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乘旦：發生的是「過去」 寫出來的是「歷史」 ——關於「歷史」是什麼

發生的是「過去」寫出來的是「歷史」

——關於「歷史」是什麼

❖錢乘旦

［作者簡介］錢乘旦，（1949年－），江蘇金壇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是世界現代化進程和英國史。

［摘要］歷史是什麼？這是歷代史學家始終關心的一個問題。「發生的是過去，寫出來的是歷史」，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已經發生了的過去的事」，或者更簡潔地說「過去發生的事」，並不自動地成為「歷史」；它通過記錄與敘述或實物的遺存，留下許多混雜的「碎片」（即「史料」），這些「碎片」經過鑒別與梳理，被寫成了「歷史」，而寫歷史的人正是歷史學家。歷史學家在寫歷史時是有選擇地去挑選「碎片」的，他們依據某種特定的標準去選取「碎片」，於是，從同一堆「碎片」中，不同歷史學家寫出了不同的「歷史」，呈現出「歷史」的多面相。這樣，人們所看到的「歷史」就不是一個純客觀或純「真」的「過去」，而是主觀和客觀的交融，是現在與過去的對話。寫歷史是一個人類智慧的創造過程，不是單純的還原，也不是簡單的「歸真」；寫歷史是人類對「過去」的梳理與重新認識，是人類對「過去」的挑選與判別，體現著每一代人對「過去」的不斷理解與不斷思考。

［關鍵詞］過去；歷史；歷史學；寫歷史

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歷史，這不是說每一個時代都會把自己的歷史留給後世，而是說每一個時代都會對人們共同的歷史提出自己的解釋，有自己的理解。這就是克羅齊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①。

一般人不是這樣看歷史，過往的歷史學家多數也不這樣看歷史。在他們看來，歷史是確定無疑的事實，是過去發生的事。歷史學家的任務，是找到這些事，確定它們發生過，描述它們發生的過程，由此而恢復歷史②。因此，在多數人眼中，歷史的本質是「真」，不「真」怎麼是歷史？

如果把歷史定義為「過去發生的事」（「事」在這裡指廣義的內涵，包括一般意義上的「事情」、「事物」，也包括過去出現過的任何現象、狀態、變化等等，涵蓋人類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領域），那麼，在這個命題里，歷史的真實性已經被預設了：發生過就是事實，事實當然是真的；不會有什麼「事」是發生過而又不真實的———這是基本的邏輯。

但是，問題恰恰出在這裡：人們在論述歷史的「真」時，已經預設了它的「真」。於是就造成一個簡單的邏輯循環錯誤：用一個肯定的判斷，去證明同一個判斷，即同義反覆。

斷言一個事物是真實的，必須予以證明，否則這個斷言只能是假設。我們在證明一般事物的真實性時，須證明它的存在，存在是通過人的感官加以認證的，但這種感官應該是人類的共同感官，而不是個別人的感官④。換句話說，所有人都能感覺到（包括直接感覺和間接感覺，例如藉助儀器）的才是真實的，反之就有問題。現代科學使用的就是這種方法：在科學實驗中，任何實驗都可以反覆進行，得到的結果必須是相同的。

但是，歷史的真實性卻無法被證明，因為一旦成為「過去」，就不可能再現或者被重複，否則就不叫歷史了。任何歷史都沒有辦法再重複一遍：歷史似水，「逝者如斯夫」！於是，歷史就成了詭秘的怪圈：我們知道它是真實的，因為它發生過；但我們沒有辦法證明它的真實性，所以有可能不真實。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在「我們」與「過去」之間，橫亘著一道時空的鴻溝，人們的感官無法穿越它，身處現在的「我們」沒有辦法去感知已經消失的「過去」。證明真實性的方法在「歷史」這裡斷裂了。我們如何證明歷史的真實性？如果歷史是指「過去發生的事」，那麼，我們怎麼知道它發生過？人們用什麼辦法來確認它的發生？如何判斷「過去」是真實的，而不是虛幻的？事實上，歷史最大的困境就是無法證明其真實性———但我們卻知道它是真實的，因為它發生過。

深陷於這個怪圈，人們將永遠跳不出來。看來，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出了問題。也許歷史不那麼簡單，不能簡單地說它是「過去發生的事」？也許我們應另闢蹊徑？

