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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襲擊、地震、災難、交通事故、性侵、家暴…創傷過後，魔鬼從未離開

2021/12/25

大多數第一次了解PTSD的人會以為高敏感、社會孤立、閃回和夢魘都是普遍的問題，古老得像山嶺一樣。事實上，真相完全相反。

我們所謂的PTSD的癥狀和概念都是相對較近的歷史產物，它來自於一個非常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點——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這段時期處在漫長的越戰陰影當中，其特徵包括社會劇變、信仰危機、性別身份以及思想方式受質疑。瓊·迪迪安稱這段時期為「發熱的節奏」。畢竟，70年代給我們帶來了水門事件、肯特大學慘案、吉姆·瓊斯，也許最重要的是越戰的結束。越戰這段衝突不僅急劇地改變了美國人看待創傷、老兵社會角色的方式，也改變了美國看待世界的方式。

根據《牛津英語詞典》：「創傷」這個詞最早出現在1656年，它曾用來指代某種「傷口或對傷口的治癒」（我們今天在很多大醫院了解到的那些花費數百萬美元建立的現代創傷研究中心都參考了這個早期的定義）。其實「創傷」在英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都一直保持著這個早期的意義，直到兩個世紀后，這個詞才第一次表達類似於今天用法的意義，即某種「情緒的紊亂或痛苦」。這種意義轉變的催化劑明顯就是技術，即鐵路。1866年，一位名叫約翰·埃里克遜倫敦的外科醫生出版了一部著作，名為《論神經系統的鐵路症候群與其他損傷》，他在這部著作中以一種典型維多利亞時期的風格描述了火車事故帶來的震驚是如何「耗盡受害者的神經能量」，並且將受傷的脊髓比作馬蹄形磁鐵，認為其磁力被「震動、震撼或震蕩」耗盡。

換言之，深受創傷后應激觀念所影響的當代，成為一位倖存者的意義、這個我們用來討論暴力的影響的基礎辭彙（即一些觀念，它們是現代美國媒體的分類，且是理解那些無可爭辯的人類狀態的基礎），事實上甚至還沒有美國這個國家古老，也沒有鐵路古老。

然而，某些給PTSD帶來了歷史先例的概念以及對這些創傷性的回應，確實在某種情況下就像創傷記憶自身一樣，遭到了長時間的忽略和有意地遺忘。這個事實使得追尋PTSD的過去的任務變得更為困難。假設給各類心理疾病拍個合影，創傷后應激障礙就像個處在畫面邊緣的古怪小孩兒，他總是跳來跳去，導致相機對他永遠失焦，而他的形象總是模糊地混到了周圍的人當中：抑鬱症、憂鬱症、廣泛性焦慮症。而作為一個大器晚成者，PTSD在1980年之前的存在似乎經歷了一系列混亂，包括變更名稱、取消定義、遭到否認以及被完全忽略。直到美國的尼克松時代，PTSD終於在1980年被歸類到《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中。

舉個例子，抑鬱症在精神病學當中有著清晰而高貴的血統，它可以直接追溯到希波克拉底時期或西方醫學的萌芽時期。相較之下，創傷后應激障礙卻面龐模糊，在歷史的透鏡面前踽踽獨行，經常只是作為一種有點意思的失常或一件有趣的軼事而存在。這件軼事無法和更大的現象聯繫起來，比方說希羅多德提到過的那位雅典士兵，他在公元前490年的馬拉松戰役中由於恐懼而永久失明，這個案例在幾千年來一直被認為太過獨特、太過奇特、太遠離實際經驗，而無法接受更深入的研究。

然而，儘管創傷后應激概念的形式多變，對其的態度和文化主題不定，用以描述的語言閃爍無常，還是有某種不變的主題跨越了歷史。接下來我們就能看到。

我們所了解的創傷的歷史大多數來自於軍事史。戰爭如潮起潮落，永不休止，帶來了一種相應的創傷歷史循環、一種社會無知並否認的循環——一段短暫的理解，接著又是另一段無知。子彈一飛，炸彈一炸，有關恐懼對於心靈的影響的知識就能極大地增長一段時間。先前漠不關心的醫生們和其他博學的群眾們被捲入到了戰爭的影響中。新的治療技術出現了。然後槍聲一停，有關創傷的知識就與那些驚悚的暴力步調一致，社會繼續發展，只留下那些倖存者自生自滅。

打破這個循環，或者至少真正改變了其周期的轉變的，就是PTSD於1980年被引入《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儘管在這本手冊中，對於PTSD的描寫只有三頁紙、大約一千五百字的篇幅，但西方卻開始與創傷建立了一種新的關係，先前精神、倫理、藝術領域所關注的創傷得到了醫學的關注，西方醫學開始引導倖存者們進入一種現代的交易關係，即醫患關係開始期待那些倖存者像患者一樣行事：去找醫務人員、接受治療、服用藥物，然後獲得康復。

遺憾的是，性創傷的受害者卻沒有這樣的循環，這些創傷倘若可以完全在歷史中被甄別出來，它們也幾乎全部受到社會主張的規定，以至於這些創傷受害者仍舊不為人知，而這種社會主張無疑嚴重地加深了那些傷害。正如社會學家喬治·維加雷洛在2001年的主張：「從來沒有書寫過強姦的歷史。」不僅如此，正如蘇珊·布朗米勒在其研究性侵犯的著作《違背我們的意願》所指出的，對於強姦進行系統性的抹除遍佈於人類歷史。「不可強姦」並非十誡中的一條，但覬覦鄰家妻子並與之通姦卻受到禁止。正如她所指出的，這個盲點一直持續到現代：弗洛伊德、榮格、阿德勒、馬克思甚至卡倫·霍尼都只是在他們的著作中對強姦進行了粗略的討論。

這種知識缺乏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女性遠比男性更可能成為強姦受害者（91%的強姦受害者是女性），而在歷史學家的關注中，女性的掙扎卻沒有士兵（主要是男性）的掙扎有價值。當然，20世紀70年代的女權主義運動的一個主要目標就在於讓社會認識到，強姦比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所教導的更加普遍。總體而言，這種創傷的性別化持續到了今天。儘管強姦是最普遍、最具傷害性的一種創傷形式，大量的PTSD研究都直接轉向了戰爭創傷和老兵。

我們所了解的PTSD大多來自於研究人員：PTSD研究當中最大的機構就是美國退伍軍人事業部，這是一個旨在服務於佔優勢的男性群體的政府機構。甚至是創傷研究的初學者都會在本書中發現這種偏見：為了解釋創傷后應激的各個方面，我一直不得不依賴於那些帶有深深偏見的文本。只要一有可能，我就試圖給這些創傷去性別化，去講述女性老兵和強姦受害者的故事。然而由於為了使得觀點清晰，我也被迫陷入了這種令人遺憾的習慣，這種習慣已經將創傷的歷史性別化了很長時間。正是因此，我也祈求讀者的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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