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rch
尋找貓咪~QQ 地點 桃園市桃園區 Taoyuan , Taoyuan

資中筠:大學文科,關乎價值追求的根本

還有幾個月,資中筠先生就滿87歲了。

前幾天,一個單位邀請她去講演,

沒想到老太太提前一天就自己去了會場,

只為了事先熟悉場地,好讓講演更順利。

資先生說過,跟胡適之先生那一代人比起來,

她那一代就是「野蠻人」。

劉蘇里說,如果資先生都是「野蠻人」,

那我們這一代人算什麼?

昨天微信圈被山東辱母殺人案刷屏

這恰恰說明,法律不僅關乎規則,

更關乎規則背後的價值訴求,

和價值訴求背後的人心所向和人倫追求。

今天與大家分享的,

資中筠在清華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重建十周年

慶祝儀式上的講話。

又是十幾年過去了,

大學文科會向何處去?

文明的價值追求之路,還有多遠?

群學書院周末聲音

朗讀者:孫夢

01

我是1951年從清華大學畢業的,是清華文學院最後一屆文科畢業生,1952年院系調整,清華文、法、理學院都沒有了,原來的文學院同學變成了北大畢業生,直到十年以前(註:2003年12月)又重建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間隔了四十年。

現在大家經常提到當年清華人文薈萃,提到國學研究所「四大導師」,還有朱自清、聞一多等等。這些都是盡人皆知的,我現在不免懷舊一番,想起當年我在校時親歷的情景。

那時文學院院長是馮友蘭、法學院院長是陳岱孫。現在看到寫陳岱孫先生的文章多形容他是溫和長者,而當時他是以厲害出名的,據說他給學生 59分,再怎麼求情,決不加一分使其及格。此說也許是傳聞誇大,但是老清華嚴進嚴出不止一個系。有些繫到畢業時只「刷」剩三分之一。

圖書館館長是潘光旦教授兼,當時圖書館館長多為名教授,但他決不是挂名,連什麼書出借最多他都去查,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態度。

陳丹青《清華國學研究院》

02

我是1948年大二從燕京轉入清華的,只上了大學部,不像諸位有碩士、博士學位。但是回想起來,當時給大學部生開課的多為名教授。我上的是外文系,必修的公共課「世界通史」是雷海宗教,「西洋哲學史」是鄧以蟄。這兩位先生現在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但都是本界的權威。

雷先生應該算史學界一代宗師,只是解放后他的史學觀點與主流不合,還有種種歷史原因,沒有等到反右就落難。院系調整后他不能到北大,去了天津南開大學。結果南開歷史系獲益匪淺,成為南開文科中一強項,在全國大學歷史系中也名列前茅。至今南開的老教師還提到雷先生為學科建設打下的基礎。他去世較早,沒有趕上改革開放,所以名聲不顯。

近年來他的著作得以出版,南開舉行了紀念他的研討會,關於他的文章也見諸刊物,說明史學界沒有忘記他。我上他的課印象最深的是他記性特別好,一上來先在黑板上寫幾個本堂課要講的重大事件的年代,同時再寫上相當於歷史上什麼年代,例如:公元前xxx年,古希臘發生什麼事,相當於魯哀公多少年,等等。

他講的具體情節我忘記了,但這種思維方式一直對我影響很深,就是把歷史和世界歷史聯繫起來考慮,每當提到外國歷史事件時,本能地就想到當時是怎樣的狀況。

鄧以蟄先生在當時被認為是美學權威,與朱光潛齊名,他解放以後也未得到應有的承認和發揮。可能他的兒子更知名,即兩彈一星的元勛之一鄧稼先。我著重提這兩位是因為他們現在不大知名,在座的可能知道他們的就不多。另外我的專業課,「西洋文學史」是錢鍾書教,「英國小說」是楊絳教,這兩位先生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講。

錢先生講課更是信手拈來中西貫通,受他的影響我的畢業論文選了比較文學類的題目,導師也是錢先生。教莎士比亞、英詩和英國散文的是美國人溫德,他從1930年代來華一生都在教學:清華——西南聯大——清華——北大,最後在北大去世,好像是101歲。

其他的老師因時間關係就不多介紹了。這些教授上課的共同點,就是沒有講義,全是源源不斷從腦子裡流淌出來,聽課完全是享受,不會想逃課。

而且也不能逃,因為考試全憑自己的筆記以及從專心聽課中啟發出來的悟性。現在聽說有點資歷的教授都不願意開大學部生的課,回頭來看,我當時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視為當然,不以為意。

清華名師(左起:施嘉煬、潘光旦、陳岱孫、梅貽琦、吳有訓、馮友蘭、葉企孫)

03

我還要提到梅貽琦校長。現在蔡元培的地位已經確立了,這當然是不容置疑的。梅校長主持清華時間最長,並且歷經抗戰遷校和戰後復校的艱難時期,對清華的貢獻功不可沒。

他的辦學理念其實與蔡元培是一致的。現在大家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非大樓之謂也。」光是這句話的精神,現在就很難貫徹。但是他還有一些話,人們不太知道,就是學校的主體就是老師和學生,其他人員,包括校長,都是為「教」與「學」服務的,比如上課需要教室、桌椅板凳、圖書儀器等等,就需要有人為其服務。

