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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降費率有賴於平衡機制

原標題:社保降費率有賴於平衡機制

 社會保障稅費像一根繩子牽兩頭,是涉及勞動人口稅費和老年人口養老金的代際利益關係問題。一旦出現當事人心理上和經濟上能夠承受的邊界,一方說稅費不能漲,另一方說養老金不能降,國家即進入老齡社會和銀髮經濟時代。如何處理代際利益關係將逐漸升級為經濟、社會乃至政治決策問題。正在快速老齡化,代際利益關係問題逐一暴露出來,應當引起關注,社會保障稅費是最為敏感的問題之一。

社會保障費率及國際比較

根據國務院有關規定,用人單位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五項社會保險費率分別為20%6%1%0.75%0.5%,總計為工資總額的28.5%;此外,部分地區向企業加征大病醫保費,目前全國醫保平均費率約為9.5%;個人三險費率為8%2%1%,總計為個人工資的11%;住房公積金單位和職工費率均為個人工資的5%~12%;「五險一金」加總取高限后單位費率為40.5%以上,個人費率為23%,二者加總為63.5%以上。

部分地區因人口結構相對年輕,實際費率低於這個水平,部分地區高於這個水平。一些地區採取降低繳費基數的方法逃費,社保費征繳率僅為70%左右。養老金計發基數和水平也隨之降低,由此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社會保障費率是否高?可以忽略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分別分析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住房公積金。

(一)養老金費稅率的形成及國際比較。

養老金有目標替代率(一般不低於工資的55%),在現收現付條件下,根據以支定收原則和贍養比確定費率(下稱「養老金稅費率」)。在養老保險改革之初的試行費率為18%(見表1),1986年以來,伴隨國企下崗職工提前退休和視同繳費工齡的養老金支付(轉製成本)沒有財務來源,費率不得不調至28%,且將職工個人賬戶資金用於當期支付,由此形成空賬運行產生的負債。與發達國家基金化養老積累均達到GDP75%以上的情況比較,這是典型的未備而老現象。

在剛進深度老齡社會的美國(31),老遺殘保障金稅率(工薪稅)為工資的12.4%,單位和個人分別為6.2%;在剛進超級老齡社會的德國(21),養老保險費率為19%左右,單位和個人分別為9.5%2002年德國《法定養老保險持續發展法》規定,費率不得超過工資的20%。至今,歐美髮達國家基本沒有突破這個封頂線。顯然,養老保險費率已突破超級老齡社會的封頂線,違背了代際平衡的銀色經濟規律。

目前,職工養老保險贍養比約為31,如果中央統籌基礎養老金支付水平為個人繳費工資的40%左右,單位費率10%、職工費率4%即可;伴隨延遲領取養老金政策的逐漸實施,這個費率可以持續到2030年左右。此外,為提高養老金的充足性,應積極發展職業年金和個人養老金,單位費率4%和職工費率4%稅前列支並計入參保人個人賬戶,加入投資收益,在繳費年限等同領取年限的條件下,總和養老金替代率可達到繳費工資的50%;單位和職工還可自願增加繳費,如果在工資總額10%以內部分均可在稅前列支,在增加繳費年限和投資收益率的基礎上,最終總和養老金替代率可以達到繳費工資的60%~70%甚至更高。

伴隨人均壽命延長和養老成本上升,一個實實在在的養老金個人賬戶,可以約束企業參保並為職工繳費,激勵勞動人口就業、參保和繳費,乃至延遲退休;大大減少養老金制度改革的社會成本;否則,「青年逃保逃費、中年抱病早退」的現象難以避免,養老金制度會因失去社會基礎而難以為繼。

(二)醫療保險費率形成及國際比較。

醫療保險基金應當分擔參保人年度醫療費用的75%左右,再按照以收定支原則制定費率。

在剛進入深度老齡社會的美國(31),老遺殘醫療保險費率為工資的6.4%,單位和個人分別為3.2%;在剛進入超級老齡社會的德國(21),醫療保險費率為15%左右,單位和個人分別為7.5%。可見,醫保總費率8%並不高,伴隨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還有增加空間。

目前,企業繳費約2%和個人繳費2%計入參保職工個人賬戶,有些地區按參保人年齡增加划入個人賬戶資金,8%費率的50%被計入缺乏互濟性的個人賬戶,醫保統籌基金依賴4%費率而建立和運行。有些地方還允許用個人賬戶資金購買保健卡等與基本醫療保險目標無關的東西。如果用權益置換方式,提高基層醫療和醫養中的付費水平,將個人賬戶資金置換進入統籌基金,在有效控制醫療費用增長速度的條件下,這個費率可維持到2030年左右。

