雙向的：一年後，美國制定了排華法案，在此後長達60年的時間裡禁止移民。

當下學生的湧入，並非受國家驅使，而是出於自身功利目的。有些人是因為海外學位在國內吃香而來到美國。也有些人是為了家庭充當爭取綠卡的先鋒，好讓他們的親屬獲得美國居留權。上海胡潤研究院2016年調查顯示，六分之五的富裕家庭計劃將子女送往海外高校留學。他們提供的費用讓資金緊缺的美國高校得以滋潤周轉。去年，學生共向美國經濟貢獻了114億美元的學費和其他費用。1982年作為研究所來到美國，現任愛荷華大學政治學教授的Wenfang Tang說：「政客們總是聲稱人偷走了美國人的飯碗，但從留學收入來看只是左手倒右手。」

過多的學生都擠到了美國中西部，這裡是美國人種最不多樣化的地區。適逢毀滅性大洪水和州預算縮減的天災人禍，沒有誰比愛荷華大學為爭取人的青睞更賣力了。這兒的大學部生數量從十年前的47人暴增至今年的2012人，佔據了大學部留學生的80%。學生每年交給愛荷華大學的學費、食宿費超過1億美元。

與其他美國高校一樣，學生潮在愛荷華大學來勢洶湧，中美兩國的學生都缺乏時間適應。結果，本有可能的一場富有意義的文化碰撞，反而成了一場錯失的良機。學生數量龐大，以至於形成了獨有的隔絕世界。許多學生只講普通話，只和人一起學習，只出席人組織的活動——在只限人准入的俱樂部里炫車擺闊。政府和基督教團體儘力爭取過他們的身心，但幾乎沒有其他人對此抱有興趣。大多數學生最終漂浮在一個泡沫中，與自己原本期望能夠身處其中的教育環境相去甚遠。「脫離自身的舒適區需要極大的勇氣，」Sophie說，「中美兩方的學生都沒有嘗試著去交流。」

在一個天高氣爽的秋日，燙著一頭金髮的Jonathan Hou，21歲的學生，開著他的新玩具在校園閑逛。這是輛潔白炫目的賓士C63S，價值86000美金。「在愛荷華城這可是獨一輛。」他說，同時為正在副駕駛座下滑動的車牌表示道歉。出於美觀，他還沒裝車牌。「我不想搞壞保險杠，」他說。

這輛賓士C63S可在3.8秒內加速到60邁/時(97公里/時)，但今天Jonathan只是開著它在柯林頓街的店鋪間龜速前行。這是校園的主幹道，他想要高調炫車，但對那些在我們面前戴著棒球帽過馬路的美國學生來說，似乎並不成功。這些年輕人經過他身邊，一面盯著這輛車和開車的學生，一面吃吃竊笑。

Jonathan看起來毫不在意。在舊國會大廈的美食廣場，當地人所稱的「華人街區」，他對這裡三五成群的學生更感興趣。他沉浸在旁人艷羨的目光中，掃視著街面上別的高檔車。他的特製版賓士並不是城裡唯一的豪車。路上滿是一排排的奧迪、寶馬、賓士，以及瑪莎拉蒂和米色版賓利，駕駛員清一色都是年輕的學生。Jonatha向我強調這並不是場特別展出，「這只是愛荷華城的日常。」

時代已然日新月異。Tang在1982年來美讀研時，口袋裡只有不過40美元。為了掙學費，他不得不打工洗盤子。在他眼裡，擁有彩色相機的美國同學富得無法想象。「如今已經角色互換，」他說，「現在是美國人一邊望著小孩開著他們一輩子也供不起的豪車，一邊搖頭嘆息。」

