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賞析】 謝志剛：維也納革命的先聲——卡爾·門格爾與《經濟學方法論探究》

謝志剛（1975—），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當代特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智庫學術專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經濟思想史、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等。主要代表作：《貨幣與經濟周期——后凱恩斯主義與奧地利學派比較》《資本主義多樣性與制度動態演化》《奧地利學派的制度分析方法》《「共享經濟」的知識經濟學分析》等。

一、門格爾與經濟學革命

十九世紀的維也納正醞釀著革命。得益於哈布斯堡王朝在奧匈帝國施行經濟和政治自由的憲政改革，帝國首都維也納產生和吸引了世界上最有創造力的音樂家、科學家、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此時徜徉在美麗的多瑙河畔的，除了莫扎特、斯特勞斯父子這樣的音樂巨匠之外，還有如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心理學家佛洛依德、物理學家恩斯特·馬赫等多位思想大師。正是他們拉開了一系列現代思想革命的大幕。對於「自身走向末路」的古典經濟學而言，在維也納，奧地利學派的創始人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1840 - 1921）以其理論和方法論領導了經濟學的一場革命。

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1871）一書徹底改造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然而這一點在當時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在當時的德語經濟學界只得到了歷史學派羅雪爾、施莫勒等人零星的批評。「在這種情況下，澄清方法論問題就成為任何進步的前提條件」（第6頁），於是，門格爾寫出《社會科學方法研究》（1883）一書，挑起了經濟思想史上著名的「方法論大論戰」。雖然熊彼特將這場論戰評價為「一段浪費精力的歷史」，但正是這場衝突使得「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德國歷史學派」這樣的概念進入到人們的社會意識之中；更重要的是，通過方法論的辨析，更能理解這場由卡爾·門格爾發動的經濟學革命的影響絕不限於「邊際主義革命」的歷史意義。來自維也納的革命先聲依然迴響在當代經濟學諸多領域，它提醒革命尚未完成，也昭示著新的突破。

卡爾·門格爾1840年出生於奧地利的新桑地克（Neu-Sandez，後來劃歸波蘭）。他的父親是一名律師，門格爾繼承父親的衣缽，先是在維也納大學，後轉學到布拉格大學研修法律和政治科學，1867年獲得克拉科夫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在上學期間，門格爾撰寫了大量的小說，並在當地報紙上寫作連載戲劇。畢業以後，門格爾相繼在《維也納日報》、奧地利內閣新聞局任職，負責報道經濟和股票市場的新聞稿件。正是作為一名經濟記者的門格爾開始認識到主觀需求在決定價格時的重要作用，並著手改造經濟理論。青年門格爾為他突破性的發現而興奮，以「病態的亢奮」狀態開始寫作他的革命性著作。1871年出版的《國民經濟學原理》讓門格爾獲得了在大學任教的資格，然而，資格並不意味著獲得教職。就在這一年，維也納大學的阿爾伯特·沙夫勒卸職去擔任奧地利內閣的商務大臣。門格爾於1873年被任命接替沙夫勒擔任教職。

作為維也納大學中的「特別教授」（大體上相當於副教授），門格爾能夠簡明清楚地解釋經濟學，教學上的成功使得門格爾於1876年被任命為奧地利未來王位繼承人魯道夫大公的私人教師。這極大地提高了門格爾的影響和聲望，於1879年獲得了維也納大學法律和政治經濟學教授職位，甚至被人們普遍認為有可能成為未來帝國首相。然而，門格爾的光明前景由於1889年魯道夫大公的意外自殺身亡而蒙上了陰影，他失去擔任內閣領導的可能性。不過，門格爾的教授職位待遇頗豐，到他退休之時的年收入接近4000美元，折算到現代幾乎是50萬美元之巨。

