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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法機關創新化解矛盾糾紛機制 多元調解,「微創新」大智慧

全國政法機關創新化解矛盾糾紛機制 多元調解,「微創新」大智慧

社會治理是一個老課題,同時又是一張「新試卷」。近年來,多地不斷探索總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模式。

□本社記者 湯瑜

遇到糾紛需要懂法用法,但並不意味著只有訴訟才能解決問題,通過調解方式化解矛盾也是重要選擇。

2015年10月13日,中央全面深改小組第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意見》,提出要堅持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鼓勵通過先行調解等方式解決問題。專家認為,這可以充分發揮「調解」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中的獨特作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微創新」釋放

解決糾紛大能量

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群眾法律意識不斷增強,社會矛盾糾紛將在一定時期內高位運行。面對案件壓力,不能走增員增編的老路,近5年來,全國政法機關堅持內部挖潛與社會分流兩手並重,找准制約案件繁簡分流、訴調對接等糾紛解決機製作用發揮的瓶頸問題,讓「微創新」釋放大能量。

2015年3月,覃肖連被一輛小轎車撞成重傷。在廣東順德法院法官的建議下,她走進了「保險糾紛聯調工作室」,1+1>2的保險行業聯調「順德模式」讓覃肖連絕處逢生。

2011年以來,廣東進入訴前聯調的糾紛超過35.1萬件,為法院分流了大批案件,也為社會化解了大量糾紛。

在北京,化解矛盾糾紛的「李紅星工作法」已在全市政法系統全面推開。作為北京市海淀區法院民事法官,李紅星堅持「能調則調,當判則判」,每年審結的案件多達800餘件,調解率高達80%以上。

「我一般不會等著開庭,而是提前走出法庭,到樓道里尋找當事人,很多案件在樓道里,我跟當事人站在那裡,面對面地交流,就得到了解決。」李紅星說。

在庭審過程中,李紅星很少使用法律專業術語,盡量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清楚法律的相關規定。在一起消費者與商場之間的民事糾紛案中,他只是將「賠償」更換為「補償」,就成功地解開了雙方的心結。

此外,北京選擇部分收案量大的基層檢察院設立輕罪案件檢察部,專門辦理適用速裁程序、簡易程序的案件,50%—60%的審查逮捕、公訴案件由輕罪案件檢察部辦理,實行受理、告知、訊問、起訴、開庭「五集中」機制,推動輕罪案件從受理到審判全程提速,部分速裁案件羈押后48小時內得到解決,辦案效率大幅提高。

河南登封市法院通過減半收取訴訟費、對進入執行程序的小額速裁案件成立「快執分隊」迅速執行等方式引導當事人選擇適用速裁程序。同時,經當事人同意縮短舉證期限,採用門診式庭審方式直奔爭議焦點,並將調解貫穿庭審全過程。2017年以來,民事小額訴訟均在20天內結案,且無一件申訴、再審、信訪;政府信息公開、行政非訴執行等案件平均31.5天審結。

南京市鼓樓區法院設立速裁庭,配置4名員額法官和12名法官助理專門負責審理速裁案件,明確對金融借款、小標的民間借貸、道路交通事故賠償、物業糾紛、盜竊等12類民事、刑事案件重點適用速裁程序。採用「門診式」庭審方式,對當事人集中進行風險提示及權利義務告知,合理排期開庭,同一審判組織在同一時段內對多起簡單案件進行合併或連續審理,提高庭審效率。全院民商事案件1/3通過速裁庭辦理。

蘭州市安寧區法院將勞務合同、婚姻家庭等19類案件轉入速裁團隊審理,占同期受理民商事案件的38.9%。

拓寬社會力量參與矛盾調解

近5年來,一些地方積極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使大量矛盾糾紛通過調解等非訴方式解決,緩解了司法渠道的壓力,並藉助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現代科技,推動專業調解與司法確認銜接,拓寬社會力量參與糾紛解決的制度化渠道。

深圳市福田區法院建設數字化調解室,探索建立在線調解、在線司法確認為一體的信息平台,已與轄區街道、派出所、交警大隊等15個調解室實現遠程視頻對接。無需當事人親自到法院申請,即可在線進行司法確認,同步列印送達法律文書。法院處理一宗司法確認案件的綜合用時由半天至一天縮短為半小時。

貴州黔南州福泉市法院構建簡單靈活的司法確認流程,就近免費為當事人提供司法確認服務,破解了過去「調解—反悔—再調解—再反悔」的效力缺失難題,實現一般性矛盾糾紛化解時間在3日內,重大疑難案件化解時間在15日內,30%以上矛盾糾紛當日化解結案,比訴訟方式節約90%以上的時間。

