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文藝老青年的「黑暗喜劇」

「我是止庵，我是一個讀書人，也寫一點東西。」止庵的自我介紹簡單明了，正如他寫東西時一貫強調的剋制。

止庵的一點東西包括《樗下讀庄》《神拳考》《六丑筆記》《風月好談》……此外，他還編校了《周作人譯文全集》《張愛玲全集》等。

因此，止庵被人熟知的身份是書評人、編輯人，還有周作人、張愛玲的研究者，但是鮮有人知道，他還是一個寫小說的人，只不過這是在30年前，當年他的筆名還叫「方晴」。當時不足30歲的止庵置身於1980年代，如同大多數身處其中的青年一樣，是個壓抑、鬱悶的文學青年。

30年後，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喜劇作家》集結了止庵寫於1985年至1987年間的5部短篇小說，重溫了1980年代青年人的選擇與迷惘、幻想與失去。

在北京言幾又書店「一生做一次文藝青年」的讀者見面會上，止庵對著編劇史航和作家張悅然說，「那是寫於比你們都還年輕的時候」。

正如豆瓣里關於《喜劇作家》的一句評論，非常非常年輕的止庵，倒也不壞。這便是他的底線，「不能說『長面兒』，但至少這書不能丟分」。

對自己，止庵更是一個嚴苛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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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人眼中「可以一讀的作品」

止庵的書房。資料圖

關於止庵的採訪，如果是在他的家中進行，無人會錯過他的書房。四壁滿置的定製書櫃直通天花板，據說他的藏書有兩萬多冊，書籍按照國別、種類、年代、作者等分類擺放的整整齊齊，像個小小的圖書館。但總是熱情的止庵對待「止庵老師，我回頭上你家借書」這樣的問題，會婉轉地回答，「你看什麼書，我買來送給你」。這便是拒絕了。雖然止庵常常送書，但是家中的書卻不外借。止庵的藏書，即使翻閱過多次，也不會有摺痕破損，書有一點點印痕折角，他就難受。

關於止庵愛書的故事有很多，但就是這樣的止庵，卻燒毀了自己20歲以前寫的幾十萬字的小說。

止庵的父親沙鷗是一位詩人，閑來無事也會給孩子們講講寫作，主要是講如何寫小說，也曾講到寫散文。也許是在這樣的潛移默化之下，1973年，14歲的止庵在還是個中學生的時候就開始寫小說，以校園生活為題材，整整寫了一年，30萬字，用了父親從黑龍江帶回來的1000頁的稿紙，取名「陽光下」。

許多人說止庵對於書近乎潔癖般的愛護是因為做過醫生的緣故，但是這習慣其實可以追溯到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止庵說，正是從那時起，他養成了個「壞習慣」，一張稿紙不能有任何塗改，只要有一個字寫錯了，就必須團掉重寫，所以那時家裡常常是滿地廢紙。

但是大約在1985年，他重讀這部耗時耗力完成的小說時，卻感覺是糟蹋了好端端的少年時光，內容胡編亂造，連遣詞造句也拙劣，乾脆就燒了。在那之後，他又寫過一部長篇小說，關於北京一條衚衕里幾家人的生活，如今稿子也不在了，大概也被毀掉了。這段寫小說的經歷從14歲持續到19歲上大學，因功課繁忙他也就放下了。

他稱這是一段很艱難的語言訓練，假如說有點用處，就在於此。

朋友指責其毀掉當時80萬字的作品是犯罪，止庵卻不以為意，承認自己是「悔其少作」的，「我自己的東西，願意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怎麼能是犯罪呢，當時的想法是毀之唯恐不及，不好的東西留著幹什麼，對於毀了的這些東西，我想得開」。對於這一段過往，止庵說的輕描淡寫，不僅不惋惜，反倒有種「幸未謬種流傳」的竊喜。

止庵的做法如同他喜愛的現代主義文學大師弗蘭茨·卡夫卡一樣，卡夫卡也曾在遺囑中要求朋友將他的所有稿件，包括日記、手稿、來往信件、各種草稿等，毫無保留地、讀也不必讀，全部予以焚毀。好在卡夫卡的朋友沒有那麼做，而止庵也有所保留。

這次《喜劇作家》收錄的作品則寫於他燒毀之前手稿的1985年之後，當時整個社會的寫作氛圍特別兩極，有積極向上的作品，也有《喜劇作家》這樣消極的，但這只是表面，最終表現的都是大家在一個新的時代，對自我、對社會的關心，止庵認為，此為他們那一代寫作的共同內核。

