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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藝昌碩」展覽寫意精神與當代價值

畫論史上,有一段藉助「犬馬」與「鬼魅」,辯析畫藝術「形、神(意)論」的公案: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畫工惡圖犬馬,好作鬼魅,誠以事實難作,而虛偽無窮也。

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台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

善言畫者,多雲鬼神易為工,以謂畫以形似為難。鬼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為難哉!

豈以人易知故難畫,人難知故易畫耶?狗馬信易察,鬼魅信難知,世有論理者,當知鬼神不異於人,而犬馬之狀,雖得形假而不盡其理者,亦未可謂工也。然天下見理者少,孰當與畫者論而索當哉!

描神畫鬼,毫無對證,本可以專靠神思,所謂「天馬行空」地揮寫了。然而他們寫出來的卻是三隻眼、長頸子,也就是在正常的人體身上增加了眼睛一隻,拉長頸子的二三尺而已。

——現代·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葉紫序》

我的所見適得其反:「犬馬最易,鬼魅最難。」犬馬旦暮於前,畫時可憑實物而加以想象,鬼魅無形不可睹,畫時無實物可憑,全靠自己在頭腦中shape(這裡因為一時想不出相當的動詞來,姑且借用一英文字)出來,豈不比畫犬馬更難?故古人說「事實難作,而虛偽無窮」,我要反對地說:「事實易摹,而想象難作。」

這一系列論證,層層關聯,正昭示著畫審視傳統的轉換。從先秦兩漢「事實難作(求形)」,經由魏晉「遷想妙得(傳神)」,至北宋標榜「筆簡而意足(寫意)」,以迄近代,推舉「想象」與「創造」,畫在造型觀念上發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變遷:形——神——意。同時,也展現了畫之「寫意」的理論根源與發展必然,要言不煩,可免長篇累牘而一目了然。

時至今日,由「犬馬」與「鬼魅」所涉及的問題,其境遇仍舊顯得耐人尋味。當我們將目光落實到當代的創作實踐與藝術鑒賞中,可以發現,沒有一個詞語比「詩情畫意」更讓人耳熟能詳。畫求「意」是具有壓倒優勢的意見性傾向,甚至呈現出教條的特徵。標榜寫意的作品、主張,觸目皆是,「寫意」幾乎成為所有藝術創作的標配。但宏觀地審視,我們又發現,反映時代風雲變幻激蕩的寫意精神、寫意作品,似乎又顯得如此稀薄。基於時代擔當前提下的文化自覺,根源於民族文化根底、正視時代靈魂的寫意精神與作品,並不多見。當然,近年頻頻提出的寫意命題討論本身,即已是一種文化自覺的初步體現。在當代日新月異的背景下,當代藝術寫意渴求以及從中所產生出來的「文化自信」命題,不僅是傳統繼承的單向線索,或是融合西方的簡單模塊,而是一種當代自信背景下的多維展開。

若從文藝理論根源探究,形——神——意(境)的追求,是文學藝術的共同問題,由統攝詩、文、書、畫、音樂等文藝形式的古典文藝理論生髮而來。唐宋詩詞發達,詩品、詩評、詩論全面展開,論畫尤其與詩的品評互為依託。「詩言志」的抒情性及比興隱喻手法,為其品鑒奠定了「含不盡之意於言外」核心主張。王維、蘇軾以詩人兼畫家,一定程度上打通了詩畫邊界。由詩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意,借而為畫外之意、意生象外,是「意」之產生的理論根源。所謂「畫意不畫形」,取其意氣所至,正是宋以來文藝美學思想的集中。流風所至,延續至元明清時代的繪畫品評,遂成文人畫之圭臬。於創作實踐中,催生出水墨淋漓、態縱豪放的「大寫意」藝術,發展為以詩、書、印之外在形式,來完美畫之「本法」的意境表現方式。詩與畫不僅在內里意境上關聯,隨著畫面上題跋和鈐印形式的固定,參與畫面構成,形成了畫創作「三絕」(詩書畫)、「四全」(詩書畫印)觀念。所以,畫「意」的美學,發端於畫與詩的糾纏。由詩、畫二者關係入手檢討,梳理這些發生在繪畫實踐上的「前」意時代的創造,似可追本溯源,理清寫「意」之來路。

