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大的痛苦

文/柴靜

我剛做記者的時候，《東方時空》的製片人時間說過一句話，去現場採訪的時候「要象外國人一樣去看」。

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視無暏。

我以為自己聽進去了，看一個美國人寫的，才知道我對現實已經失去多少感覺。

他寫 「任靜要出去打工，媽媽有點驚慌失措地追著女兒到了工廠門口，求她留下來，說她太小了，姑娘什麼也不說，也不看她母親，那女人求著情，突然大哭起來，女孩兒依舊不為所動。最後，母親讓步了，大聲叫著「去吧，你願意去就去吧」

她轉過身，慢慢穿過馬路，大聲哭喊著。

她一走開，女孩兒也不自禁大哭起來------把頭埋在雙膝間，抽泣起來。接下來一個小時，母親和女兒站在街道的各一邊，哭泣 著，她們都很生氣，不跟對方說話，不看對方一眼，可母親還是不願意離開。

姐姐來了，隔著路給妹妹傳口信「她叫你當心」

十六歲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訴她，我不會有事的」

五分鐘后，姐姐說「她哭了，她是真想讓你留下來」

女孩口氣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邊，我就給她電話」。

工人們裝好了車。她終於爬了上去。最後，母親眼看著所有的哀求都無濟於事，就送過來兩百塊錢。站在那兒看著車消失，淚水從臉上落下來。

另一對姐妹也在這個車上，來送的是父親，沒有擁抱，沒有傷感，他關心的是更重要的問題「衣服要暖和，天氣涼了，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錢買葯，要穿暖和，好吧？」說完這些，轉身大步走了。」

古老的鄉村就在這個細節里掙扎著，又絕不回頭地消失了。

何偉在90年代來到，一個美國人想在這裡的農村默默觀看什麼事而不成為被注意的焦點，會有多難。但看看他寫的清明這天的：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象春天的暴雪……幾個男人在土墳前轉『這兒埋的是我爺爺』

『才不是呢』

『我覺得是』

『瞎說，那是你爸的大哥』

何偉寫「他們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關係，也沒有相關的細節，沒有具體的記憶。」

其中一個墳墓是新的， 是一個前兩年剛搬到城裡的老頭兒，墳上新鮮的泥土堆得很高，何偉拿起一把鏟子，給土堆上填了一點土。「有人拿起一沓冥幣，點了起來。另一個人拿了一支香煙，插在墳頭上，香煙筆直地豎立著，幾個人退後一步，看著這土墳，議論兩句

「他實際根本沒抽過紅梅」

「對，貴得很，他原來都抽黑菊花」

「現在買不著了，80年代的時候流行」

這是人們提到的唯一與死者有關的細節。站了一會兒，魏說「好，走吧」

其中一個轉頭看了看「煙沒事吧」

「沒事兒」

他們幾個人「順著那條之字小路，下到了溝谷里，地上是杏花花瓣，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墳燒紙的通知。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兒來」。

這個拎著沾著土鐵鍬的美國人，看到了我熟視無暏的。

何偉在美國的時候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國小校里講，讓小孩子提問，孩子問「父母殺掉女嬰嗎？」「人吃狗嗎？」，他感覺很糟糕，「怎麼兩個問題都是這樣子的？」

他在面臨同樣的問題，在涪陵教書的時候，課本上對於美國宗教的介紹是有什麼樣的邪教，對於學校的介紹是發生了什麼樣的兇殺案。他對學生解釋「這些事是真的發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國社會」

他希望人們描述一個國家要講清楚那些背景，用時間去長期採訪「而不是簡單告訴他們什麼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他筆下的具體而細微。

他寫姓魏的農民一家，這個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開始多了遊客的生意，老魏從務農轉成經商后，收入超過了三萬元，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五十，但這個家庭的人都開始焦慮不安。

男人原來只是偶爾抽只紅梅煙，但現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問他哪裡不對勁。他說「隨時隨地感到很緊張」

