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rch
尋找貓咪~QQ 地點 桃園市桃園區 Taoyuan , Taoyuan

採用國際標準的中國經濟學才能獲得國際認同

採用國際標準的經濟學才能獲得國際認同

日期:2017-06-23 作者:劉迪 來源:文匯報
圖片說明: 2016年底,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鄒至庄夫婦決定在廈門大學設立「鄒至庄經濟學教育基金」,以進一步推動和廈門大學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的發展。

本報記者 劉迪

十年以後,高校將會進入高度的「生源競爭」階段。這一點,現在已經初見端倪。到那時,你如果跟學生說「我們校園有多大,有多漂亮」,可能就不管用了。管理與文化軟實力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競爭力,其中包括「潤物細無聲」的思想教育、人文教育與誠信教育的能力。

一個人不論走得多遠,他的起點總歸虔誠地守在那裡。洪永淼——一個經濟學界響噹噹的名字,卻從不敢忘故鄉廈門翔安勤勞本分的耕讀家風,並把它解讀為:「讀書耕田都要老實本分,耕田時踏實肯干,做學問也需穩紮穩打,一步一個腳印,來不得半點虛假。」

廈門大學是他學業和學術事業的起點,一切從1980年秋,16歲的洪永淼邁進廈大物理系的那一刻開始。如今,他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經濟學與國際研究講席教授、教育部首批社會科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中組部首批 「千人計劃」入選者,也是發展家科學院院士。光環背後,是一個經濟學人謙為人師、勤以治學的本分。

故土難離,母校情重。今天,作為廈大經濟學院和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兩院院長,他砥礪前行,只為探索一條經濟學教育的改革與轉型之路。轉型永遠伴隨著「陣痛」,對於尋找出路的人而言,掌聲背後或許會有質疑聲作伴,但也唯有如此才能不斷修正前行的方向。

2016年12月,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庄偕同夫人為廈門大學捐贈1000萬美元設立「鄒至庄經濟學教育基金」。有人問鄒先生,為什麼把個人積蓄交予王亞南經濟研究院?他的回答簡單,更堅決——「因為我看好這塊經濟學教育的試驗田」。

洪永淼主張用國際語言講好故事,強調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的規範性與科學性,提出管理與文化軟實力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競爭力。如何理解經濟發展與經濟學教育發展之路?近日,洪永淼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

經濟學並非只是研究「經濟增長」問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概念叫做「經濟發展」

文匯報: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消息,經初步核算,2016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74412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7%。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鄒至庄此前接受本報採訪時曾談到過這個數據,他的觀點是:「我們不必過分執著於宏觀經濟數據的絕對值。不論6.7%,還是6.5%,數字本身都並沒有那麼重要。其核心還是要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看老百姓切身的生活體驗是好還是不好。」鄒先生多年來從事數據研究,卻也會道出這般感性的理解,同為計量經濟學家,您是如何看待經濟增長的?

洪永淼:經濟學並非只是研究「經濟增長」的問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概念叫做「經濟發展」,其維度要更廣一些,包括經濟增長模式、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生態環境、生活質量、幸福感,等等。其實,這是經濟學常識,但在實際中卻很難把握。人們常常把注意力放在GDP增速上面,GDP增速曾長時間保持在平均9%以上,如今降到6.7%,而美國的GDP增速通常只有2-3%,相比之下經濟可謂全速前進。於是,有些人不免沾沾自喜。但若比較兩國人均GDP,恐怕又會得出另外的結論。

美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創新,而不是要素投入,其增長看似「低速」,但經濟附加值卻是相當大的。以蘋果手機為例,美國企業設計,企業組裝生產,然後再運回美國銷售。企業在整個價值鏈中大概只分得4%左右的增加值,而美國企業則拿走了60%左右的利潤。

過去一段時間,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帶動經濟增長。單位要素、特別是單位勞動力創造的增加值相比發達國家要低很多。