Jonathan父親是國企官員，母親從商，不少富家子弟在美國揮霍父母錢財荒淫無度的事情他們也早有耳聞。Jonathan必須向父母證明自己有責任心，才能前來美國。於是他在華東福建省給貧困生教了一暑假的數學課。「很多學生對來美后的自由把持不住，」他解釋到，「他們整天翹課去酗酒打麻將。」Jonathan不煙不酒，刻苦學習，在Tippie商學院獲得了3.3的平均績點。「一學期下來爸媽看到我的表現放心了，他們知道我確實能管得住自己，」他說，「現在沒人指使我該做什麼，我自由了。」

豪車已經成了財富在美國校園裡的耀眼標誌，也成為了中美學生間的巨大溝壑。據縣級數據，登記在愛荷華城的豪車數量在2012到2014年間增長了近兩倍。這兩年半時間裡，隨著這股汽車熱潮興起的只有KTV歌廳和珍珠奶茶店。在愛荷華城，奶茶店的數量甚至已經超過了星巴克。

不過學生並非經驗豐富的老司機。Jonathan在上了4學時駕駛課程后就買了他的第一輛車，一款英菲尼迪。本地的一名汽車經銷商說，他時常要在把車鑰匙交給這些客戶前給他們惡補第一節駕駛課。縱使如此，仍有人完全不在意保險。就在去年，一名學生剛剛提到車后，就駕駛著這輛沒上保險的保時捷卡宴一頭撞進了停車場牆上。無所謂，她旋即又買了另一輛。Jonathan仔細地為自己的賓士投了保，但是他的檔案——留學闊少、多張超速罰單、高性能跑車，使得他的年度保險額比本地學生學費還要貴。

11月初，我再次見到喬納森的時候，這位小哥已不再是一頭金髮。他把側面剃短，給頭頂染成了鋼灰色。「這髮型是在芝加哥做的，」他說。他剛剛花了七小時往返於這個中西部最大的城市，唯一目的是取回定製的名師嘻哈牛仔褲。正如開著C63S在高速上狂飆一樣，理髮是他給自己的獎勵。雖然這輛車才買了幾個月，他又已經看上了下個購買目標：一輛櫻桃紅的阿爾法·羅密歐Speedster。他一邊撥動著iPhone里的圖片一邊說：「這個也會是愛荷華城唯一的一輛。」

也不是每個愛荷華的學生都過得如此愜意。在Java大樓一棟普通的住宅里，Haddy Zhang正在努力解讀有關伊斯蘭婦女的專著。過不了多久，她就要提交一篇非母語寫就的關於陌生宗教的學期論文。她的教授已經就不規範的腳註和「借用」提醒過她。不同於學生在國內時面向考試的機械複述式教育，他們並不熟悉學術規範。她說：「要用自己的語言講述可真是太難了。」

作為一名前少兒乒乓冠軍，Haddy在北京什剎海體校待過很長一段時間。她因為做不好正手擊球被教練體罰過。她的父母覺得競技教育太過殘酷，所以帶她脫離體訓生涯，給她報名上了北京一所公立高中的商業性質國際學院，每年學費一萬五千美元。一旦入學，她之後就只能來國外念大學。

Haddy的托福(英語水平測試)成績對於多數大學而言都太低了，只有78分。幫她提交入學申請的中介機構極力給她推薦愛荷華大學：這所學校不僅有著對留學生達70%的高錄取率；每年還有150個左右的「附加條件」名額，專門面向低於托福80分分數線的學生。這些學生必須完成一兩年的英文強化課程才能參與一般課程。靠著這一政策，學校撈了不少外快。Haddy重考托福拿到82分，最終獲取了正式入學的資格。

兩年前來到愛荷華城的時候，Haddy擔心的不止是語言差異。和許多留學生一樣，她相當於是個來到鄉鎮上的城裡姑娘。「我找不到捷運在哪，」她回憶說。富有內涵的愛荷華城擁有全美最著名的作家協會，但Haddy的許多美國同學來自農村，是家裡的第一代大學生，更沒見過外國人，家裡人為了7000美元的本地學生學費辛苦打拚。而28000美金的外地學生學費對Haddy父母來說則不算什麼。他們以幾十萬美元的價格賣掉了北京市中心一處閑置的房產。買家也是教育投資狂，他們需要學區房好讓自己的小孩讀到當地最好的學校。

