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奧尼事件」始末

1972年5月13日，義大利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作為客人來到，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拍攝大型紀錄片《》。他帶著攝影機訪問了北京、上海、南京、蘇州和林縣，包括天安門、紅旗渠在內的地標，都「走」進了他的鏡頭。影片攝製者在解說詞中說，他「不打算評論，而只想開始觀察的各種面目、姿態和習慣」。短短22天，兩台攝影機拍攝了3萬米膠片，他都帶走了，最後剪成220分鐘的《》。

記錄片《》有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北京，有國小、老住宅、針灸麻醉的剖腹產、棉紡廠等；第二部分是河南林縣農村、紅旗渠以及江蘇的古城蘇州；第三部分是上海的碼頭和工廠；最後是雜技。影片從《我愛北京天安門》的童聲合唱開始，衣著樸素的姑娘、打太極拳的長者、許多普通的人在天安門廣場拍照。然後鏡頭西行，在中南海新華門前停止。在影片中，有學校、工廠、幼稚園和公園等鏡頭：人們整齊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臉上洋溢著幸福、自信的笑容；兒童們天真爛漫，歌聲清脆嘹亮；紡織廠女工下班以後仍然不願離去，自覺地在工廠院子里圍成小組，學習毛主席語錄，討論當前形勢……影片最完整的段落之一，是通過針灸麻醉、對一位產婦實施剖腹產手術的全過程，幾乎像科教片那樣詳細周到，從如何將長長的銀針插到產婦滾圓的肚皮開始，一直到拽出一個血肉模糊的小生命。在長達20分鐘的雜技表演中結束了影片。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加上影片的「真實」性，這部紀錄片播發后竟在國內外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在江青一夥的精心策劃下，全國各地媒體連篇累牘大批特批安東尼奧尼以及紀錄片《》，甚至釀成了一場重大的外交糾紛。這就是「文革」期間著名的「安東尼奧尼事件」。

1971年5月，與剛剛建交的義大利派出外貿部長率團訪華，同行的還有義大利廣播電視公司文化節目的負責人科隆博。科隆博於5月21日專程登門拜訪中央廣播事業局，希望與合作拍攝電視片，並提出拍攝人員能否在10月或12月就來北京。當時中方表示：如果義大利同行來華拍攝電視片，有關部門可以提供必要協助。科隆博大喜過望，7月20日，科隆博又專門修書一封，向外交部新聞司提出了同樣的申請，同時還表示將由著名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領銜前來拍片。

8月5日，義大利駐華大使約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彭華，極力推薦義大利廣播電視公司派員來華拍片。義大利方面在羅馬又極力遊說駐義大利大使館。駐意使館報告國內：考慮到中意關係發展較好，義大利新聞電影界都在抓對華友好題材，特別是隨外貿部長訪華的電視記者尚能客觀地反映革命現實，故建議國內有選擇地允許一些人來華拍片。

外交部新聞司和中央廣播事業局經共同商量后報姬鵬飛部長批准，決定同意義大利電視拍攝組在1972年春天來拍片。

1972年5月13日，義大利電視拍攝組如期抵達北京，領隊就是義大利廣播電視公司文化節目負責人科隆博，其中還有一位後來在「臭名遠揚」的人物——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實權掌握在安氏手中。為具體安排義大利電視組的起居、工作提供必要便利，中央廣播事業局還專門成立了接待小組。

下車伊始，義大利電視組就向中央廣播事業局接待人員提出要採訪北京、上海、新疆、海南島等17個地方，還要求拍攝人的出生、死亡、戀愛等。這同中方原先安排的日程計劃距離很大。經過3次認真商談，意方決定同意按照中方計劃，採訪北京、南京、蘇州、上海和杭州。但是，導演安東尼奧尼堅持要去偏遠的農村。中央廣播事業局與外交部協商后，決定安排安東尼奧尼一行去河南林縣採訪紅旗渠。

科隆博、安東尼奧尼返回羅馬後曾向駐義大利大使館表示：在電視片播出前，會邀請使館官員前往「指導」。遺憾的是意方言而無信。

1973年1月中旬，駐義大利大使館從羅馬某家媒體上，看到安東尼奧尼編導的電視紀錄片《》，將分片段在電視台播出的預告。經使館官員一再查問，義大利電視台才勉強在電視片《》播出的前一天，即1月23日為使館作了專場放映。大使館派了幾位外交官前往觀看，隨後，將對該片的看法給外交部和中央廣播事業局作了專門報告。使館報告稱：該影片內容尚比較客觀，對了解能有一定幫助作用，但也不算好，解說詞很少，有些純客觀主義。解說詞以介紹情況為主，基調是人窮，但不辛酸，他們對今昔有清楚的對比，勞動繁重，生活簡樸，但沒有飢餓，沒有像其他一些亞洲國家的那種悲慘情況。使館報告還說：影片結尾引用了古話「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表示影片只是對人作了一般反映，對現實還沒有深入了解。