讓我們從頭做起，看看我們對「過去」的了解，也就是「歷史知識」是從哪裡來的？其實很清楚，都是由間接得來的。人們的歷史知識無非來自兩條渠道：一是聽別人說，二是看文字記錄，兩者之本質其實是一樣的，都來自別人的敘說，而不是對事情本身的接觸。沒有哪一件「過去的事」是可以被後人所感受或親身經歷的，因為它一旦發生，就不可能再被後來的人們感覺到，而只能被敘述、被記憶，留下記錄給後人，讓後人得到某些知曉。後人寫歷史，唯一的渠道就是從別人的記錄（或敘述）中尋找線索，這些就是所謂的「史料」。但史料不是歷史，歷史要通過「寫」才出現。歷史學家搜尋史料，辨別真偽，把它們拼起來，寫出那種人們可以讀得到的「歷史」⑤。所以，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就是一般所說的「歷史知識」）都是寫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一切歷史都是寫出來的。

這樣，作為一門學問的歷史學就出現了。歷史學的任務就是寫歷史，追討過去，尋找那些「過去發生的事」，判別它們的真實性，也就是求「真」。求真是歷史學和文學、哲學、宗教、神話等等之根本的區別，但恰恰在這一點上，歷史學永遠達不到目的，於是它和文學、哲學等等又會有許多相通。歷史學也是一種「寫」，和文學、哲學一樣，是一種「創造」⑥。

原因起於那道溝———在「我們」與「過去」之間，橫亘著一道時空之溝，由於我們的感官穿越不了那道溝，歷史的真實性就受到阻攔。我們知道歷史學的任務是求「真」，但無論怎樣寫歷史，人們都會在以下幾個方面遭遇障礙：

首先，任何「事」，哪怕是極小的事，它在發生時都會有許多層面、許多細節，任何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不可能經歷全過程或者所有細節，因此他在講述或記敘這件事時，都只留下局部。這讓我們對任何「事」都只能得到「碎片」，而不是全部。全局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出現，即便把所有「碎片」加在一起，它仍然是一個局部，事情的整體面貌永遠會藏匿⑦。

其次，由於我們得不到「過去發生的事情」的全貌，我們就無從判斷事情的核心部分是什麼，「碎片」中包含的可能都只是枝節，這就誤導了人們的認識。「碎片」再多，也不能讓我們下結論說核心的部分已經出現，因此，即使我們知道了許許多多的細節，卻仍不能確認我們明白了那件事⑧。況且，出於常識，我們知道許多「事」的核心部分是被蓄意隱藏的，所以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事情的機密真相。

再次，對於「碎片」，也就是局部的記敘，我們也無法知道它們有多大的真實性，因為我們不能親歷其境，無法對它們進行檢驗。我們知道：有些人故意說假話，有些人蓄意掩蓋真情；有些人想留下真相，卻因為記憶的偏差而說錯了事實；有些人記憶很好，卻因為表達不當而扭曲了實情。因此，我們對所有的「碎片」都要進行甄別，判斷它們的真實性。但這樣一來又陷入那個怪圈了：如何確定它們的「真」⑨？

最後，「過去發生的事」會有眾多人、眾多因素參與，有可能留下不同的記錄，儘管我們用各種方法進行驗證，卻仍難認定其中哪一種或哪一些說法是準確的。多種說法（或證據）可以傳遞不同的信息，帶有各種傾向，這給人以各種不同的想象空間，編排出各種不同的敘事情節。這樣，對每一件「過去發生的事」都可以作出多種理解，可是哪一種、或哪幾種符合真相呢⑩？

由於存在著這些障礙以及其他的障礙，在最理想的狀態下，歷史學能做到的也只是最接近於真實，而不是絕對的純「真」。這使人們非常沮喪：既然如此，歷史學何所為之？

但歷史學的任務不盡如此，從求「真」的角度說，歷史學的力量確實有限；可是寫歷史的目的要比這豐富得多，寫歷史的過程也比這複雜得多。單單尋找事實和判別事實還不是寫歷史，寫歷史是一種人類智慧的創造過程。因為這個特點，歷史學和文學、哲學等等就有許多相通點。