Haddy在愛荷華清一色的學生當中感到了安慰。當初她被分到所謂臨時宿舍，也就是大樓過廳里的一處硬塞進去的床位，她給在飛機上認識的姑娘(自然是商務艙)發簡訊，隨後就約好一起搬去了校外。她在愛荷華的朋友也都是人。某些夜晚，她躺回床上休息時才意識到，自己身處美國卻一整天沒講過哪怕一個英文單詞。

如此封閉的世界里處處都是誘惑。雖然Haddy的教授再三強調學術規範，她的社交賬戶依舊被中文廣告所包圍。廣告的內容儘是為論文和考試提供「雇傭槍手」，只需輕輕一點即可聯繫，而大學的管理者也看不懂這些中文信息。Haddy摒棄了這些作弊的誘惑。但底線時常會被假借團結的名義所逾越。有些人告訴我，部分富二代學生雇傭中產階級同胞幫自己寫論文。一名大一新生說，去年秋天她撞見別人幫她室友作弊。她跟室友說：「你們不能這麼做！」室友們回道：「話是這麼說，但她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是人，我們必須互幫互助。」

愛荷華大學去年爆發了作弊醜聞。接到網路監考公司報告，愛荷華大學檢測到至少有30名學生——並非全部但絕大多數都是學生——雇傭了槍手替自己完成在線測試。醜聞破壞了學校里學生的名譽，也敗壞了愛荷華大學在的聲譽。去年秋天，儘管申請人數再破紀錄，愛荷華大學只錄取了366名學生，較往年反而減少了百餘個名額。「醜聞爆發得不是時候，」愛荷華大學招生主任Kirk Kluver說，「這件事顯然造成了一定影響。」Haddy和朋友們都感到自己被不公地抹黑了：「我很擔心到了找工作的時候，他們會想『原來你也是個作弊的？』」

這樁醜聞導致了Haddy的一位前室友被開除。在簽證快過期的最後幾天，她投靠了一家專門幫助受困學生的公司。這家公司雖然處在教育產業的灰色地帶，倒也生意興隆。第二天一早，這家公司就給她在Kirkwood社區學院找了個位置。現在，這個女孩仍然住在同一套公寓，仍舊開著同樣的車，還和從前同一批朋友出去玩樂，如果不提被開這事，就好像什麼都未曾發生過。

與此同時，Haddy正面臨著被父母催促正式進入愛荷華商學院的壓力，可她成績仍未達標。Haddy母親所在的回族信仰伊斯蘭教，她不得不寄希望於關於伊斯蘭教的網路課程能助自己一臂之力。但是現在，面對要寫一篇對她成績具有決定性的論文，她開始信心不足。Haddy擔憂自己即便讀懂了材料，也沒有足夠的辭彙量表達出來，或者又用錯了腳註。「我還是不太理解，對引用錯誤擔驚受怕，」她說，「但我絕不會做有損自己名譽的事。」

廿五年前，羅納德·里根於競選途中在Hamburg客棧點了份烘肉卷。此後，這家民間風味小吃店便成了愛荷華城的民主之家。高年級學生Li Mingjian走進店裡，要了份冰淇淋跟12種餡餅混合做成的「派昔」(pie shake)，跟美國朋友坐在了里根總統的照片下面。收銀台邊上是「咖啡豆選舉會」，競選時期，顧客往自己喜歡的候選人的罐子里投上一顆豆子反映民意。唐納德·川普或許可以贏得愛荷華州競選，但在咖啡豆選舉中以2304對4139成為希拉里的手下敗將。