《》一片隨即在義大利電視台播出。與此同時，義大利電視台還將該片拷貝先後賣給美國、法國和黎巴嫩3國。美籍華裔教授楊振寧看了美國電視台播放的義大利電視片《》之後，於1973年5月給周恩來總理寫信，反映此片很壞。周恩來收信后，立刻指示外交部查清此事。外交部當即電告駐義大利大使館向義大利電視台要一部電視片《》拷貝送國內審查。

1973年9月，義大利電視台將《》拷貝送至大使館。10月11日，拷貝轉往國內。外交部新聞司收到拷貝后，便組織有關單位審看。經與廣播事業局商討同意，外交部新聞司於同年11月28日向部里上呈報告，提出了對電視片《》的看法和處理意見。報告指出，該片沒有全面、客觀地反映的情況，態度很不友好，是近幾年來外國記者所拍片中最差的一部。主要是過多地反映的落後面，有關社會主義建設的鏡頭太少；用突然襲擊、強加於人的手法拍了不少我群眾躲避鏡頭的場面，給人一種在洋人面前舉止羞怯、疑懼、呆板的錯誤感覺；有些鏡頭有濃厚的獵奇性和趣味性；解說詞中也有妄評，結構紊亂，多數畫面色彩黯淡……報告還檢查了在審批接待工作過程中的缺點和錯誤，作了自我批評。

該報告最後提出：鑒於此片雖歪曲了我社會面貌，但尚無惡毒反華的內容，且已時隔一年，擬不向意方正式提出交涉。建議在適當場合請廣播事業局的同志擇機表示我們對該片的不滿，指出影片片面反映情況，無助於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意電視台竟然讓這樣的導演來攝製，並終於放映該片，我們不能理解。外交部主管副部長韓念龍在審閱新聞司的上述報告后即作出批示：「我意由外交部主管司出面向意大使表示。」根據韓念龍的批文，新聞司在與有關單位研究后，於12月11日將對《》一片的基本看法函告駐義大利大使館，要使館擇機向義大利有關方面提出中方對安東尼奧尼編導的電視紀錄片《》的批評意見。

本來，圍繞著義大利電視台拍攝《》一片而引起的風波到此即可平息。然而，12月11日，中央廣播事業局國際聯絡部一幹部上書，密告江青、姚文元稱：義大利電視片《》是站在「帝國主義誣衊的立場」上，「攻擊」的壞片子。姚文元如獲至寶，次日清晨兩次打電話給中央廣播事業局，措辭嚴厲地責令「查一查」，迅速報告。

中央廣播事業局國際聯絡部那個幹部聞訊，為邀功請賞，不到一個星期，再度向江青、姚文元呈上「告密信」，內容更為詳盡，特別提到「義大利電視台攝製組是經外交部和廣播局批准來的」，並振振有詞地說「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給總理來信，反映此片很壞」。江青、姚文元接信后，以為又抓住了周恩來的「把柄」，江青特別在上述兩句話下面畫了粗粗的橫線。

緊接著，江青、姚文元背著主管外事的周恩來，撇開同此事直接有關的外交部和中央廣播事業局，多次策劃於密室，作了一系列布置。12月18日，姚文元氣勢洶洶地要國務院文化組調看此片，並會同中央組織部徹查此事，共同提出處理意見。江青立即表示同意，並裝腔作勢地補充一句：「提出處理意見，報中央審批。」

面對江青一夥的淫威，中央組織部和國務院文化組急匆匆成立了聯合調查組，文化組骨幹成員于會泳等人加緊審看電視片《》。于會泳他們對江青一夥的意圖心領神會，聯合調查組派員向外交部新聞司有關人員進行調查時，都反覆追問義大利電視組來華是誰批准的。當獲知是外交部商中央廣播事業局批准后，他們又緊迫不舍，露骨地責問外交部可以批准記者來華這一條是誰定的。