從長期看,我們不必執著於經濟增長速度,而應該更加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那麼,是不是說經濟增長速度真的不重要了?我們是不是要減少要素投入,完全依靠創新拉動經濟增長呢?答案則不盡然。經濟體量大,其慣性也是巨大的。要從目前的現實狀況跨越到主要依靠創新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常態,中間存在一個必經的過渡期,而且這個過渡期可能會比較長。

創新能力的培育受教育、文化、制度建設等諸多因素制約,不可一蹴而就。我們需要在發展中實現創新轉型,增速絕不能掉得太快,更不能把原來經濟發展的動力一下子全部抽掉。

2008年,珠三角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率先提出「騰籠換鳥」的概念。但是,一段時間「新鳥」遲遲沒有進籠,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卻已轉移到了東南亞、南亞地區。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急於轉型,無奈卻客觀為自己培養了若干競爭對手,瓜分走了我們一部分國際貿易市場與外國直接投資份額。

文匯報:近年來,經濟學界對於產業政策「好」與「不好」的爭論很是熱鬧。由於經濟政策的實施具有不可實驗性,我們似乎永遠無法知道,倘若一項政策沒有實施,那該是怎樣一番天地。您認為,這些關於產業政策的爭論是否存在積極意義?

洪永淼:一項經濟政策,包括產業政策,對經濟有無效果,或者效果有多大,不僅僅取決於政策本身的設計,還取決於實施政策的時機、環境、具體條件,有無配套措施,等等。例如,減稅等擴張性財政政策,在經濟下行、需求不足時可能有效,但在經濟過熱時則可能有反向效果。政策效應評估是一道難題。

計量經濟學有一個專門的領域,被稱為政策評估計量經濟學,主要是應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與工具,在經濟數據的基礎上對社會經濟政策進行量化分析,測度其實施后對某個群體、某個行業或某個地區的「因果」影響。的確,經濟政策的實施具有不可實驗性,政策評估計量經濟學的核心便在於盡量客觀地估計無法觀測到的虛擬事實,即政策沒有實施的情況下的經濟狀態。某項政策的效應可測度即為政策作用下的實際效果與虛擬事實之差。

例如,著名華人經濟學家、南加州大學教授蕭政提出了一個基於面板數據的政策評估方法,並應用於評估內地與香港的經濟關係。經過科學的量化分析,蕭政教授得出結論,雖然回歸祖國后香港經濟並沒有顯著增長,但是內地和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協議》對香港地區實際GDP增長的貢獻約為4%。

經濟政策爭論本身具有積極意義,特別是啟發公眾的思考。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用數據與計量方法對政策的效果進行客觀評估,「讓數據說話」,並分析解讀其原因,以提高政策設計的科學性與政策實施的有效性。

管理與文化軟實力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競爭力

文匯報:對於大學而言,大學部教育具有基礎地位。有人說,在大學的職能中,科研、社會服務等職能完全可以由科研院所來發揮,唯獨大學部教育這項職能,任何社會機構都無法取代。於是,校園裡沒有大學部生的教育機構很難被視為主流。王亞南經濟研究院未設有大學部,是否也遭遇了類似的尷尬?

洪永淼:尷尬在所難免,例如,學校一些部處機關發通知時,常常會把王亞南經濟研究院漏掉。大學部教育確乃大學之「本」。所以,王亞南經濟研究院要求其教師一定要積极參与到大學部教學、大學部生培養當中去。

2011年,王亞南經濟研究院與經濟學院合辦了一個全英文教學的經濟學專業大學部國際化人才培養試點班。現在,已經在經濟學院五個系開辦了五個大學部專業的全英文教學國際化試點班,每個班有40名左右學生。這裡所謂的「全英文教學」是指專業課程全英文授課,其目的在於培養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進行國際交流、合作與競爭的經濟專門人才,甚至未來成為國際一流的經濟學家與具有國際視野的企業家。我們希望若干年內,專業課全英文授課的範圍可以擴展至經濟學院每年入學的全部新生,人數規模大致在500人左右。

事實上,單單開辦一個實驗班進行英文授課並不新鮮,但是要實現整個年級各專業學生的全英文授課,勢必需要全面創新大學部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我們的國際化實驗班絕非僅僅是教學語言的調整,不單單是學生培養形式的創新,更多牽涉的是機制與體制的改革。有人質疑,用英文上課,這不是全盤西化了嗎?其實,此舉確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增強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適應了培養國際化經濟專門人才的迫切需要。