「詩畫本一律」。托物見志,亦即比興,作為一種美學觀念,至少可以遠溯到殷周時代。求「詩情」、重「畫意」,成為傳統的繪畫的一個民族性特點。詩畫關係的變遷,亦統攝著畫風的演變。

在的藝術精神中,孔子以「詩教」為中心、莊子崇尚「坐忘」的思想,一直影響著我們文藝觀。文學的自覺在魏晉,真正具有現代藝術創作意義的繪畫,也產生在魏晉。繪畫在魏晉時期進入文人圈,即已經標誌著文學與繪畫的結合。所以,晉陸機有「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的並列評述。但這種情況似乎僅僅是個開始。現代所理解的詩畫關係的意義:以詩入畫和由畫生詩,至唐五代時始得確立。以詩入畫有兩種形式:據詩的內容入畫和以詩題畫。三代秦漢至魏晉時期,主要形式是將詩文內容具體到畫面。秦漢古詩、賦等文學題材,是畫的重要描繪對象。描繪詩、賦、傳的圖畫並列相論,畫是圖解詩文的「連環畫」,大體上是「圖文互釋」的範圍,與兩宋之後所理解的詩畫關係迥異。晉顧愷之詩、書、畫兼善,潛質實同於後世所謂的文人畫家。以其傳神寫照之功力,現傳他的《洛神賦圖》、《女史箴圖》摹本,分據曹植《洛神賦》文、一據西晉張華所作《女史箴》篇所作,可知「圖」是不脫「賦(文章)」、「箴(格言)」文字內容的連環畫式圖解與再現。

入隋唐而詩盛。鄭虔「嘗自寫其詩並畫」,並被唐明皇讚譽為詩書畫「三絕」,是一個由「詩」到「畫」(根據詩歌來創作繪畫)的過程。唐朝的詩、畫關係發展中,王維的地位是至關重要。其畫家、詩人身份,將繪畫在創作意義上的「以詩入畫」推進了一步。成為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詩與畫關係的一部分。但是,繪畫史上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雖然在唐代繪畫史上,王維具有相當的地位,但在唐人的心目中,王維的繪畫藝術不算是最高的,其「詩情畫意」的水墨畫並不為時人所重。並且,王維沒有提出關於詩畫的理論,也是畫史上的事實。宋以後的文人畫勃興,詩與畫的關係揭開了發展的新篇章,王維開始在畫壇上倍受推崇,其地位一度超越被稱為畫聖的吳道子,主要緣於蘇軾的推崇,王維的「詩畫一律」,由後人加以延伸形成,並在流傳中變為事實。其意義在於:詩與畫結合的關係在理論上的框架,相對完整的形成了核心。奠定了當時及後世討論詩與畫關係的實踐和理論基礎。從畫內到畫外,「詩意」越來越多的滲透著繪畫。「無形畫」、「有形詩」分成為詩、畫的代名詞,引出了美術史上一個重要的語彙:「意」。

宋代繪畫人物、山水、花鳥得到全面發展。歐陽修、蘇軾結合詩畫兩端,文人對「意」予以闡述,並在理論中廣泛應用。在《盤車圖》詩中,歐陽修寫道:「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提出繪畫以形達意,重在畫「意」而不停留於「形」的觀念。接續而來的蘇軾的論畫觀,則以一首題畫詩為代表: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何如此兩幅,疏淡含清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詩中認為:物蘊含豐富的「意」,若只看是否「形」,不能深入到畫中所表現的「意」,是近乎兒童的幼稚觀點。「善畫者畫意不畫形,善詩者道意不道名」(蘇軾)。要從「一點紅」中,看到「無邊春」。從畫中景的「形」中感悟「意」,即「畫外情,象外意」。至此,可以回到本文開端所涉及的問題:「形神論」藉助詩的品評,發展到與「意」交互。

