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百年紀念之八｜布爾什維克的愛情生活

俄國革命百年紀念之八｜布爾什維克的愛情生活

導言

人類通過暴力與愛情向世界昭示自己的存在。即使是在最朝不保夕的年歲，愛情與幸福仍能夠作為撫慰人心的那一抹微光在不經意間便星火燎原。今年4月，美國歷史學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尤里·斯列茨金（Yuri Slezkine）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回顧了交織在布爾什維克黨人生命中的革命與愛情生活。確如Slezkine所說，革命的意象與女性相連，而革命生活的狂歡親密則與革命戰友之間的友愛情感密不可分。但在革命的背後，布爾什維克黨人作為個體的私己生活與難以捉摸的革命進程一樣歷經坎坷，甚至可以說波雲詭譎。革命作為一場事件，在它過去之後，因革命走到一起的友伴是否能得到他們期盼已久的自由、愛情與幸福呢？

△ 在1905年與1917年革命期間聖彼得堡的激進學生

布爾什維克是在對世界革命的期待中形成的千禧年主義的黨派——加里夫·巴克萊

革命與愛密不可分。它需要為了將來的和諧而付出的個人犧牲，也需要愛、同志情誼與書本學習中的和諧作為革命達成的條件。革命領導者大多是年輕人，他們將革命等同為女性。而他們中的許多人的確陷入了愛河，將革命與特定的女人視若一體。成為一名布爾什維克，意味著擁有一群兄弟，並得到姐妹的幫助扶持。而作為一名布爾什維克的生活，則意味著對部分兄弟的愛勝過他人，對姐妹的愛則會與革命等量齊觀。

「人間悲劇的終幕就要展開了」。當時被流放至西伯利亞的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在致女青年吉拉·伊根貝索的信中這樣寫到。「今天，只有那些不能看和不願去看的人才會注意不到成長著的，並註定將在這最後一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力量。」斯維爾德洛夫與伊根貝索就是這力量的一份子。

「讓我在下次見面時親吻你的臉頰，」他寫到，「因為我確信會再見到你。」

斯維爾德洛夫最後一封寫給伊根貝索的信在1917年2月底寄到了彼得格勒。他當時32歲，並與一名革命戰友結為連理。伊根貝索18歲，且有自殺傾向。斯維爾德洛夫在信件寄到不久就來到了她身邊。

伊根貝索在她的回憶錄中寫到：「三月底的一個晚上，門鈴響了。我聽到雅科夫·米哈伊洛維奇那熟悉而又低沉的貝斯聲從玄關那兒傳來，便跑出去見他。他親了我的臉頰。」

差不多也是這個時候，經濟學家瓦列利安·奧辛斯基寫了封信給她的情人安娜·沙捷爾尼科娃。他當時30歲，迎娶了一位革命夥伴。而安娜則25歲上下，在奧辛斯基眼裡「年輕、高挑、聰慧而貌美」。他們已在數月之前於雅爾塔的一所醫院中見面，當時他把克努特·漢姆生的《維多利亞》讀給她聽。

△ 《維多利亞》作者克努特·漢姆生

同樣，他們也知道，他們的幸福取決於悲劇終幕的來臨。他們確信這會很快到來，但卻不知道它已經降臨在彼得格勒了。共產主義，就像漢姆生的小說一樣，是永恆的愛的王國。

「在那兒」，奧辛斯基寫道，「愛將會毫不羞慚地展露它那深切的溫柔。」

1914年，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在敖德薩遇到了他的愛。她名叫瑪麗亞·傑妮索娃。他21歲，是一位先鋒派詩人。她20歲，「實在耀眼奪目：高挑、勻稱，有著高貴動人的明眸。」瑪麗亞說會到他的旅店來，但卻食言了。他便向上帝呼告：

啊，偉大的上帝，

你創造了雙手，

又賜我們頭顱，

那為何不再想個法子，

讓我們能盡情地親吻，

而免於承受如此的折磨？

上帝無言以對。這位詩人許諾將要「把他切碎」作為天啟的一部分。他說這在1916年就會來到。

1917年天啟降臨。

斯維爾德洛夫當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他不僅引領皮夾克風尚，還發動紅色恐怖並處決了沙皇家族，而後他在1919年由他本人發起的「非哥薩克化」運動中因流感去世。奧辛斯基成為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主席，也是農村強制勞動的主要倡導者。馬雅可夫斯基的情人瑪麗亞則嫁給了紅色騎兵軍政委葉菲姆·夏堅科，並以一座刻畫棺木中列寧的大理石雕滿足了她在莫斯科高等藝術與技術創作工作室的畢業要求。而馬雅可夫斯基本人則寫了一首有關列寧的去世及其不朽的經典長詩。

△ 奧辛斯基（Осинский Николай）

到了1924年列寧過世之時，共產主義的到來已經被無限期推遲。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高層已經搬進了克里姆林宮，或是搬進其他位於莫斯科的「蘇維埃之家」之一，也融入了一種自我厭憎的公社式的家庭生活。奧辛斯基撇下他的妻兒來到了安娜身邊，而後又離開安娜回到妻兒的懷抱。安娜與他人成婚，並育有一子，名叫弗謝米爾（有「全世界」之義，代表世界革命）