1903年從維也納大學退休之後，門格爾被授予奧地利國會上議院終生議員的榮譽。他變得消極遁世，主要興趣用於釣魚和收藏書籍，較高的收入使得門格爾擁有超過兩萬卷的藏書（現在連同亞當·斯密的藏書一起存於日本東京的一橋大學）。然而，門格爾的長期專業目標——徹底地系統地修訂他的《國民經濟學原理》——則一直沒能夠完成。這一方面可能歸咎於門格爾的各種興趣和閱讀範圍繼續膨脹，他研究哲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以及其他學科；此外，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門格爾對連篇累牘而支離破碎的修訂不滿意，第二版的出版一拖再拖。《國民經濟學原理》直到1950年才以英文出版。哈耶克總結到，「很難再找到這樣的例子，一部像《國民經濟學原理》這樣產生持續而長久的影響著作，因為一些純粹偶然的意外條件，僅有如此有限的發行量」。幸運的是，他寫了大量關於經濟學和方法論的文章並吸引了一群忠實的追隨者。追隨者們的原理性著作，如維塞爾的《自然價值》和龐巴維克的《資本實證理論》十九世紀末被譯為英文，這極大促進了門格爾理論的傳播。如果沒有這些熱心而天才的追隨者們的話，恐怕門格爾直到今天也不會為人所知，所謂「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也無從談起了。

門格爾的《原理》一書探討了財貨的一般理論、經濟與經濟財貨、價值理論、交換理論、價格理論、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商品理論、貨幣理論。對於當時的古典經濟學而言，《國民經濟學原理》的最具革命性的觀點，正是由門格爾對於實際市場經濟觀察而獲得啟發建立的主觀價值論——邊際效用價值論。門格爾認為，價值起源於效用。這種效用不是財貨本身的客觀屬性，而是財貨滿足人的慾望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大小取決於人的主觀感覺。門格爾以香煙為例，解釋了他的新價值理論。價格是由最終消費者的主觀判斷所決定的，而不像古典經濟學家如李嘉圖那樣由勞動單位等「不變的價值決定因素」所確定。門格爾指出，如果人們停止吸煙，那麼，無論在香煙生產中投入多少勞動，香煙的價格都會降為零。在這樣的例子之中，門格爾還闡釋了邊際效用原理和機會成本原理。價值量取決於邊際效用，即增加一單位財貨消費所增加的效用。邊際效用是遞減的。最後一單位財貨的邊際效用決定價值。這種邊際效用原理可以解答古典政治經濟學無法回答的「鑽石與水」的悖論。同時，門格爾還認為所有商品都經歷一個耗時的生產過程，這種獨特的觀察視角也是現代奧地利學派對於生產過程與經濟周期理解的重要理論來源。

新古典經濟學成為主流經濟學之後，瓦爾拉斯、傑文斯和門格爾被並稱為促成該學派「邊際革命」的三大獨立發動者。然而，將門格爾的理論僅僅視為該 「邊際革命」的分支之一，無疑忽視了門格爾更為廣闊而深遠的洞見。

門格爾的《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中譯本為《經濟學方法論探究》，與《國民經濟學原理》相比較，保持了理論一致性，同時著重於基礎方法的探討，具有特別的意義。正是在方法論大論戰之中，門格爾及其在維也納的追隨者們被德國教授們帶些輕蔑意味地貼上了「奧地利學派」的標籤；也正是從這場論爭，他們發現了自己獨特的「奧地利」立場。如果說門格爾的《原理》一書以其主觀主義邊際效用理論，形成了對陷入勞動價值、使用價值等模糊不清概念的英法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突破，那麼，他的《方法論》一書則對當時德語世界中佔主導地位、否定理論價值的德國歷史學派構成了巨大衝擊，並且促成了經濟學「奧地利學派」的誕生。此外重要的是，《方法論》一書之中強調的社會制度演化思想隱含著對新古典均衡分析方法的重要批判，而這一點以現代的觀點來看是尤為有價值的並有待重新發掘的理論寶藏。

二、方法論之爭：「事實」本身是否會自動道出真理？

在門格爾的時代，德語世界的經濟學由德國歷史學派佔據強勢地位，他們的基本研究理念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沒有理論的歷史」，否定對經濟社會進行抽象的、一般性的邏輯演繹，而認為研究的任務僅僅在於積累歷史經驗和數據，甚至認為規律自己就會從歷史數據之中浮現出來。門格爾則堅決捍衛由亞當·斯密所開創的一般性經濟理論研究傳統，認為在經濟研究之中，經驗積累的歷史方法和邏輯演繹的理論方法都是不可或缺的，「歷史與理論」兩者並不矛盾。