工與意藝術風格意義上的分流,自蘇軾倡「意」之後漸趨開始,漸而生成一種對於現實的超脫意義。將魏晉以來的「形神觀」,發展為「形意論」這一過程,正與繪畫實踐史實相連。魏晉時繪畫由圖形寫貌的「成教化、助人倫」功能,向藝術自由表現拓展,主體指的是人物畫(強調形、神),因山水僅是萌芽,花鳥遠未成科。五代山水、花鳥成科以後,品評引入了意趣、意理、意境、立意、生意。「形神觀」更多關心畫面對象的表現問題,較少關注畫家的意志。「形意觀」關注創作主體的心源、靈感、想象。對意的提升,同時是對審美主體即藝術家精神作用的強化。

上述所展現的,是傳統寫意創作與理論來源,有助於我們整體地領會寫意傳統,從寫意的整體和在不同時段所形成的經驗的有機關係中,去把握它。唯有如此,傳統寫意的價值,才能真正能夠活化到今天的理論思考和實踐中。「意」的傳承與發揚,既是古風承繼的象徵,也是想象力與創造力的要求。

「意」的提出,並成為繪畫創作中的關鍵部分,是在從摹擬客觀向主觀表達轉化的必然要求。這種對於超脫、揮灑的興趣,一是源於社會環境的轉變。文藝傳統主體由晉、唐、宋的富貴高逸,走向元明清的市井民間。正如戲曲、話本小說取代詩詞,繪畫上,「一水兩岸」、「幽居漁隱」的山水邊角之景,取代了精工規整的千里江山。創造了繪畫審美宏大壯美、形完神備之外的又一優秀傳統——優美雅趣、意氣風發。二是源於畫家主體身份的改變。繪畫創作從主體宋元社會精英掌握,作為修養、文人雅戲;走向普羅意義上萬眾參與的藝術民主,作為張揚個性和謀生的手段。自此,創作者成為藝術主體,開啟了藝術想象之門。經南宋到元、明、清數百年推衍,寫「意」一統天下,理論上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大興其道,繪畫實踐上,經清代石濤、八大、揚州八怪、海上畫派拓展,日益充實。進入20世紀,吳昌碩、齊白石、潘天壽等大家,以各自鮮明的藝術個性,為大寫意增添新鮮血液,發展為社會性的精神運動。

大寫意繪畫傳統最主要的體現在花鳥畫中。在求「意」美學的呼喚下,至徐渭筆下,拓展為水墨淋漓、態縱豪放、大刀闊斧的大寫意藝術,縱橫捭闔五百餘年。從明清時代徐渭的縱情豪放,八大的荒寒率意,鄧燮的揮灑自如,到近現代吳昌碩的深沉雄渾,黃賓虹的渾厚華滋,齊白石的天然樸拙,潘天壽的一味霸悍……無不豐富著以「意」為魂的民族美學大廈。以「意」為核心的美學思想,修正了統一、客觀性等專制要求所帶來的藝術片面性與單一性,與平庸、乏味、靈感缺失的對立,與自然天性、洒脫豪邁、創新創造等道德概念聯繫。逐漸由美學判斷而發展至以一套完整的道德審視為後盾。對眾生來說,這是一種引人同情與嚮往的美德。

但是,正如蘇軾所警示的:「凡可以欺世而盜名者,必托於無常形者也。」對大寫意認識,也應注意其發展中的流弊。在張揚主體精神的同時,「意」的闡發也開啟了自我欺騙之門:對於「超脫」的想象,伴隨著對空虛理想和不尋常形式的沉迷。或變本加厲以詩為裝飾「意」的輔助甚或是裝潢手段,或借頹廢之形寫虛空之意,宣揚「有無窮之趣」、「格高無比」、「非高人逸才不能辨」。把寫意當成唯一的高級趣味和無往而不勝的利器,進行「天人合一」、「圓滿解救」的虛幻解讀。以犧牲人的更多可能性為代價,使藝術變為迫人崇拜是神學。展現在創作上,胡塗亂抹的揮灑被認為是天才的創造,「規整」、「宏大」、「輝煌」、「絢麗」的美學與規律性的傳統,被視為庸俗、刻板。如鄭夑論徐渭墨竹圖時所言:

徐文長先生畫雪竹……竹之全體,在隱躍間矣。今人畫濃枝大葉,略無破闕處,再加渲染,則雪與竹兩不相入,成何畫法?此亦小小匠心,尚不肯刻苦,安望其窮微索渺乎!問其故,則曰:吾輩寫意,原不拘拘於此。殊不知寫意二字,誤多少事。欺人瞞自己,再不求進,皆坐此病。

大寫意藝術沿著凈化內心、錘鍊筆墨道路而行,以達到藝術表現的自由境界,固然帶來了個性精神淋漓展現,但其末流緣木求魚、膠柱鼓瑟,純化語言的外殼下,是人性的極度自我,造成面對時代價值體系時的失落。

討論寫意精神,不應是把古典(傳統)作為單一來源。寫意藝術新的歷史進程正在發生。關於寫意的討論,又可以以當代寫意實踐為對象展開。也就是說:我們是否可以討論當代一種當代的「意」的概念。如前所述,「意」這個概念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所以,以動態的眼光,就寫意的當下性,探討兩個問題,可能對寫意的當代認識具有一定的意義。

我們今天說到寫意,在多數人的理解里,大概基本上是指徐渭、八大、揚州八怪、海上畫派到齊白石、潘天壽這一些內容。多數人不會把油畫、版畫、雕塑等等藝術形式中的寫意囊括進去。所以,寫意的概念需要由當代的作品來「豐滿」、「充實」它。這也正是「國藝昌碩——吳昌碩藝術論壇暨寫意繪畫名家作品邀請展」的意義,當代一部分油畫、版畫、雕塑作品,是否可以為「意」提供新的討論的可能?值得探討。雖然也有評論稱一些當代油畫、版畫、雕塑等藝術形式為寫意,但是還是給人以「借用概念」的感覺,沒有真正形成有深度的、完整公認的認識。把當代真正的寫意作品,不限於畫藝術形式的寫意作品,囊括到「寫意」旗下,是對於「寫意」概念外延的拓展嘗試,也是這個展覽所做的。

寫意這個概念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已經出現了濫用的嫌疑。明顯的例子是:有理論家、畫家提出工筆的「寫意性」問題。「寫意精神」有他的美學對應詞語,「工筆精神」也有,如規整、法度、輝煌、富麗、濃艷、鮮明等等。如果工筆強調寫意性,那工筆性在哪裡?如果沒有「工筆性」,工筆畫的立存依據何在?或者說,強調工筆的寫意性,不是「寫意畫」的「寫意」,只是「寫意精神」的「寫意」。那麼,這樣可以普遍通用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寫意精神」,寬泛的講寫意,那麼沒有藝術形式是不寫意的,散文詩歌、音樂舞蹈一切藝術形式都可以說是寫意的。不加區分地套用,人云亦云地寬泛評論,使得傳統中「傳神」、「氣韻」、「寫意」、等等許多指向明確的術語,已失去了原初的生命力。

今天我們有條件,也能夠有充分的成果,來和傳統大寫意進行一種新層面的對話。首先,畫作為發展著的藝術,這種對話從未間斷,但這種對話,通常是以古典審美價值為參照系展開。輝煌成果正是問題的根源。傳統寫意藝術,不可能剝離它的社會根源和當時的情景價值,簡單嫁接到當代。進入21世紀,畫作為載體的一種,已經具有新的條件,在新的參照系中與傳統對話。隨著複製技術和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對於定力強大的藝術家來說,是傳統經驗的更方便汲取;但對準備不足的藝術家來說,往往是不斷地喪失主體的過程。許多藝術家所最擔心的,常常是自己的作品不夠「古」,這是當代自信的缺失。有追求的藝術家,沒有人會承認自己的終極目標是對經典的複印。齊白石「我願九原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展現的是人格謙遜,更是藝術自信。所以,理論上「傳承」傳統寫意的說法是不夠甚至是危險的,這意味著:可以以傳統寫意畫的最高成就為標準,來衡量當代的藝術發展。問題是:以一個舊有輝煌為標準,如何可能建構出新時代的視覺美學大廈?