其實校長所管的當然不止這些,單以請這麼多好老師一項,就體現了何等眼力和氣度!的確,梅校長在學校一直低姿態,很少出面作指導性報告。我們只記得某某教授講過什麼,卻不記得梅校長講過什麼話。可以說桃李無言,下自成蹊。

清華四十年代末學生運動高漲,地下黨很活躍,左派思想佔上風,因此有「解放區」之稱。梅校長在保護學生不受國民黨軍警迫害方面也默默出了不少力。他曾經堅拒包圍學校的軍警進校抓人。

尤為難得的是,他當然知道這些進步學生的政治背景,與他本人的政治信仰是不同的。但是他信奉思想自由,維護校園的神聖不可侵犯,並且以保護學生為己任,僅此三條,他夠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

這樣的陣容,這樣的傳統,到1952年一下子就把文科(包括法學院)給砍掉了。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否則清華何至於到2003年才紀念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建院十周年?

當然,砍掉的不止是清華的文科,那些年所有人文和社會科學的遭遇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說。如今清華經過多少有識之士的努力,又重建了這個學院,而且不斷壯大發展,十載於今,當然是大好事,值得慶賀。

梅貽琦先生在抗戰中

05

現在清華把人文與社會科學放在一起。其實,二者有所不同。後者更加緊密聯繫現實,如經濟、社會、法律、政治,比較能直接為當前現實服務。而人文則不那麼實用,而且不應該那麼實用。

現在一提到某個學科或某項研究課題,最常出現的問題是「有什麼用?」以這個標準來衡量,那麼這次會上不斷提到的那些清華引以為驕傲的大師們所做的學問,或賴以成名的著作,都經不起一問。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錢鍾書的《管錐編》既不能產生經濟效益,也不能對領導人決策提供參考,如果現在申請課題大半得不到批准,何況這些都是畢生積累的成果,不可能限期完成,限期「結項」。還有許多大師並不著作等身。以現在的量化標準,他們有些人可能評不上高級職稱。

當然,更重要的是誰來評他們?現在文科已經沒有了學術權威,就只好用行政手段,由行政官員訂規則。對他們而言,可以摸得著的只有表面的、形式的、可以量化的東西。所以要真正發展人文學科,不能實用主義,急功近利。對於有用無用的問題,恐怕需要從更為長遠的、精神層面的、全民族的,乃至全人類文明的角度來考慮。

剛才有位先生提到方今最高領導,有多少位都是清華畢業生。他並為他們都是工科出身而不滿足,希望文科將來也出這樣的大人物。

受過高等教育的高官大多是理工科出生,主要還是工科,這有特殊的歷史原因,姑且不論。但是高等學府把辦學目標定位在出高官,恐怕是本末倒置。那除了高官還有大款呢!不知有沒有統計,我想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新富出自清華的大約也不在少數。

名牌大學之為「名牌」是靠出高官巨富呢,還是靠學術水平?如果一位教師課堂上所有的學生都以此為「高山仰止」的目標,「雖不能至,亦當望之」,也就是人人都心中奔升官發財,那課還能上得下去嗎?這是極而言之。

不過近年來清華正巧出現這一特殊現象,給師生造成一種導向也是事實,恐怕不一定有助於學術繁榮。社會需要各種人才,優秀的大學培養各類優秀人才,其中也可能有人做了高官,有人經商致富,但其他的道路還寬廣得很。特別是文科,真正的目標應該是出「大儒」。

而要達到這一目標,恰巧需要有抵擋名利誘惑的定力,在方今之世是很難做到的。惟其難,才需要下大力氣提倡。

有幸進入這一殿堂的莘莘學子,一進來就聽到這麼多大師、碩儒的名字,我想總會有人以他們為「高山仰止」的目標的。我祝清華人文學院繼承老清華的人文傳統,多出幾位大儒。

資中筠先生

04


最後,談一點國際交流。清華最初是留美預備學校,與美國的淵源較深。改革開放以後是國際學術交流重鎮之一,除了歷史原因,還有現實原因,自然與美國交流最多。當然美國經費來源最充足,高科技也最先進,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為文科而言,西方文化的源頭還在歐洲,底蘊最厚,美國的人文學科也來自歐洲。就是在今天,文、史、哲方面的前沿也不在美國。

所以我認為還應多關注一些不那麼熱鬧的歐洲的學術界,多開展一些與歐洲的交流。另外,前面所提到的高度實用主義、急功近利都是美國的特點,他們戰後還有一個特點是學術政治化。

現在,一提起人文社會科學就與「思想庫」(智庫)等同起來,這與美國的影響有關。但是美國的「思想庫」涉及領域甚廣,其成果多面對公眾,不一定面對政府,而且不同派別和觀點爭鳴不斷,此消彼長,這又是學不來的。

所以學美國「思想庫」,也僅能得其末。在人文方面的學術交流中,不是只盯著美國,而把目光放寬一些,收穫會更大。

最近又見報刊炒作耶魯大學出了多少位總統以及總統候選人。真是推己及人,把讀書做官論推廣到了外國大學。這樣的導向,不知要把高等教育引向何方?

要真正發展人文學科,不能實用主義,急功近利。對於有用無用的問題,恐怕需要從更為長遠的、精神層面的、全民族的,乃至全人類文明的角度來考慮。



熱門推薦

本文由 yidianzixun 提供 原文連結

寵物協尋 相信 終究能找到回家的路
寫了7763篇文章,獲得2次喜歡
留言回覆
回覆
精彩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