舉個例子,目前在國際組織中,僱員比例很低。例如,世界銀行約1萬名員工中,約有200名人。駐聯合國糧農組織在全球聘用了大約3200人,其中約有50名人。職員在國際組織供職比例很低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嚴重缺乏「善於交流」的專業人才。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與話語權。另一個例子,美國一流大學要求其大學部生到國外大學交流學習一個學年,學分可以互換。很少美國學生到高校學習交流,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高校至今還無法實現專業課程全英文教育,從而失去了向外國學生傳播價值觀和聲音的機會。

文匯報:按照國際通常的說法,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5%以下的屬於精英化階段,15%-50%的叫做大眾化階段,毛入學率50%以上的被稱為普及化階段。今天,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40%,計劃2020年提高到50%。在高等教育普及率越來越高的今天,提升教學質量就顯得尤為重要。您對於提升大學部教學質量方面,有哪些思考?

洪永淼:在國內,一個經濟學專業大學部生一個學期能夠修8到10門課。在國外,如果一個學生一個學期內修5門以上課程,大概已經不堪重負了。以康奈爾大學為例,22個學分是條「警戒線」——不允許,或者說不鼓勵學生修課過多,以防囫圇吞棗的現象出現,影響學生的學習成績乃至學業的完成。如果一個學生選課超過22個學分,則需經過學院主管教學的副院長特批。按一門課4個學分計算,22個學分對應5.5門課。

一個學期修10門課,學生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對此我不甚知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每門課的內容都不會太充實,學生的學習不可能太深入。到廈大經濟學院后我才發現,大學部生也好,研究所也罷,很多課程每星期只上一次課,一次課三、四小時。老師開心,因為下了課這一周就輕鬆了;學生也開心,因為下了課他們就可以把這門課丟在一邊了。

但是,這樣的學習效果肯定不好。於是,我們把一次課拆成兩次課,且安排隔天上課,這樣學生才有消化的時間。經濟學講究「邊際效用遞減」,學生在課堂上坐得越久,其吸收知識的能力就變得越差,教學效率與質量都會有所降低。

我們在經濟學院啟動這項改革的時候,一二年級的大學部生還在與廈大思明校區隔海相望的漳州校區學習。老師們每次上課,都要一大早乘了輪船趕去漳州,其中的辛苦不言自明。原來教師上一門課一周趕一趟漳州校區,現在變成一周兩趟。於是,那時候有個笑話,說每天早上在去漳州校區的輪船上都能聽到在抱怨我的聲音。一個學期下來,很多老師反饋說,他們的備課量增加了三分之一。課程效率提升后,學生的課量、作業量也同時加大。聽了這個消息我很高興,我們想要的效果達到了。於是,我們得出結論:一個學生一個學期修10門課是不科學的。

過去一段時間,我們著手進行包括課程設置在內的一系列改革工作。去年年底,我們剛剛集齊經濟學院所有課程的中、英文介紹。令人驚愕的是,這個成立了30多年的學院竟從來沒有一份完整的中文版課程介紹。對於國外高校而言,這些材料是最基本的。它們告訴學生,某一門課在哪個學期開設、課程內容大致如何、占幾個學分、前修課程包括哪些,等等。這些清清楚楚的標註,對於學生選課很有指導意義,同時,也提供了更大的選擇空間。相比較而言,國內多數院校的教學安排往往只從「供給側」出發,忽視了學生的「需求」。

我想,十年以後,高校將會進入高度的「生源競爭」階段。這一點,現在已經初見端倪。到那時,你如果跟學生說「我們校園有多大,有多漂亮」,可能就不管用了。管理與文化軟實力才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競爭力,其中包括「潤物細無聲」的思想教育、人文教育與誠信教育的能力。可惜,今天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文匯報:去年底,鄒至庄夫婦決定為廈門大學分批