就在中央組織部和國務院文化組組成的聯合調查組還沒有來得及提出處理意見時，江青早已急不可耐。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組織審看義大利電視片《》時，江青含沙射影地大罵道：「這是與帝國主義開辦的合股公司！究竟是愛國還是賣國？」

1974年1月16日凌晨，江青在談話中肆無忌憚地提出：「要批臭安東尼奧尼，要進行外交交涉，對內要有紀律處分，駐義大利大使要撤，接待人員要戴漢奸帽子。」江青還大喊大嚷：「對有關人員先要作紀律處分，戴漢奸的帽子是戴定！難道不是賣國？駐義大利使館讚揚野鬼，這個大使要撤，不配做大使！他們出了人的丑！」

「安東尼奧尼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是首任駐義大利大使沈平，沈平青年時代從浙江天台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在1967年盛夏火燒英國代辦處的狂熱年月里，沈正擔任駐英國代辦處政務參贊、臨時代辦，正是由於他出色的指揮才能和豐富的政治經驗，才使常駐倫敦的外交官化險為夷。未曾料到，他此時竟陷入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中！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江青還陰陽怪氣地說：「過去我不知道美籍華裔教授楊振寧對總理說過此片很壞，最近廣播局XX同志給我和文元來信揭發這片子很壞，我們才抓。」不用任何註解，任何人都能聽得出她的弦外之音。連從不過問外交部工作的王洪文也對外交工作指手畫腳起來，在駐義大利使館發回的一份電報上公然批示「要進行對外交涉」。

1974年1月中旬，中組部和國務院文化組聯合調查組寫出報告。稍後，在江青一夥插手下成立的外交部調查組也寫出報告。這兩個報告都無一例外地給外交部扣了兩頂「大帽子」：一是「典型的右傾投降主義」；一是「極為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四人幫」把義大利電視片《》定為「一次令人觸目驚心的嚴重的政治事件」，而把有關幹部都說成了「漢奸」。當時外交部長姬鵬飛、新聞司司長彭華等「涉案人員」都多次受到批判。駐義大利大使沈平和使館的3位外交官均被調回國內進入「學習班」，被迫進行檢查。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義大利電視片《》問題成為外交部聯繫實際進行批判的一個主要內容。

同時，姚文元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宣布，主管外事的副局長不準再參加外事活動，撤銷其兼任的國際台台長和黨組書記職務，廣播事業局為此事還曾召開了長達半年之久的黨組擴大會議進行批判和檢查。批判會上，連陪同過義大利電視組的一般幹部也被拉上台去批鬥，被迫當眾承認是「漢奸」，並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調離外事部門等處分。

江青一夥仍不肯善罷甘休，編輯了後來以中共中央1974年1號文件名義正式下發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並直接報送毛澤東。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隨即在全國迅速展開。1月2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了中央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面對江青一夥的突然襲擊，臨開會方接到通知的周恩來只好無可奈何地檢討自己對「批林批孔工作」抓晚了。就在這次不同尋常的會議上，遲群和謝靜宜異口同聲地批判義大利電視片《》是「一個漢奸加間諜搞出來的」，並將這個事件與當時的「153《新情況》事件」並列為外交部的嚴重事件，叫嚷「要在批林批孔中聯繫實際進行批判」。這就在更大的範圍里對周恩來發起攻擊。

1月30日，在江青指使下，《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險惡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評論員文章，聲稱：安東尼奧尼拍的是反華影片，「是當前國際上一小撮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分子對新極端仇視的心理反映」，「我們要徹底揭露和批判這部影片的反革命實質，回答國際反動派對人民的挑戰。這是當前值得人們十分重視的思想和政治戰線上的一場嚴重鬥爭。」在隨後的兩個多月里，全國各大媒體連續刊登文章，大張旗鼓地批判安東尼奧尼及其拍攝的《》。

1979年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交《關於肅清「四人幫」在批判〈〉影片問題上的流毒，撥亂反正的請示》，一場持續多年的「反華事件」畫上句號。1980年初，文化部代表團到義大利參加電影回顧展，利用這個機會，向安東尼奧尼本人表達了中方的歉意，而且親自登門拜訪。安東尼奧尼當時也表示可以接受，態度相當友好。就這樣，這個事情前後經歷了差不多10年，最後就把這個問題給了結了。2004年，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辦的「安東尼奧尼電影回顧展」上，專門放映了一場他拍攝的這部《》，一票難求。

2007年7月，安東尼奧尼這位義大利著名的國際電影大師與世長辭。同年11月，義大利首次發行了《》的D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