北京法院成立多元調解促進會,統一承擔法院委託調解案件的接收、分配、監管,邀請專家參與矛盾糾紛化解調解工作,發揮「多元調解+速裁」模式對矛盾糾紛的導出效應。順義區法院在立案階段用不到6%的人力化解了17.7%的民商事糾紛,訴調對接團隊平均結案近800件,平均10天結束。

四川省80%以上的法院設立了訴非銜接平台,吸引221個第三方調解組織入駐,開展訴前先行調解,2016年分流化解矛盾糾紛75118件,調解成功43773件,成功率58.3%。

河北法院在全省建立人民法庭「互聯網+訴非銜接平台」,與綜治、人民調解、行業調解等機構信息平台對接,以市場運作方式將起訴到法院的糾紛向中立第三方購買調解服務,分層遞進解決糾紛。

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與市律師協會探索開展合作,建立律師調解制度,並在全市推開。建設「律師—卡通」「律師二維碼通」等系統,方便律師參與調解時共享資料數據,提升律師參與信訪矛盾化解、參與多元解紛的便捷性、積極性。

重慶榮昌區法院通過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建立「雙評估」制度。對於醫療、不動產、建築工程、知識產權、環境污染等具有較強專業性的案件,探索建立中立評估機制,促使雙方當事人理性選擇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對於家事等當事人心結較重的案件,與西南大學心理學部聯合成立了「心理輔導室」,對當事人心理以及婚姻狀況進行預測評估,提出當事人心理危機指數報告。

浙江義烏市法院邀請外籍調解員參與化解涉外民商事糾紛,吸收社會組織參與知識產權民事糾紛調解,大量案件在訴前解決。

創新調解方式強化源頭治理

目前,貴州遵義市餘慶「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難事不出縣、矛盾不上交」的基層糾紛化解的經驗正在全市推廣。

記者獲悉,在「解難事」調處平台,餘慶搭建了縣群工矛調中心、縣公共服務中心、鄉鎮綜治群工中心、專業(行業)調處中心和村(居)調處中心,每個中心都配備充足的專職調解員,有的還配備了律師、心理諮詢師、法律工作者為主要調解力量,有針對性地開展調解工作,增強調解效果。

9年前,餘慶縣松煙鎮村民冉啟倫與妹妹冉啟先因土地糾紛產生矛盾,多年來,經村、鎮多次調解均未達成和解。

去年,冉啟倫到縣矛盾調解中心上訪。了解全部情況后,工作人員將兩兄妹請到縣矛調中心「群工在線·陽光信訪」調解室,詢問雙方的調解意見和要求,主持人依據法律法規對事件提出了調解意見,受邀旁聽的群眾和嘉賓從倫理道德、人情世故幫助分析,最終,這起長達8年的信訪糾紛案得以解決。

此外,餘慶縣還創建了全體系「不辦事」監督平台,依託「大數據」在縣級建立政務效能投訴舉報中心,鄉鎮建立問責談話室,村(居)設置民生項目查詢和群眾舉報系統,緊跟不作為的事,緊盯不作為的人,讓「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無處遁形。

今年3月,杭州市西湖區法院藉助社會力量,與互聯網公司合作,建立了「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台」。系統運行以來的3個月時間,已調解糾紛1207起。

記者獲悉,「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台」打通了最高院的法信、裁判文書網等8大平台,將浩如煙海的法律條文、幾十萬個經典案例匯聚在一起。當事人只要將自己的案情和訴訟請求輸入平台,系統通過自然語言處理能力,就可以自動提取法律要素和裁判路徑,從而進行精準的案例推送。

平台將當事人的自然語言通過一定的演算法轉化為法律語言,自動分析法律關係、相關案由,並建立符合司法程序的數據模式,從而保證推送的案例、法律法條精準無誤。

2015年,贛州籌建了由律師、心理諮詢師等專業人士、群眾代表、社會志願者組成的信訪監督員隊伍,對疑難複雜案件進行巡查督辦和監督評議,依據有關法律和政策,對信訪群眾訴求提出處理建議。同時,做好信訪群眾的宣傳和心理疏導工作。

重慶萬州區法院通過速調對接機制、速裁程序分流化解2/3以上民事案件。在正式立案前,通過訴訟、非訴訟銜接機制,與行政機關、行業協會搭建10個速調對接平台,將婚姻家庭、勞動爭議等案件導入調解等非訴解決機制,分流1/3以上民事案件。

上海普陀區法院依託速調對接中心平台,探索設立訴訟與公證、保險行業、商業協會等對接工作室,整合專業資源,拓展解紛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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