捐款1000萬美元,設立「鄒至庄經濟學教育基金」。採訪時,我曾問鄒先生,為什麼把積蓄交給王亞南經濟研究院?他的回答很簡單——「因為我看好這塊經濟學教育的試驗田」。

「試驗田」里播散著創新與改革的種子,自然也少不了挑戰與質疑。作為試驗田的耕耘者,請您談談王亞南經濟研究院的不同尋常之處。

洪永淼:籌建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學校最初的設想是把它作為經濟學院的下屬單位。當時,我的意見很明確——王亞南研究院需要相對獨立。國際化辦學就是需要跳出當時的體制,嘗試一條不太一樣的路。幸運的是,我們得到了學校領導的大力支持。後來證明,這第一步恰恰是最為關鍵的一步。

「國際化」絕非生硬地模仿國外高校,需要結合國內實際,否則只能是徒有其表。提升學術管理水平,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一環。細節決定成敗。很多時候,我們喜歡談論大的、方向性的東西,卻往往忽視了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辦學是大事,但絕不可以忽略管理細節在其中所能夠發揮的巨大影響。例如,為了改善學術環境,我們花在構建行政技術團隊上的精力比其他方面要多得多。

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剛成立之初,我曾邀請一位美籍華人學者過來講學。這位學者給研究院秘書發了一封電郵,告知其機票信息。秘書收到郵件后,就馬上著手安排酒店、接送車輛等一系列事宜,唯獨沒有及時回封郵件給這位學者。人家左等右盼,就是不見確認信息,時間安排無法落地,最後只好再來問我。可以說這是文化上的差異,我們常常習慣於把事情都安排妥當以後再告訴人家。但是,不可否認這就是專業性缺失的表現。可能有人覺得,這不過小事一樁,但是國外學者就是會通過這種細節來進行比較,然後做出選擇。

今年年初,康奈爾大學兩個即將畢業的學生告訴我,他們收到了很多國內高校的加盟邀請,唯獨王亞南經濟研究院的人事秘書的那封信寫得最「走心」。其實也不過一個小小的細節,就是人事秘書把收信人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寫在了信首,而不是用一個冰冷的模板拿去群發。

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對行政技術人員的一項基本要求是,有事通知教師時,除非是緊急事項,否則請不要打電話或者直接去敲門,電郵就可以了。因為教師在辦公室里,可能正在思考一個問題、證明一個定理,電話或者敲門聲一響,思路可能就中斷了。

我每年都會邀請一兩位國內學者到康奈爾大學去做訪問學者,一年後我會問他們,中美學術環境最大的差別在哪裡?他們的回答往往就兩個字——「填表」。國內很多學人都在抱怨填表多、難、煩,尤其是年終的時候,各種表格要填。人事處、研究所院、社科處等等,各個職能部門又不聯網,於是表格滿天飛。所以我們需要做的是,打通行政、外事、教學等網路,真正連成為一體,信息共享。

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很多學術活動都是在晚上或者周末進行的,幾乎每個周末都有學術活動。每場活動背後都有一個行政技術服務團隊在加班加點地運作。除了機制體制創新外,王亞南經濟研究院主要依靠行政技術人員的奉獻與努力,確保教學研究與學術交流等活動高效率地運轉。

年輕學者的學術思想還沒成型,不宜過早地熱衷於建言獻策

文匯報:如今,越來越多的學人從海外學成歸來,回國投身高等教育事業。「海歸院長」成為了一個醒目且重要的群體。作為廈門大學經濟學院、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兩院院長,您如何處理行政管理工作與個人的學術研究之間的關係?