其次,藝術風格從來不是獨立和自主的存在。從實踐到傳播,是一個社會性過程。以西學為標的的「新之崇拜」,使一些藝術家又則唯恐自己的作品不夠「新」,這是道路自信的缺失。「新之崇拜」,即是把當代文化藝術成果,剝離了民族根源和本土價值,納入到西方藝術的現代運動中去。傳統寫意美學的維繫仰仗其封建制度和儒釋道哲學的發展,西方現代性的百年曆程基於工業革命、產業革命逐漸向信息革命的發展歷程,沿著維新主義的軌道或思想邏輯進行。這兩者之中,沒有設置當代藝術的道路。當代視覺藝術強調的寫意性,顯然既不是重蹈覆轍回到傳統,也不是張開懷抱奔向西方。

針對強大的傳統,當代藝術家可以思考的是以下幾點。第一:古典寫意傳統中「畫意不畫形」、「畫氣不畫形」,是否真正脫離了「形」的追求,顯然沒有;第二,寫意與現代藝術創作概念中的「表現」,是怎樣的關係?顯然是具有相通之處,又存在極大地區別;第三:具體到畫面的形成,點、線、面的造型技術總結,與皴、擦、點、染的筆墨表現總結,能否溝通和互相借代?顯然不能,點線面相對顯得直觀實用,也科學機械;「筆墨」背後有豐富的情感寄託,但也顯得陳陳相因。當代寫意精神,通過反思得到拓展,一關乎當代如何卸下輝煌成就的包袱,同時又不忘記它、在新藝術中體現對它的記憶;二在於如何把當代生活的時代經驗放置其中,使當代現實成為前進的動力。摒棄教條概念,重新激活「寫意」概念中隱含的活性基因,將之轉化為新的理論階段、新的藝術創造,是復興藝術創作和學術的生命力的可能。

當代藝術家將提供一種如何樣貌的「新寫意」?是與傳統寫意美學基本相似,還是與西方現代性藝術思潮更為接近?還是完全不同的、適應當代現狀的寫意文化?如果不同,有何不同?為什麼不同?何時能夠通過作品實現?沒有直接捷徑式的經驗,能夠明確指引當代藝術家通往未來之路。在輝煌的傳統經驗和強大的西方文化面前,以寫意精神,重新尋回「主體」,將是一個意義非凡創造過程。藝術被視為尋求、建設新文化的最佳試驗場,「寫意」作為宋以來藝術精神的核心,或可以成為突破的前鋒。即使「寫意」一詞已經不足以描述當代藝術發展的豐富多彩,也可以以它為起點,進行新的藝術實踐和理論描述。目前,社會正經歷大轉型、大發展,一個沒有任何前人經驗的信息社會,正噴薄而來。藝術家作為社會人,經歷的是千載難逢的機遇。來自現實的豐富資源,將是新的視覺圖象創造和鮮活審美境界的源泉。真正的藝術家,將以高度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通過創造新的價值而改造、成就自身,走出舊的美學,建構新的文化,進而轉變為新的主體,創造新的社會。當代藝術家在感受時代風雲動蕩中的激情與衝動的前提下,可以發展出一套既完全不同以往,也不同於西方美學的建設性價值,和博大、深沉的藝術新境界。

遙想一百年前,吳昌碩提出:「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誰所宗?詩文書畫有深意,貴能深造求其通。」在「近世之畫衰敗極矣」的論調中,以一個職業藝術家的身份,拓出一片寫意新境,以創新之功啟智來者。逝者如斯!當代寫意之道,倚仗強者砥礪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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