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構建當代的「歷史現場」

近年來，文化遺產已經被視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資源，普通民眾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也明顯提高。地方政府在原來比較粗放式規劃與保護的基礎上，積極組織文物保護和旅遊規劃專業人員共同參與，對文化遺產進行深入的保護和利用。表面看來，歷史遺產保護似乎已經走上正軌，但實際上，歷史遺產該保護什麼？不改變文物原狀的界限在哪裡？啟動文化遺產修復的門檻是什麼？已毀文物建築該不該重建？保護原則的含糊和理念的漂移導致專業領域內各方觀點與思路莫衷一是，瀰漫著困惑、爭議甚至意見的尖銳對立。一些歷史遺產在某些專家看來是搶救性修復，而在另一些學者眼裡卻是「保護性破壞」。事實上，絕大多數的爭議和質疑都將「原真性」捲入其中。

原真性（Authenticity）概念最早出現在《威尼斯憲章》的導言中，後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認定其為評估、監控文化遺產性質狀態的一項基本原則，在原語境中特指文化遺產信息的真實與完整狀態，可以理解為「真實性」。近年來，「原真性」成為人們關注文化遺產保護的焦點概念，其本身並不難把握，但具體如何與實踐結合，問題就變得異常複雜。一方面，文化遺產的「陳舊」或「衰敗」正是其歲月留痕的結果，是歷史滄桑的真實寫照，歷史文化特質的外在表現。另一方面，「蒼老衰敗」 的加深必將使文化遺產走向消逝。面對這些難以割捨的珍貴文化遺產，是任其「風燭殘年」，展示原真而自然消亡，還是果斷修補干預，消除缺損，延年益壽呢？我們似乎陷入進退維谷，左右為難的境地。其實，在一個半世紀前，歐洲就已經踏上了文化遺產保護的征程，我們當前所面臨的各種爭議與困惑早已經歷過智慧的碰撞。對於推進我們的文化遺產保護事業來講，重溫一番這富有邏輯與激情的歷程，頗具現實意義。

歷史遺產「原真性」保護的歷史追蹤

19世紀中後期，歐洲的歷史建築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保護工作已全面展開，與之伴行的是兩大學派，即法國人維歐萊·勒·杜克（Viollet-le-Duc）所代表的「 風格修復」 學派和以約翰· 拉斯金（John-Ruskin） 為代表的奉行「絕對保護」 思想的英國文物學派。前者主張積極修復干預，後者堅決反對。

拉斯金對修復文物的做法給予極其犀利的批判，「修復，它意味著一座建築最徹底的毀壞。」 「就像不能使死人復活一樣，建築中曾經偉大或美麗的任何東西都不可能復原。」 「既然靈魂不能再現，那麼，徒然保住一個軀殼就毫無意義了，而一切修復都只能是造出一些沒有意義的假東西來。」他主張「加強經常性的保護」，如「及時蓋住屋漏、疏通水溝、固定鬆動的石頭，給歪了的建築物支上木撐。」

英國文物學派另一代表人物威廉·莫里斯(Wil⁃lian Morris)指出：「文物建築的價值超出了建築的範圍，每一座古建都是歷史紀念碑，包含了那個時代所留下的印跡。」 「修復行為就等於設定一個人可以穿越時空到建築物建造的時代精神里去，並且自己可以完全等同那位藝術家，這完全是一種錯誤的事實。」 莫里斯判定，建築師存在認識的局限性，他們的職業所造成的過於熱心「修復」，以致破壞了文物建築作為歷史見證物的價值。1877年，他創立古建築保護協會，來踐行自己的保護理念。時至今日，該協會的理念未變，在英國歷史遺產保護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2012年還獲得歐洲文化遺產獎章。

法國的勒·杜克認為：「修復並不是整理、修繕，而是讓建築回到它從來未有的狀態中，這個狀態可能不屬於任何一個時代，但卻是符合風格特徵的狀態。」至於以何種風格為修復標準，勒·杜克這樣回答，「每座建築物，或者建築物的每一個局部，都應當修復到它原有的風格」 「像它應該的那樣」 甚至「比原來的更好」。面對英國文物學派的激烈批評，他為自己辯護說，「一座建築只有被視為同屬於兩個世界——一個唾手可得的當下和一個遙不可及的過去時，才成為關聯的歷史。」 巴黎聖母院是他「風格性修復」 理念的代表作。為追求他心目中某種純正的風格，勒·杜克對所有的缺失和損傷都作了全面的修理，甚至在國王廊中，加上了以自己為原型的雕像，替換大門三角楣上的浮雕，還添建了原來沒有的尖塔。