也許是得益於當時的他在寫作上已經更加成熟，也或者是因為存留在朋友的地下室，這些小說才「幸免於難」。這算是這個讀書人以讀者的眼光選出的，「可以一讀的作品」。

從「方晴」到「止庵」

1980年代的止庵。資料圖

止庵在《喜劇作家》的後記寫到，當年寫的東西，停筆之後20年再也沒有看過。還是2008年，他的母親在替他編「三十年集」系列叢書《河東輯》時提起，「你不是寫過不少小說嗎？」他這才從寄放在人家地下室的若干紙箱中找出來，不論是當年發表的刊物，還是手稿，紙張都已經泛黃了。

曾經「悔其少作」，而燒毀了20歲之前的作品。但還有一句老話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這也就是止庵將自己過去寫的小說重新編選出版的緣由。他在後記中說：「其實我出別的書，又何嘗不是如此。即使是正在寫的，未必沒有一個『非』字在未來等著。」

止庵找出來的小說其實有十多篇，有發表過的，也有未曾面世的，但是最後止庵只選擇了《姐兒倆》《走向》《墨西哥城之夜》《喜劇作家》《世上的鹽》5篇。至於選擇標準，止庵說，「我是讀書人，用的是比普通讀者更苛刻的標準」。

止庵如此介紹這5篇倖存的小說：《姐兒倆》，講的是妹妹如何想方設法嫁給老外以離開生養自己的城市，那是1980年代出國潮的一個縮影；《墨西哥城之夜》講的是男人和女人離異后不得不還在一個屋檐下生活的尷尬；「貌似要活色生香的開始，但是卻不咸不淡地無疾而終」，這是《世上的鹽》中所描述的與今天迥然不同的「艷遇」風格；而在《走向》中，「我想表達的是，我們可以忠於內心的選擇，離開瀕臨死亡的婚姻，但即使我們無法達到本初、純凈、原始的覺悟的彼岸，也請在人性的表達上訴說一些飽含良知的詞句」。

「總的來說，這些故事和今天的一些情形多少還是有勾連的。」止庵認為，他所保留的內容是離1980年代有些疏離、離現在更近的作品。還是那句話，得是一個現在還能讀的書，「我必須要對自己的書有一個判斷，人不能自愛到這種程度，隨便什麼都要出，什麼都好。死掉了就不要了，你要知道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水準」。

雖然身邊1991年出生的年輕人還能跟他「沒大沒小」地開著玩笑，逼他承認東野圭吾的小說《白夜行》是純文學，但是1959年出生的止庵依然不斷擺出自己的年齡，「到了一定的年紀，就不能做給自己減分的事情了，對於那些過時的，我沒有任何愛惜」。

只不過30年前這些作品發表過了，默默無聞，如今有這麼一個機會，作為一個「文藝老青年」，止庵還是不死心地想要看看，30年後行不行。早早就把言幾又書店擠滿的讀者大概能為「行還是不行」做了一個註腳。

《姐兒倆》放在《喜劇作家》的第一篇，卻是止庵當時寫的最後一篇小說，1987年9月15日完成，10月15日完成修改。那年發表時，編輯刪除了最後一段，直到如今仍讓他耿耿於懷。這次出版，除了一些標點和規範用詞，內容一字未改。「我不知道怎麼改，當時為什麼這麼寫我已經不知道了，我怕改錯了」，止庵一臉真誠，語氣親切，很難跟張悅然口中，「他是我認識的價值觀最黑暗的人」聯繫在一起。

在讀者見面會上，止庵和張悅然用對《孔乙己》《色戒》的解讀闡釋他們對文學黑暗力量的推崇。這也許就是止庵研究魯迅、張愛玲的原因。史航和張悅然在來參加活動的路上設想，如果兩個人都不來了，止庵也會毫不在意地開始活動，對於最壞的情況，他都已經考慮過，張悅然如此形容止庵的黑暗價值觀：「世界就是要你難看，要你尷尬，你不要抱期望，不然你活該失望、受傷。」

但是30年前，止庵說自己還是一個文學青年的時候，人很急躁、太入世、太「住相」。當時他的筆名還叫「方晴」，是父親給起的，多少帶有希望當時的環境越來越好的期盼。

後來讀了莊子，有了止庵的筆名，《莊子·德充符》中有雲「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惟止能止眾止」，止庵之名便源於此。「『止』是時時告誡自己要清醒，不囂張，悠著點；『庵』是我想象中讀書的所在之處——荒涼里那麼一個小草棚子而已。」