為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回到原點，回到那些「過去發生的事」。前面說過，「過去發生的事」都沒有留下自己，而只留下被記錄（或被敘述）的「碎片」。「碎片」本身不給出圖像，它們是一個雜貨堆，紊亂無比，要經過拼接才成為「歷史」，就如同古生物學家拼接動物骨骼碎片一樣。但是，拼接歷史畢竟不是拼接動物骨骼，拼古生物會有模塊或樣本，每一塊骨頭的位置大體上是知道的，因此拼接動物骨骼有點像「按圖索驥」，把每一塊骨頭放在它應該放的位置上就好。拼接歷史卻不是這樣，因為我們不知道「過去」的模樣究竟是怎樣，所以就無「圖」可索，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操作者的思維判斷去拼接。於是，使用同一批「碎片」，都有可能拼接出很不同的歷史；若使用不同的「碎片」，就更可以拼接出根本不同的歷史了。這是歷史學的非常獨特之處，經常讓圈外人感到驚詫不已。如前所述，一般人認為歷史既然是「過去發生的事」，那麼它必定是確鑿無疑的，怎麼可以拼接出完全不同的「圖」、寫出完全不同的歷史來？但歷史學家確實可以把歷史寫得很不同⑪，而且每一種說法都有道理，都符合邏輯，甚至都符合事實。問題出在如何梳理「碎片」上。關於這一點，人們似乎迄今未有足夠的認識，也未有足夠的討論，因此需要進一步展開。

「過去」是一個碩大無比的範圍，並且渾沌一片。試想：在「人」成為人特別是進入文明時代之後，人類經歷了多少「事」，千年萬年發生了多少「事」；這個世界多麼大，在同一個時間每一個角落又在演繹著多少「事」；每一件「事」會牽涉進多少人，每一個人又捲入了多少細節；一個人一生有多少經歷，世上又有多少人……所有這些加在一起就是「過去」，把這樣一個「過去」都寫成「歷史」，根本就不可能！這就給人們規定了一項任務：如果你要寫歷史，就只能寫一部分，而且永遠只是一小部分。換句話說：任何歷史學家都必須挑選，要對「過去」進行選擇。

但選什麼？人們說：選那些歷史中最重要的。可是，哪些是最重要的⑫？人們說：那些最能反映歷史基本線條的。但在那樣一個無比龐雜的「過去」中找出「基本線索」，這個過程本身就已經是選擇⑬。於是，問題又繞回去了，也就是：你選什麼？

進而，完整的「過去」不可能留下，我們面對的只是「碎片」（即史料）。相比於龐大的「過去」，留下來的「碎片」其實很少，即使在信息非常發達的現在，被記錄下來的信息仍是少而又少。但不管「碎片」有多少，作選擇卻是不可避免的。首先，需要判斷「碎片」的真偽，把那些不「真」的信息剔除掉，這是一種選擇。其次，不可能把所有「真」的「碎片」都用上，每個人都只會使用他感興趣、或他認為有用的「碎片」，於是又要選擇。再次，無論「碎片」是多是少，我們都處於兩難境地：「碎片」少了，缺環就多，無法拼接成歷史，於是就需要推測，把缺失的環節補起來；但推測就是選擇———需要選擇朝哪一個方向推測⑭。另一方面，「碎片」多了就更需要選擇，「碎片」越多越需要選擇，而且選擇的隨機性越大：任何偶然因素都可能把某些「碎片」放在你眼前，另一些「碎片」則是你所不知⑮。所以，選擇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儘管你可以自認為你不進行選擇。

事實上，歷史學家是帶著自己的立場和傾向性去選擇「碎片」的。立場和傾向有時是自覺的，有時是不自覺的，但不帶立場或不帶傾向的情況不存在。在最「客觀」的情況下，為了要處理那浩瀚無邊的史料，他們也必須為自己設置一些標準，以便進行取捨，但一旦設置了標準也就確定了傾向。因此，當歷史學家把「過去」寫成「歷史」時，必然加進主觀的意向，加進某種可以叫作「價值」（也就是判斷）的東西。從這時起，歷史就不是一個純客觀的「過去」，而是主觀和客觀的交融。所以，寫歷史是一個人類智慧的創造過程，它不是單純的還原，不是簡單的「歸真」。寫歷史是人類對「過去」的梳理，是人類對「過去」的挑選與判別。

寫到這裡我們已經看出：歷史決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過去發生的事」，它是人類的創造與「過去」的結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和文學創作、和哲學思考有眾多相通，「過去」通過「寫」而成為「歷史」。換句話說：發生過的只是「過去」，寫出來的才是「歷史」；「發生過的」可以被湮沒，「寫出來的」才會被記住。因此，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命題：歷史之所以是歷史，不是因為它發生過，而是因為它被寫出來。