他不斷地擔心錢的問題，他買了一雙三十多塊錢的「義大利」牌皮鞋，鞋盒子擺在很顯眼的位置上，還有一件人造皮的夾克，離開村裡去縣城的時候就穿上。「中華煙」很管用，能幫他拉到生意。

男人入了黨之後應酬變得多起來了，晚飯後，女人打電話給男人，接電話是別的人，她聽了一會兒，突然變得不耐煩起來「他喝醉了，是不是？那他晚上還回不回來？叫他給我電話」

她坐在飯桌旁沉思了一個小時，孩子好象沒看見。

後來電話響了，她挪到另一個屋子裡接，「你晚上必須回來」她聲音很嚴厲「聽見沒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來」

何偉出門的時候，發現男人已經回來了，喝醉了，倒在牆邊上。

女人也想跟男人一樣試試自我發展，她把自己做的玉米粉條送到城裡賣，她挨家挨戶推銷，但她不會抽煙，也不會喝酒，沒有「關係」，只好退回到這個孤獨的村莊里。

後來她的口頭禪成了「我管不了」，她對自己無能為力的事情不看不聽，用這種淡漠的態度來作消極的反抗。但人的心裡是受不了什麼都沒有的，所以她信了佛教，因為她聽城裡來旅遊的人總談起這個「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對一個人該怎麼生活，他們有主張」。她在靠牆的地方放了兩張桌子，上面鋪了黃色綢布，擺了兩尊佛像，還有三個桔子，五個蘋果，三杯白酒。她覺得自己平靜一點了。

隔著幾米遠，就是她丈夫泡著剛殺的野豬幼仔的白酒壇。

男人看不上他老婆的求神拜佛，他是村裡唯一看過三十幾本法律書的人。一心想競選村黨支部書記，暗地張羅，雙方都不動聲色，書記是個女同志，請他吃飯，不明說，但意思誰都明白了「你要是不爭，等我卸任了就是你的」。但他不打算退，覺得書記在征地上的事讓村民不滿，他的勝算還挺大，競選前鎮里的領導來開了一個會，什麼都沒說，只是表揚了一下在任書記，然後讓黨員表態，輪到他，他心裡已經挺清楚了，說了句「幹得不錯」，就坐下了。

他從政的經歷就此失敗，在此前一個算命先生對他說過「你絕對不要介入政治」，這事之後，他找了開天眼的人，把天井重新翻修了一下，這是他學到的又一樣東西「他再也不會把算命先生的警告當作耳旁風了」。

何偉寫下這些，他說「西方的報紙上總是著眼於的巨大變化和政治的東西，但是根據我的所見所聞，這個國家最大的焦慮卻是極度個體化，極度內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們把過去的經驗用來應用到現代的挑戰上，遇到了麻煩，父母和孩子處在不同的世界里，婚姻更加複雜----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樂的夫妻。要人們在如此變化的世界站穩根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何偉不是記者，一開始也不是作家，他只是一個美國的普通人，1996年，從牛津大學畢業，坐著火車到處旅行，經過北京，原來打算呆一周，決定留下來因為這裡的人「比較活潑」。

他沒學過中文，不是任何媒體的記者「因為以前沒有研究過，我對這裡的人和物反而沒有什麼強烈的態度或意見。有時候你缺乏相關知識不是壞事，變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學了什麼有關的東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過時——已經變成另一個國家了。」

2001年他申請了駕照在漫遊，外國人租車是不能離開北京的，不過他已經學會了小小的違規，如果車撞壞了，租車的人會拿出一張「美中拖拉機協會」的空白介紹信算作他的單位。

他不能在車上帶GPS，害怕在西部被當成干測繪勾當的外國人，他在小旅館住宿有時會被上報給警察局，所以晚上他住在土路上，午夜帳篷突然被照得通明，他猛地坐起，以為是駛近的車燈，拉開門帘，才意識到是圓月升上地平線，他在月光里「靜靜地坐著，等待我的恐懼平復下來」。