Mingjian來自沿海山東省，是位樂於交際的商科生，他拒絕被困在華人圈子裡。「我不想虛度光陰，」他說，「所以我儘可能地參與一切活動。」這個孩子想要了解基督教，於是參加了國際橋的校園會議。他還兩次參與這個團體的全國大會，那裡有幾百名人組成的中文專場。他還成了校園管理導遊和宿舍入住顧問。「我一個人管三十八個美國人，」他說。但他最引以為豪的是兩次贏得學生議會選舉。「我想搞懂民主系統究竟怎麼運作，」他說。

愛荷華大學的管理者們理當期望每個學生都能像這樣積極起來。和其他高校一樣，愛荷華大學窮盡各種手段讓他們融入到校園生活當中，不過種種舉措似乎都成了馬後炮。於是愛荷華大學在開展了預先介紹促進了解的活動，創造了文化交流的多種途徑：譬如商學院的「跨國夥伴」一對一結對互助項目，曾一次吸引了超過300人參與。

但其他嘗試均告失敗。一門試圖將留學生與地陪聯繫起來的必修課「不幸夭折了」，Ronald McMullen說到。作為政治學教授和前大使，他協助過教授這門課程。「學生像是被綁架來上這門課。最糟糕的要屬想了解外國文化而自願擔當地陪的本地學生了，他們發現學生對增進了解絲毫不感興趣。」這門課不得不在一學期后就中止了，只作為選修課保留。

校園文化隔離的現狀是個無法迴避的事實。對多數學生而言，語言屏障難以逾越。從文化上來講，跟同胞扎堆過日子也更為舒適。大批只會英語的美國學生也就此放任自流。「這是條雙行道，」三年級學生Amber Dawn Miley說。「本地人沒什麼跟其他文化打交道的機會。我跟留學生們出去玩，總能招來旁人戲謔的眼神，就像在說『你幹嘛跟那種人混一塊兒？』」

愛荷華大學的校園氛圍是友好的，但私下裡卻聚積著怨恨。過去的幾年裡，社交媒體上不時有針對學生的冷暴力甚至種族歧視。如2015年下半年的一則言論：「我恨死了在圖書館嘰嘰喳喳還在考場上作弊的亞洲佬。就他XX不能滾遠點么。」這條冒犯的推特廣為傳播，促使學生組建了一個文化敏感性研究會。時至今日，校區主要建築物Van Allen Hall(范艾倫大廳)的標牌上，仍舊留著被黑色馬克筆塗改的「Van Alien Hall(外國佬大廳)」。

對眾多學生來講，更不安的是美國學生那些連珠炮般的質問或是居高臨下的責備——關於在人權、民主和審查方面的欠缺。這種經歷常常將學生更深地推入到華人孤島上。「美國人討論政治時我就閉嘴，」Sophie說，「他們都不值一駁。」

儘管如此，學生們卻並不是真的自我放逐，只是束縛在絕大多數其他國家學生無法觸及的世界當中。這個世界的核心是CSSA(學生學者聯誼會),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成立並監視運營。CSSA擁有一個「宣傳部」及總領事館默許的幹事核心。它每年舉辦精確針對學生的四大活動，其中包括在最盛大的農曆新春晚會。11月下旬，Mingjian參加了CSSA舉辦的「閃電約會」，在現場近三百多名觀眾的慫恿下，由穿著晚禮服的男生向身著荷葉邊連衣裙的女生表達愛慕。整個活動都以普通話進行。

每當在機場迎接新生，CSSA的代表會給予他們安頓新生活的建議，並且提醒他們，今後他們自身的言行都反映了整個中華民族。其實新生們並不需要這些預防針，他們在國內所受的教育早已包括了這一美德及其重要性。當他們遇到對滿懷傲慢甚或是敵意的美國學生時，傾向於條件反射地自我強化愛國主義精神，或者就如同Sophie，選擇保留自己的看法。

犀利的愛國憤怒往往是留給其他人受用的。去年十月份，Tang教授在談論了當局對公眾輿論的敏感性后，收到了學生寫就的憤怒郵件：「我替你感到臉紅。你居然認同美國的反中宣傳政策。你作為人的道德底線到底在哪？」早已是美國公民的Tang教授無奈搖搖頭，「這代小孩從生下來就開始被教化了。」