數年以後，安娜與奧辛斯基在一個公務接待會中相遇。安娜頭暈並被送進醫院，卻陰差陽錯弄丟了她的宴會名片。奧辛斯基作為她原來的擔保人，被要求重新確認他的背書。他們再次相遇並複合。有天晚上，他決定要重讀《維多利亞》前五頁，但卻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書讀完才停下。

△ 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在莫斯科

「《維多利亞》令我感動的，」他給安娜寫道，「不是它所喚起的憐憫之心，而是情感的強大力量。它以自己獨有的方式與革命的熱情相媲美。」對於他的多愁善感，他感到羞愧，但又不全然如此。「我不知道如何去哭泣，」他寫道，「但在閱讀那充滿感情的文段時，我會一陣哽咽——甚至是在我默讀的時候。」

沒人比奧辛斯基的朋友，也是從前在沙皇監牢的獄友尼古拉·布哈林更會哭了。

「這一特徵——情緒的脆弱與敏銳的情感——經常會將他帶入一種歇斯底里的情狀，」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娜·拉林娜寫道，「他很容易哭。」

布哈林在安娜的嬰孩時期就認識她了。在1930年的夏季，他在克里米亞為他反對強制勞動的失敗而悲悼時，安娜來看了他。她當時16歲，他40歲。他也把《維多利亞》大聲讀給她聽：

「愛是創造之源，創造之主；但所有愛的道路上，都撒滿了鮮花與鮮血，鮮花與鮮血。」

讀完后，他問她是否會去愛一個麻風病人。她正要回答，卻被他攔住了，他仍在重述著《維多利亞》，並說他對回答感到恐懼。

其時，馬雅可夫斯基的情人瑪麗亞與她的新任丈夫，一個無產階級，夏堅科，已經決定分道揚鑣。1929年12月，她寫信給馬雅可夫斯基抱怨家中的「道德謀殺」，並感激他能「維護女性免受丈夫家庭『情緒』的傷害」。1930年4月14日，馬雅可夫斯基對自己扣動了扳機。他的遺言寫道：「愛的小船已被家庭撞碎。」

到1934年，斯大林籌劃了革命的第二次到來。而布哈林則為他的變節道歉。家庭不再兇險。「社會主義之家」的生活在於對那必然之事，那受孕女性——布爾什維克的奧古斯丁時代——的會心之笑自信滿滿的期許。

安娜·拉林娜搬進了布哈林在克里姆林的公寓。瑪麗亞和葉菲姆·夏堅科重新走到了一起。奧辛斯基定期給安娜·沙捷爾尼科夫娃寫信，信的內容有關他的孩子、黑格爾辯證法、蘇維埃工業化，也總是有關共產主義的到來。那沒有羞慚的愛的深切溫柔將會來臨，「就和它初次來到俄國時一樣地意外和迅速」。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後一天。

幾個月後，當斯大林裁決到，老一代布爾什維克從他們安定下來就始終在欺騙他們自己和他們的信仰時，結局終於來了。

△ 斯大林（左）與布哈林

布哈林於1937年2月27日被捕。據安娜·拉林娜所說，在他被帶走之前，他雙膝跪地，並要她原諒自己毀了她一生。拉林娜被送往一個為「祖國叛徒的家屬」所設的營區。她的秘密警察訊問員是她兒時的朋友，安德烈·斯維爾德洛夫（雅科夫的孩子，在雅科夫於西伯利亞流放期間出生）。

夏堅科主持指揮對紅軍長官的逮捕。在1937年6月，他從基輔寫信給瑪麗亞，信的內容是關於那些「潛入高位，腐蝕衛兵，在顯然謹小慎微的警衛心中灌入狐疑的毒藥，並且策劃了一個惡毒得無法想像的陰謀」的「膽小如鼠的混蛋」。他這樣作結：「我如此溫柔地擁抱親吻你，我可愛的兒子。不久，不會晚於六月初，我就會在莫斯科」。

瑪麗亞近來已接受精神分裂的診療。一個當時還是孩子的隔壁鄰居說，她是個「長得高且敦實的女人，有著鋒利而充滿威脅的眼光」，時常穿著「一條圍著士兵皮帶的長黑裙子，皮帶上還插著一把菜刀。」

1937年2月，奧辛斯基寫了最後一封給安娜·沙捷爾尼科娃的信。他寫道，關於「何時」的問題已經變為關於「誰的錯？」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每一個對話都成了一場法律之戰，」他繼續道，「唯一能做的便是一言不發。」

他在10月被逮捕，一年後被槍決。

翻譯:朱華輝

翻譯文章：

Yuri Slezkine, The Love Lives of Bolsheviks, New York Times, Apr., 2017 Issue.

網路鏈接：

https://www.nytimes.com/2017/04/17/opinion/the-love-lives-of-bolsheviks.html?_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