採訪是在止庵回程的車上完成的，正說著他在1980年代的壓抑、絕望，一輪夕陽染紅的晚霞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快看夕陽多美」，他確認車上的每個人都看到了，說了兩遍。

止庵的矛盾，如同「方晴」和「止庵」兩個筆名。張悅然說他認識的止庵一個在雲端，看著下面的人有多麼的可笑，而其中最可笑的是另一個任勞任怨苦幹的自己，害怕浪費每一天的自己。

做一個無用的人

1980年代，一個正從荒誕中突圍的時代、一個「用一台海鷗DF-1就可以撂倒一個姑娘的時代」、一個談論尼采、昆德拉甚至托洛斯基、索爾仁尼琴都稀鬆平常的時代；苦悶、沉默、死亡、自由等詩性命題充滿著年輕人的生活，但面對正在生長的水泥森林，他們也肆無忌憚、漫談理想，鮮活又沉悶，是孤獨的江湖遊俠。那或許是一個被過度美化的烏托邦，但它承載著許多曾有的輝煌。

「就是那種很多事情都不明晰，所以好像有很多可能，但是其實又沒有什麼機會的時間。」止庵說。而日新月異的當下，卻被止庵形容為大家都只有一種可能性，「這種同質化是從九十年代以後開始，都往同一個道走，要找工作就都要找工作，要跳槽就都跳槽，要買房就都買房，要是創業就差不多都在創業」。

史航調侃，願意跟止庵交朋友，就是因為他是微信朋友圈中唯一一個不談創業的人。

對於1980年代，止庵並不認為如同人們描述的那麼好，在他看來甚至是黑白色的。但是他也無法否認，至少那個時代的文學比現在重要的多，那個年代好多人都寫作，那個時代的表達不在乎結果，也更純粹。止庵說，八十年代是個介乎於兩個完全不同時代的過渡時期，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同時也清楚地知道他尋找不到，所以「回顧八十年代不是因為它有多值得懷念，而是它的生存狀態與我們今天的差異值得我們反思，這部小說也是根植於這些差異的故事」。

《喜劇作家》的封面設計艾藤在看到這部小說時，感嘆：「5篇小說中的男主角就好像一個人——孤獨的、壓抑的、脆弱的、有心可猜卻也白猜的痛苦，他們可以放進這本小說集的任何一篇，有時我又會把這些男主幻化成那個時代的止庵老師。」對於這種說法止庵是認同的，他給小說挑了幾個關鍵詞，絕望、掙扎、徒勞、無意義，大概就是二十幾歲的止庵。

那時候他已經離開了醫院，做了一家報社的編輯。至於為什麼學醫，那是詩人父親的建議。「當時『文革』剛剛結束，他們在『文革』期間受的苦太大了，讓我不要學文科，因為文科很容易讓人落『空』，而讓我學門手藝。他們覺得文科不是本事，而是愛好。」止庵說。

這些小說正是止庵在報社工作時寫的，隨著他進入外企，小說和詩歌的寫作也就停止了。當然讀書並未終止，以至於在十年後，他回家做了一個專門讀書的人。「如果讀書也算是一件事的話。」止庵輕輕地補充一句。

止庵的理想就是做一個沒有用人，如同故意在《姐兒倆》中設置的「我」，既不推進故事，也不解決問題，「人人都想為社會做貢獻，都想做成點什麼，到我這兒就平衡一下，反其道而行，反正也不缺我這一份」。

當然止庵不寫小說並不是因為要去掙錢了，而是傷了心。「雖然都發表在省一級的文學刊物上，卻沒有引起很大反響，我非常用心寫的小說，編輯不理解我，那麼讀者就不能理解我，這對一個年輕人來說，多少是一種打擊。」

「我給你講個例子啊。」止庵常常說這句話，他的腦子裡彷彿存著講不完的故事，「加繆的《鼠疫》中有一個人，終其一生都在改一個故事的開頭，他幻想著當編輯看到開頭的時候，會對身邊的人說：脫帽致敬，先生們。我當時想的是，別說脫帽致敬，最起碼會有人來跟我握手。但當年真的沒有。」

30年前他期望的反應，如今終於收到了，即使眼睛不太好了，耳朵也不太好了，也已經不再寫小說，但止庵表示還是很幸福的。

告別讀者、朋友、記者，他又會回到他的書房，如今他也不再糾結於讀書，而學會旅行，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