我不想把結論推向極端，因為寫歷史終究不是杜撰，也不是編造，歷史的出發點仍舊是「真」，歷史學追討真憑實據，執意求「真」。所以歷史學終究不是文學，不是寫故事，它寫的是真實的過去，以真實為追求的目標。雖說我們知道歷史不會是全「真」的過去，而只能夠儘可能接近真實；但寫歷史仍然不可以編造，因此我並不贊成某種「後現代」的說辭，把歷史學等同於文學⑯。有一些「新文化史」的作品根據有限的史料寫一個過去發生的事，其中把自己的推測和想象加進去，組織成很有戲劇情節的有趣故事，看起來很像是偵探小說。這種做法仍舊是把歷史學等同於文學，把寫歷史等同於寫小說⑰。

但這樣一來，人們仍然對歷史大惑不解：即使歷史不可能全「真」，但它依然以事實為基礎，何以事實一旦被寫出來，就可以有很多的面相？雖說細節相同很難做到，因為人們接觸到的史料不同，但在一切基本史實都一致的時候，為什麼仍然寫出不同的歷史？換個問法：為什麼歷史可以這樣寫，也可以那樣寫？

關於歷史多面相的問題，我想，第一，「過去」本身就是多面相的，這恰恰體現著它真實的一面⑱。第二，歷史因多面相而有魅力，並且永葆其青春。

先說第一點，我們再回到那些龐雜無邊的「碎片」中去。前面說過，一個渾沌的「過去」是無止盡的，誰也不可能把它完整地端出來呈現給世人；寫歷史必須經過梳理，需要對「碎片」進行取捨。前面也說過：歷史學家在取捨之前必定設置某些原則，作為挑選的標準。但這樣一來，歷史學家的主觀意向就在起作用：按不同的標準選取「碎片」，就寫出了不同的歷史；即便使用相同的素材（即「碎片」），也可能寫出不同的歷史，因為人們可能按不同的邏輯或者意向來進行拼接，結果就拼出了不同的歷史———甚至完全不同的歷史！對這種現象我們如何理解？歷史學的解釋是：只要能「自圓其說」就可以，而「自圓其說」的前提是要有史料支撐；史料需經得起鑒別，不被其他材料證偽，而拼接的過程又不發生邏輯錯誤，在這個前提下，各種說法都可以。這就是為什麼歷史學研究可以提出多種說法，而每一種說法都有可能被人們接受。

實際的情況恰恰如此：無邊無際的「碎片」中含有大量信息，按照不同的思路整理「碎片」，就釋放出不同的信息。這樣，歷史學的另一個任務就浮出水面：尋找信息。尋找信息就是尋找意義，尋找意義意味著闡釋歷史，歷史因闡釋而變得絢麗多彩，並保持著永恆的吸引力。於是，歷史學的目的就不僅是求「真」，「闡釋」是另一個、甚至更重要的目標。由此我們進入第二個論點：歷史因多面相而有魅力。

我們為什麼研究歷史？一是了解過去，滿足我們對過去以往的求知慾；二是尋找意義，從先人的經驗中汲取智慧，施惠於「現在」⑲。尋找意義是歷史研究的第二個目的，但意義何以尋出？

回到尋找信息上來。我們已經知道：信息是在整理「碎片」的過程中釋放出來的，但整理之前，整理人已經有了思路，有了「先入之見」。一般來說，整理之前歷史學家已經設計好他希望找到哪一類「碎片」、選取的標準又是什麼。只有事先規劃，才能在龐雜的「碎片」中理出一些頭緒，然後開始寫歷史⑳。但這樣一來，整理的結果會非常有趣，打比方說：有一大堆沙，什麼顏色的沙粒都有，按某種思路進行選取，就可能全部選出紅色沙粒，按另一種思路進行選取，就可能全部選出黃色沙粒；兩種思路造成兩種結果，當這兩種結果都呈現到人們面前時，會給人造成兩種印象，以為是從不同的沙堆中取出來的。但兩種沙粒都來自同一個沙堆，我們不能說哪一個結果是錯誤的，我們只能說兩者都體現著某種真實（21）。不同結果是不同思路的體現，不同思路又造就不同的方法。