後來在長城腳下一個偏遠的小村子里生活下來，租住在魏家，牆上是《還珠格格》的海報，和一對雙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畫像，「生雙胞胎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唯一可以合法擁有兩個孩子的方式，其實就連這張像上的雙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張複印了一份，反著放在一起。」茅房裡兩塊石板中間留著小縫算是蹲坑，晚上睡覺他聽到老鼠在牆上跑動「每當月圓的時候，這些傢伙尤其活躍，在那樣的夜晚，我能夠聽見它們把核桃滾到屋頂的秘密倉庫里藏起來」

自從他租住在三岔村后，村子里叫「攪屎棍」的人向JC告發他。他知道「JC只是不想有麻煩」，他找出法律條文，主動去拜訪了JC，中秋送了月餅，春節送了水果，終於有一天JC對攪屎棍說「別作無用功了」。

寫這個村子不是他的本意，只是生活從人身上流過，一開始只是細流，後來漫溢成河，迴轉盤旋，他不由得要對它觀察。

老魏的孩子是一個精瘦的農村男孩，精力無窮，喜歡跟他打鬧，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學之後，學校里沒有零食，也吃不太飽，但一回到家，都是城市旅遊的人帶來的速食麵和洋芋片，每天寫完作業吃著垃圾食品看電視，但母親並不覺得怎樣，對農村的人來說，「孩子能吃永遠是好事，電視不看就浪費了」

孩子肚子已經有點滾圓，腿上長出贅肉，稍跑幾步就氣喘吁吁，何偉希望他能多吃點水果，但媽媽說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順氣」。她打量著兒子，挺滿意「他現在有點象城裡孩子了」。

何偉寫「他們同時過著現代生活，和傳統生活，但他們同時抓住了這兩種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並不反對進步，我明白他們為什麼那麼急切地擺脫貧困，也對這種適應變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這個過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價的。」

這本書的主題鮮明如刀，就是農村向工業化社會的轉變，但何偉並不是從寫「史詩」的雄心出發的，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後，自己裸露出來的主題。

他的書被稱作「非虛構」寫作的典範，但他不太喜歡被歸類，「「非虛構」我也覺得是個很奇怪的詞，它不是說這東西「是什麼」，而是說它「不是什麼」。我覺得分類並不重要，哪怕我的書被分為旅遊書它也是有特點的」

他默默無聞寫了很久之後才成為《紐約客》的作者，他沒有學過新聞學，也沒有捆在身上的荊棘「我寫作的領域由我個人的興趣，而不是出版商或者編輯決定，我願意對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決定權，這對我非常重要。」這種獨立性讓他更象一個作家而不是記者。編輯有時會要求他去採訪某一個熱點事件，他說了句讓新聞人會莞爾一笑的話「我能頂住」。

他也不迴避自己在生活里的參與。在三岔，小孩子得了血液病要輸血。何偉認為血源不安全，但他最後也沒爭過那裡的醫生。爭執之後，他寫「我坐了輛計程車回到家，洗了個澡，一個人吃了晚飯。夜裡，我感到一陣麻木。一剎那間，我在空蕩蕩的公寓里坐了起來，感到十分的無助，竟至無法呼吸。」

用連清川的話說「如果你要了解當下的真實生態，你就必須有這種窒息的體驗。」

他在書里也誠實地寫下不愉快的事情，一個擦皮鞋的男人欺負他是外國人，他們大吵，幾乎動起手來。

給他校對的美國朋友說「我不喜歡你這個樣子」

當地一個女孩卻寫信給他說，這個細節讓她接受和同情他「因為我理解一個人被自己曾經厭煩的東西捕獲時的悲哀」。

何偉並不是用外國人的眼睛來看人，他是以人的眼睛來看人，也看自己。

何偉經常被問，「的政治下一步會怎麼改變」他說這種問題特別難回答，「實際上對於我來說不是太重要，我在的工作不是改變，或者改變人的想法。我關心的只是今天他們怎麼想」只不過，他說，在不到十年的時候里「所有人都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也都改變了自己與周圍世界的關係」，每個人都在劇烈地變化，反覆搖擺，有時自行其是，有時候被裹挾而去。