(三)住房公積金費率形成及國際比較。

首住房保障政策的定價要素包括「住房面積、人口、購房年限、每月供款和貼現率」。

在發達國家,首住房、養老機構和匹配的地產屬於社會資產,在法制範圍之內,與商用地產有區別。除廉租房外,各國保障居民首住房的政策不同。新加坡用限價和封閉市場交易的方式控制政府組屋的價格,確保雙方在5000新元(編者註:1新元約合4.6元人民幣)以下年收入的青年夫婦可以買得起住房。有些國家的公共部門對公務人員提供低租公寓。有些國家整體控制商品房價格,抑制個人投機購房。

綜上所述,住房公積金政策獨具特色且不完善,不宜進行國際比較。一是住房公積金的政策目標不明確,是永久性住房福利補貼,還是購買租蓋首住房的融資支持?因此,一些有住房甚至幾套房產的人仍享有單位住房公積金配款。二是住房公積金的金額與房價不掛鉤,卻與工資基數掛鉤,因此,對年輕人支持力度不高,而年長和高級別的人通常早有住房,卻享有更多的單位公積金配款。

如果將其定位於首住房的融資支持,一旦全資擁有達標首住房,單位和個人均停止繳納住房公積金,可以減少單位成本、增加個人當期可支配收入。並可增加大齡有房就業人員的就業機會。

綜上所述,在科學規劃未來、用國企紅利償還舊債、提高制度合理性的基礎上,養老保險降費空間為6%~8%,醫療保險費率回歸8%,有住房公積金的單位可減少費率12%

釐定社會保障稅費率依賴綜合治理的平衡機制

我們曾經運用聚類(clustering)分析方法篩選出19OECD國家共計133個觀測值,運用世界銀行資料庫、OECD資料庫及各國相關政策進行案例分析,發現建立社會保障稅費治理機制至少有如下六個基本變數:一是鼓勵生育,保持總和生育率達到1.8以上;二是適度放開移民政策,增加勞動人口(例如法國在1990~2006年間移民人口增加125萬,對總人口增加的貢獻率近30%);三是提升國民勞動年齡從60歲至69歲,保持勞動人口就業參與率達70%;四是發展現代服務業和靈活就業,增加大齡人口就業崗位;五是適度降低法定養老金替代率,通過職業年金和個人養老金提高養老金的充足性,這被歐盟稱為「養老金快車道」;六是按照人口老齡化時間表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建立早減晚增的養老金領取機制,在鼓勵就業的基礎上增加福祉。

就目前情況而言,放開二孩政策具有緩解作用,但不可能大量引進移民,因此變數3~6強調激勵就業和優化社會保障制度,是的當務之急。

(一)養老金改革原則與趨勢。

福利經濟學大師貝弗利奇強調,民主不直接帶來福利,政府只能給麵包,黃油要自己買。

讀《OECD養老金報告(2013)》,37個成員國2009~2013年間養老金改革的要點為:(1)法定養老金與國民自儲養老金計劃相結合;(2)法定養老金待遇水平適當,替代率普遍下降;(3)根據養老金稅費徵收能力做出可持續的養老金支付承諾;(4)鼓勵國民為健康長壽而努力工作和更多地積累養老資產;(5)最大限度降低養老金計劃的管理和運行成本;(6)養老資產結構要合理,來自公共養老金、勞動收入和家庭財產性收入及資本利得。最終,所有改革和努力都要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

而德魯克的《養老金革命》,又為美國帶來了什麼?1935年《社會保障法》用工薪稅建立了老遺殘持續收入計劃,待遇水平為工薪的20%~40%,實現了社會穩定;1974年頒布實施《僱員退休收入保障法》和1980年國內稅制改革的401k)計劃,將職業養老金納入法制軌道,培育了受託人制度和機構投資者,增加養老金替代率30%~40%,激發了就業積極性。同時,機構投資者帶著美國職工的養老金在等新興經濟體國家投資和獲取收益,使其養老基金資產佔全球總量的50%以上,達到本國GDP120%以上,老齡人口資產結構中有1/3是資本利得,這是國家進入老齡社會的軟實力。

(二)醫療保險改革原則和趨勢。

從德國版DRG-pps看其醫療保險改革:醫療保險費率15%也是封頂線,面對捉襟見肘的醫保基金,德國醫保不得不推行DRG-pps,即按照病種分型制定權重值和績效點值的預付制。這促使德國在衛生部門和醫保部門之間建立了獨立的DRG - pps管理機構,在尊重醫生處方權和勞動價值的基礎上,一面按照臨床路徑制定規範和評價醫療行為的標準(病種權重),一面根據醫療行為評價結果制定醫保支付政策(績效點值)。其結果是,醫療行為規範了,醫患保多方受益,醫保基金找到了調整利益與平衡基金的支點。

所以筆者認為,應降費率、建機制,讓社保駛入持續發展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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