歷史的意義就是這樣浮現的：當所有的「碎片」都攪在一起時，它只是一片渾沌，我們什麼也看不清；當人們依據某種思路進行整理后，我們把東西看清楚了，產生某種印象，並得出某些結論。於是，寫歷史的過程就是這樣的：先提出問題，再設計方案，然後尋找（也就是挑選）史料，最後寫作歷史———在寫的過程中，釋放出意義。意義被釋放后，進行解讀卻又是一個思考的過程，於是我們再一次和「過去」面對面。所以，當「過去」通過「寫」而變成「歷史」並最終釋放出「意義」時，我們和「過去」在不斷地互動。

有人說：歷史本身就有意義，意義與歷史一樣具有客觀性。如果這樣說的意思是：人類社會保留著許多相同的東西，因此過去和現在可以相通———如霍布斯鮑姆所說的那樣（22）———那麼這種說法確有可取之處；然而，如果我們認定歷史都是寫出來的，那就應該知道：隱藏在過去中的意義是被歷史學家釋放出來的，其中更多地體現了歷史學家的認識與思考。換句話說，意義存在於後世人的思考中，「過去」可能隱含著無窮的意義。

接下來的問題是：歷史學家的思路是哪裡來的，為什麼他這樣想、而不那樣想；採用這些標準、而不採用那些標準？我們的回答是：取決於歷史學家個人，也取決於時代。個人的立場、經歷、社會背景、所受的教育、文化的沾染等等，都會產生足夠的影響，讓他形成某種判斷、或先入之見。時代則給了他現實的背景，讓他提出問題，尋找結論。時代還給了他某些特定的思維範式甚至價值標準，哪怕他自己不自知，以為他的思想來源於自己。更重要的是，時代通過人們共同的經歷形成某種共同的關注，而這些關注投射到對「過去」的尋找中，就出現「現在」和「過去」永久的對話（23）。由於這種對話是每一代人都會經歷的，所以，「現在」和「過去」在永恆地對話。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歷史既不是「現在」，也不是「過去」，它是「現在」對「過去」的搜尋與思考，也是「過去」對「現在」的提醒與暗示。相比於了解「過去」，歷史學更重要的任務是闡釋歷史，闡釋歷史意味著在歷史中思考並揭示意義。這樣我們就明白：每一代人的思考是不相同的，關注也是不相同的，因此寫出的歷史就有可能不同。人們經常困惑：為什麼這代人和那代人寫出的歷史會如此不同，原因就在這裡。

另一類明顯的差別發生在不同群體之間，即民族、階級、性別、職業、地區、國家等等。不同群體也會有不同的思考與關注，其背景是經濟、文化、社會狀態、生活方式等各自的不同（24）。不同群體在處理同一個「過去」時尋找並釋放出不同的意義，這使得歷史更具有多面相。

總之，同一個「過去」可以寫成不同的歷史。事情是同一個，意義可以不一樣，讓人看起來好像是不同的歷史。其中的原因，是對話的主體發生了改變，思考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人進入對話，對「過去」的理解就不一樣。由此，歷史作為「現在」和「過去」對話的結果，「現在」和「過去」同樣在發揮作用。如此推論，我們就知道：歷史並非如人們一般所相信，是一個純客觀的過去，體現著無可置疑的純「真」；歷史既是主觀的，又是客觀的，是主觀和客觀共同活動的結果。由於每一個世代都對歷史有觀察和理解，所以歷史就不僅是對「過去」的層層積累，它也是對各世代人們思考「過去」、書寫「過去」的層層積累。

寫到這裡，我們大概可以知道：歷史深不可測，絕非如國中生所想象，只要背幾頁書就算懂歷史了。歷史的最深奧之處在於，它是「過去」和「現在」永久的互動，因為這種互動，歷史才有永恆的生命力。歷史如果只是「過去」，那它就如同一株乾枯的古樹，雖可讓人肅然起敬，卻沒有生命，畢竟索然無味。但歷史恰恰不是枯樹，它雖紮根久遠，於千萬年之中，但始終與每一天的空氣、土壤交換氣息，從而有永久的生命力，保持著永遠的新鮮嫩活。由是我們慶幸：歷史的多面相讓它永遠鮮活，因為人們永遠在和「過去」對話。歷史是人類世代思考的結晶，從最古遠的「過去」，一直延續到未來。它積聚著每一個世代人的沉思，並且永遠傳遞他們的信息（25）。它跨越時空，穿越鴻溝，把不可跨躍的「過去」和「現在」溝通起來。它讓我們了解過去、思考過去，並且為「現在」提供思想。歷史學家是歷史的撰寫者，更是思想的創造者。正因為如此，歷史學也是永存的，它是人類文明歷程的忠誠守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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