Mingjian對美國文化的努力嘗試增強了他的愛國之情。他花了三年得出結論，只有「玻璃心」才會被基督教吸引。「我沒有探尋自身的存在意義，」他說，「那只是美國特色的行為。」在學生議會任職是種榮耀，但他對議會的低效和無盡的辯論感到沮喪。他說：「民主制度幾乎什麼事都辦不成。」

美國總統大選也未能改善他對民主的看法。投票日前兩天，他跟本地學生打賭1美元川普會贏得選舉：「我知道人們壓根不會在民調中說實話。」得知川普獲勝后，他先是激動萬分，部分是因為他贏了賭注；但緊接著，新總統在對華立場上曖昧不清的態度又警醒了他：「我更希望穩定。」在Hamburg客棧，諷刺的意味比派昔的成分更為豐富：就在去年，一位投資者已經買下了這個愛荷華城的民主之家。

牧師家門口的車道斜坡上已經停滿了車輛，Haddy不得不在把車泊在其他車輛的後面。她是這個愛荷華城郊周三夜聚會最後一個到場的。這個每周一次的聚會，旨在對外來學生在海外校園裡的孤單、壓力和困惑進行疏導。「作業再多我也要爭取來這，」Haddy說，蜷縮在紅黑相間的字母夾克里抵禦夜寒，「這能讓我平復心緒。」

如同大多學生一樣，Haddy不適應美國高校的墮落生活方式。兄弟會轟趴和把酒狂歡讓愛荷華大學贏得了全美頂級轟趴高校的名聲。兩年多以來，她仍然把大把時間花在華人圈子裡，只有周三夜聚會是個例外，她會開車去跟78歲的老牧師Jarol Duerksen和他妻子Leah Duerksen見面。她說：「事實上他們就是我僅有的美國朋友了。」

Haddy來這並非做禱告，而是休閑。Duerksen夫妻是頗具實力的乒乓球選手。他們把自家地下室改造成了乒乓聖地，裡面有兩張嶄新的乒乓桌台，明亮的霓虹燈和12英尺高的天花吊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設計的，」Jarol說。牆上掛著「Jarol and Leah的乒乓小屋」條幅。旁邊的世界地圖上用大頭釘標出了他們來訪客人的故鄉；最密集的地點在華東，這對夫妻不久前剛去朝聖過。

許多美國基督教團體把留學生看做潛在信眾的巨大藍海——來自限制傳教活動的共產國家的他們，在信仰上都是白板一塊。如同19世紀90年代，青年基督教協會將強身派基督教義介紹給廣大的異教群眾一樣，體育運動總是作為有效的吸引手段被採用。Duerksen夫婦的名片上寫到：「去尋求極樂世界吧…在此之前，先來局乒乓！」

Haddy來到樓下，牧師夫婦正和兩個客人利用旋球和直抽對打乒乓。「漂亮！」Jarol大叫一聲。Haddy羞澀地笑了笑，掏出球拍。她是學校里完全由人組成的女子乒乓球隊的頂尖球手。去年Duerksen夫婦隨她們參加了全國錦標賽，隊服還是牧師妻子親手縫製的。Haddy尚未皈依基督，但仍恪守每周來此聚會。和牧師打乒乓是僅有的幾件能讓她意識到自己身在美國的活動之一。

Sophie到愛荷華的第一個夜晚，從機場出來，一路上就被年輕福音傳教士滔滔不絕的言辭所淹沒。被送到公寓后，她覺得必須答應參加國際橋的「破冰聚會」了。長久以來，她就希望和美國人交朋友，既然基督教是美國文化的重要組成，多去見識一番又何樂不為呢？她發現室友對當地人興趣缺缺。「我有些室友很怕跟美國人交流，」她說，「所以我就問了，『既然不打算和當地人說半句話，那你們大老遠跑來美國做啥？』」