他很少對這些人評判，但有一個細節除外。

六歲的魏嘉經常感冒，他父親的反應是把名字改掉。嘉這個字有十四划，不吉利。計算機分析說五行中缺水-----何偉說，「我在認識的人基本上都缺水」。計算機給的方案是「淞」。

改完名字之後，孩子總是一言不發，大人問好幾遍，他回答「不好」。有什麼不好，他不給理由，也沒提出另做選擇。跟往常不一樣的地方是，他沒生氣也沒沖著他媽吼叫，他的反應只是一句「不好」，這兩個字還是自言自語說出來的，時間慢慢過去，這種克制態度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結合體，當中有無能為力，也透露些許力量。他爸爸無法明白哪兒「不好」，很快就懊惱不已。

對這孩子來說，電腦已經給他承諾了鴻運當頭，大富大貴等等，但到頭來，這一切統統「不好」，反正就是拒絕使用。

幾個星期後，他的父親放棄了，再沒提起這個名字。

寫完這個故事後，何偉寫了一句有點抒發感情的話「從此以後，他永遠叫魏嘉」。

對這個並不與什麼對抗，只是要成為自己的孩子，他好象有某種敬重和感情。

前陣子，我爸打電話給我，說家族決定把老房子拆了賣掉。這是一個三百多年的清代宅院，我在那兒出生，長到八歲，一個人關於熟悉和穩定的感覺都從那兒來。我爸問我「你看你什麼意見？」

這個房子的產權屬於十幾戶家庭，我也沒有那個財力去買那個房子，我只能說「由它去吧」

放下電話，我想，由它去吧，對所有我干預不了的事情，我只能狠狠心，由它去吧。就當是看歷史，旁觀好了。我早就變化成另一個人了，我不需要這些。別動感情，就這麼著吧。

在何偉書里，寫到這個家庭里，魏嘉的大伯是一個智障聾啞人，村裡人叫他傻子，沒有人理他，何偉每次試圖跟他說話，都被村民攔住「他聽不懂」。只有不滿6歲的孩子跟他玩，玩的時候他很歡樂。有一天，魏嘉的爸爸讓何偉開車送一家人去鎮政府，到了門口，開開門，他把傻子拉下了車「政府應該每個月給我們錢養他的，他們不給，我只能把他留在這兒，直到他們願意出錢為止」 。傻子沒有任何錶情。

魏帶著他哥哥穿過院子，走過一個金光閃閃的大鋼球雕塑，進了大門。

下午稍晚的時候，領導們用車把人送回了大山裡，在離村子里還有幾公里遠的地方停下了，傻子從來沒有一個人離家那麼遠過，但他靠本能找到了回家的路。

何偉再回到三岔村的時候，傻子遠遠地看見他，咧著嘴大笑，指著轎車，比手勢，是在講述坐過他車下山的事。

「我懂」何偉說「我記得」，他想道個歉，說自己當時明白這事兒的時候，已經太晚了，抱歉把傻子丟在政府了。但是怎麼也找不到一個辦法表達歉意，傻子還在那兒激動地大大比劃著手勢。

後來補助就有了，再後來還給殘疾人發了彩電，魏嘉的爸爸把彩電送給了一個「關係」-------「反正傻子也看不懂」。傻子晚上一個人坐在黑屋子裡。

等孩子6歲之後，長出了父親一樣的桶狀胸脯，也學會了像其他人一樣對傻子不理不睬。

我已經學會了不理不睬，覺得這樣才能避免痛苦，何偉卻寫出了我熟視無暏的，和冷漠之下的實質----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靈沒有歸屬，不管你知不知覺，承不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