洪永淼:2005年,我到廈大參與創建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從此開始了繁複的日常學術行政管理工作。我每年還有一部分時間在康奈爾執教。十幾年來,人在國內時,全身心投入廈大經濟學科,而人在美國時,則白天為康奈爾工作,晚上為廈大工作(時間和美國東部時間時差12小時),因為,行政管理是不能夠中斷的。

我本人的學術研究,毫無疑義地受到很大的影響。我已經幾乎有十年沒有發表過獨立署名的英文論文了。由於精力有限,我已經無法像以前那樣靠一己之力,完成從理論證明到實證研究,以及數據收集、建模、計算機模擬、數據分析等等所有的研究工作了。很多事情只好依賴合作者以及所指導的學生來完成。對年輕學者來說,獨立署名論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評價標準,因為它所體現的是一個學者的獨立研究能力。

中美高校對院長等管理角色的期待是不同的。美國高校的管理者比較職業化,主要看重的是院長的學術眼界與學術管理能力,並不苛求院長的學術水平。而國內的情況則不同,首先看院長在學術貢獻與學術能力上是否可以服眾。

文匯報:您曾經在文章中提到,經濟學未必要通俗易懂。您認為,經濟學家有責任發表一些通俗易懂的科普性文章嗎?

洪永淼:經濟學家有責任發表大眾化、科普性文章,但要區分不同的群體。只有當一名學者在某一領域的研究已經很深入、很成熟的時候,才具備全面總結的條件。他才可能對於專業問題有深刻的感悟與理解,才有能力用深入淺出的語言闡釋抽象的經濟學原理。所以,寫普及性文章、編寫教課書、學術論著,應該是一個學者到了研究所涯比較高級的階段才可以做的事情。

對於年輕學者而言,他們的學術思想還沒成型,學術地位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應該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學術研究上面。如果一個年輕學人過早地熱衷於建言獻策,忙於大眾化、通俗化的演講,或者發表散文式的經濟學文章,那麼很可能會浪費其寶貴的科研時間,甚至斷送其科研生命。畢竟科學研究的黃金歲月一去不復返。

評價一個經濟學家的學術水平、學術貢獻,最主要的標準就是學術論文。現在很少有經濟學家是通過寫書來體現自己的學術研究與學術能力的。

文匯報:2016年4月,教育部正式公布了第四輪學科評估指標體系,確定了相關學科的A類期刊名單,此後便在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有經濟學人質疑「經濟學為什麼一定要用國際標準」。對此,您有何看法?

洪永淼: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已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主要推動者與領導者。然而,與經濟相比,經濟學在國際上的話語權還是比較弱的。我們今天要建設「特色、世界一流」的經濟學科,只有採用國際標準,才能獲得國際同行的認同,另立標準,或將會導致偏差。

經濟學的特色主要體現在其研究內涵,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構建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形成「經濟學派」,提升經濟學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與影響力。為此,需要用國際語言講述「故事」。而用國際語言講好「故事」,離不開國際通用的、規範化的研究範式。

經濟學向前發展,只靠思想創新是不夠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也必須與時俱進,這方面是經濟學的「軟肋」。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個先進的理論都需要、同時更有責任進行國際交流,爭取國際同行的認可,不斷擴大其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學者發表學術論文,這是現今同行之間交流的最有效形式之一。國外經濟學的學科評估體系相對成熟、規範,其中自然不乏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

遺憾的是,今天國內經濟學界不少人對於數學等定量分析工具的使用依舊存在偏見。研究過程中,如果學者對於數學工具的使用多了一些,難免招致「故弄玄虛」、「故意讓人家看不懂」的指責。我大學部讀的是物理學專業,一直納悶為什麼從來沒有人抱怨物理學家寫的東西晦澀難懂呢?其實,每個學科都有一套自己的語言體系,學者應該運用共同的語言、研究工具與同行進行交流。

在國內一些高校,一篇媒體文章、一個政策報告,如果獲得各級政府領導的批示,可能就可以頂一篇甚至幾篇A類期刊的文章。我認為,這種做法在學術上是不夠嚴謹的。在美國,經濟學家在《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CNN等知名媒體發聲,永遠都不會成為他們評定「終身教職」的依據。家喻戶曉的公眾影響力,也不能替代專業的研究能力和教學水平。

在學術上,學術貢獻才是評價學人的唯一依據,至少是最重要的評價標準,否則恐怕會產生消極的示範效應,不利於改善目前國內相對浮躁的學術風氣。 ■



熱門推薦

本文由 yidianzixun 提供 原文連結

寵物協尋 相信 終究能找到回家的路
寫了7763篇文章,獲得2次喜歡
留言回覆
回覆
精彩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