不同於其它外籍學生，留學生大多未被任何信仰固化，也就更能接受新思想。基督教團體習慣通過免費的食物、友誼和美國文化開展傳教活動。「大部分學生不是來尋求靈性，」Pearl Chu，一名高級生化專業的虔誠基督徒說道，「他們參加活動是因為這兒的美國學生願意接近他們，與他們溝通和傾聽。在融合學生方面，我覺得基督教團體的作為比大學多得多。」

在校外公寓舉辦的國際橋破冰聚會上，Sophie發現自己身處一群熱心的美國人當中。在場的還有個別學生。他們一起玩遊戲，吃著自己做的燉菜。一位牧師帶領他們做禱告，之後就開始了盤問。「他們試圖了解我的全部，」她說，「這讓我很不舒服，他們會問諸如『有什麼是讓你感到罪惡愧疚至今的嗎？』」她煩亂地離開了聚會，再不和基督徒往來了。

Sophie在嘉興上高中時一直追劇《緋聞女孩》，她想通過這種方式提升英文水平作好留美準備。她生於一個典型的中產家庭，父母都在電信上班，節衣縮食地攢錢把自己的獨生女送來美國。當她在電視里看到貌美多金的美國預科班女孩在曼哈頓上東區的肆意妄為，以及間或對中產階級的蔑視，並沒有僅僅看作肥皂劇，反而視為真實的紀錄片：「那時我想，『啊，原來美國人的生活就是醬紫！』」

沒過多久她就意識到，肥皂劇劇本和美利堅平原上的大學生活相去甚遠。作為新聞專業的學生，她開始細緻觀察自己的同胞們：班上的巴黎世家高跟鞋，街面上的瑪莎拉蒂豪車，以及富二代名流小圈子。「我恍然明白我們一直活在版的《緋聞女孩》里，」她說。

在她大學的第四年，Sophie成績優異，卻倍感孤單。她的美國同學從來沒真正理解過她，她說，也只有好奇的基督徒對她興趣盎然。富二代很好相處，不過以他們的豪車華服，「很明顯你和他們成不了一類人。」她的中產階級同學們因為學習壓力太大也根本不搞社交。在氛圍友好的校園裡與幾千名同胞待了四年，Sophie說，「我沒有真正的朋友。」

未來充滿了不確定。儘管眾多家庭仍然想讓孩子出國留學，人民幣的持續貶值卻令美元為單位的學費日益昂貴。新上任的川普總統堅持「美國優先」的議程，以及間歇性的對中敵對立場。這些都讓學生擔憂，一旦中美衝突，將會威脅到自己留美求學的自由。川普的移民禁令出台後，愛荷華大學的職員告誡外籍學生減少不必要的出國行。Andy Tan，一位蓬蓬頭的高年級生，說他可能會取消春假期間去韓國看望女友的行程。「留在這裡更安全，」他說。

對於Sophie和她的同學來講，還有更為緊迫的困境：是繼續留美還是回國。美國的移民政策讓畢業留學生更難留下，但濫發的美國學位，尤其美國中西部高校的學位，已開始在貶值。過去那些在國內被稱為「海龜(海歸)」的歸國留學生，往往能憑藉外國學位獲取事業上升的捷徑。如今，大量從美國中部高校獲得學位的歸國留學生，則有了新的稱呼「海帶(海待)」。

我最後一次見到Sophie是在十一月，其時她正在Java House的住所里躬腰駝背俯在電腦上寫言情小說。一個出版商看了她的博客從而鼓勵她出書。電腦分屏的另一側，她在撰寫碩士申請。「只拿到愛荷華大學的大學部學位回國，我鐵定找不到好工作。」幾個星期前，她給我發來了好消息：她被紐約大學研究所院錄取了。也許在那《緋聞女孩》的故事地點，她將最終適應這一切。

本文譯自 1843magazine，由譯者 Leon 基於創作共用協議(BY-NC)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