在法國派與英國派爭論不休中，另有一些學者既排斥「風格修復」 學派的理念與做法，也不完全認同英國文物學派過於保守的態度，他們的主張越來越成為主流，格奧爾格·德里奧和阿洛伊斯·里格爾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里格爾提出了「年代價值」 思想，德里奧倡導「要保護，不要恢復」 的主張，這些創見很快被歐洲學術界認同。

義大利遺產保護學派正是吸收了這些理念而不斷壯大，在20世紀初逐步走向成熟，很快成為歐洲最有影響的文物保護學派。其影響深遠的觀點主要有：文物建築「不僅具有建築研究價值，更有重要的歷史文獻作用，向我們解釋和描繪著人們世世代代經歷過的各種歷史事實，作為歷史文獻，理應受到認真和虔誠的尊重」，文物遺產保護工作者不僅要以建築師的身份介入此項工作，而且應有多重身份來考慮此項工作。不僅要絕對尊重原先的建築物，而且要尊重它身上以後陸續添上去的部分、改動的部分，在不影響文物建築安全的前提下保護它的缺失狀態。修復文物，凡增添上的一切，都要跟原物有明顯的不同，可以識別，不容偽造真實。

事實上，1931年，第一屆歷史性紀念物建築師及技師國際會議通過的《關於歷史性紀念物修復的雅典憲章》，提出了歷史性紀念物具有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繼承了義大利遺產保護學派基本思想，強調對歷史建築的保護與修繕主要通過定期、持久的維護體系來支持；要始終尊重過去的歷史與藝術作品，在保持過去風貌的前提下實施保護修繕；謹慎運用現代技術；所用新材料需要可識別。

1964年，歷史古迹建築師及技師國際會議（ICO⁃MOS），通過了具有深遠影響的《國際古迹保護與修復憲章》，簡稱《威尼斯憲章》。在導言中提出「傳遞原真性（Authenticity） 的全部信息是我們的職責。」 強調了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並以具體措施落實對文物的原真性保護。197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成立並設立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理事會的工作即以《威尼斯憲章》的原則為基準。

回歸「原真性」的文化遺產保護和諧之路

審視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和實踐的歷史演進軌跡，我們不難發現，自19世紀英國文物學派倡導「絕對保護」 運動以來，對文化遺產歷史見證價值（即歷史價值）始終高度重視，並確定為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理念，與之相應的原真性保護措施也不斷完善。對照我們今天的文物保護工作，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與國際理念尚有明顯的差距。

其一，自1985 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以來，積极參与世界遺產委員會各項活動，世界遺產數量逐年增加，總數僅次於義大利。但令人遺憾的是，至今沒有一部專門的歷史遺產修復法律規範，只有《文物古迹保護準則（2015版）》這一行業規則。由於它不具有法律效力，對文化遺產的保護與修復實踐的約束力太弱。

其二，有一些宣傳口號造成了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誤導。如「積極保護，整體創造」，背離了《威尼斯憲章》的原則；「修舊如舊」的觀點，為修復中大肆做舊，以假亂真創造了機會。回歸對原真性的尊重，控制技術在文物保護領域的過度擴張，才是善待文化遺產的正確做法。

文化遺產是過去的輝煌，現今的財富，未來的希望。如何牽手歷史，面向未來？在弘揚傳統和創新發展的十字路口，文化遺產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焦點話題，如此看來，有爭議很正常，雖然在爭議與質疑中，我們一時還難以在原真性保護理念與措施上形成一致意見，但是，總會為熱衷於文化遺產整修和重建的決策者、規劃者、執行者們送上一份清涼劑，讓他們在保護實踐的每一處細節中，必須慎之又慎，讓他們反思自己是不是陷入理性的缺陷：以有限來裁剪無限，以現時來框限永恆？讓他們捫心自問：是不是一肩扛著文化遺產保護的大旗，躊躇滿志，一手開動強大的現代科技武器，循著自然科學的思維定勢，構建著當代的「歷史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