十九世紀初期德國在經濟發展和經濟理論研究上與英法等國相比有較大差距。當時，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已把分工和自由競爭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作為研究對象，而此時的德國，重商主義仍佔主導地位。德意志正處於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時期，大量的官僚機構統治著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在德國流行的是公共管理科學而不是英、法注重的古典經濟理論。強調各個地方、各個國家的歷史和社會的個別性和特殊性的歷史主義社會觀，成為德國「歷史學派」的思想基礎。從十九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歷史學派在德國的長期佔據重要地位，著名國民經濟學家李斯特（Friderich List）被視為歷史學派的先驅；而羅雪爾（Wihelm Roscher）、希爾德布蘭德（Bruno Hildebrand）和克尼斯（Karl Knies）等人所創立的學術傳統則被歸於歷史學派。歷史學派不喜歡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的自由放任觀點和演繹的研究方法。在德國歷史學派看來，並不存在脫離政府、習俗和法律體系的科學的經濟「規律」。只有通過對歷史事實的收集和歸納研究，學者們才能得到經濟問題和政策的結論。德國歷史學派新的代表人物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甚至公開宣稱「抽象」的古典學派已經不適合在德國的大學講授了。

衝突最終並沒有在英德學者之間發生，卻爆發在德國與奧地利這兩個關係非常密切的國家之間。這兩個國家在語言文字、學術研究及藝術潮流等方面幾乎是一體的。事實上，門格爾在大學里學習的是德國學者教授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之爭的發生有著重要的文化和社會背景。1866年普奧戰爭造成了實質性的文化和社會的分裂和衝突。德意志作為新興民族國家傾向於國家權威，而天主教傳統和多民族的奧地利人則有著更多的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立場。由此不難理解門格爾更容易接受來自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傳統。

由於德語世界之中德國歷史學派的強勢，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原理》得不到足夠的反響，因此,他不得不發表了《方法論》一書，針對歷史學派展開批判，並把經濟學中假設演繹這種「不言而喻」的基本方法進行更深入的闡述。施穆勒以書評的形式對門格爾的批判做出回應，認為門格爾仍然在延續古典學派的錯誤，「不過是把已經嘮叨了不知多少次的陳舊教條主義抽象理論再嘮叨一次」。門格爾次年（1984）做出了更激烈的反映，以《德國國民經濟學的歷史主義謬誤》的小冊，不僅重複批判的內容，更對施穆勒進行人身攻擊：「現在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方法論專家施穆勒在將來還會像獅子那樣，闊步於希布雷河畔，抖動鬃毛，伸出前爪可是他在認識論方面只會打瞌睡。只要不小孩或傻瓜，將來不會有人認真對待他那獃頭獃腦的方法論的容貌」。

門格爾的《方法論》一書毫無疑問地在基礎方法上繼承了斯密傳統。由於牛頓力學的巨大影響，斯密的經濟學基本方法是，設想從一些最簡單的假設前提出發，從複雜的經濟現象中抽象出關鍵的因素，簡化成最簡單的組成部分，從而演繹推導出複雜經濟現象的邏輯過程，進而對這些現象進行分析，提出對各國有益的、具有普適性的經濟原理。斯密的這種抽象演繹的傾向得到了他的追隨者如大衛·李嘉圖對抽象演繹法的推崇和發展。李嘉圖認為，經濟學運用假設演繹法是一種不言自明的方法，在論述問題時應該從假設前提出發，根據一定的原則，抽象出經濟現象的幾個因素，通過它們之間的變化對應關係，找出其中的因果關係和一般性的規律。與傳統的德國歷史學派相比，門格爾顯然較為接受這種分析方法。

門格爾將經濟領域分為三大類科學：首先是有關經濟的歷史性科學和統計學，任務是「探究和描述經濟現象的個別性質和個別聯繫」；第二類是理論性經濟學，其任務是探究和描述經濟現象的一般性質和一般聯繫，也就是研究經濟規律；最後是國民經濟的實用性科學，任務是探究和描述在國民經濟領域中據以採取恰當行動的基本原則，如經濟政策和財政科學（第18至20頁）。門格爾的辯護對象是第二類理論經濟學，為此，他指出現象世界存在「具體的現象」，也存在不斷重複的「經驗形態」或類型、典型關係；而對應地區分了理論研究的兩種「取向」，即「現實主義—經驗主義的取向」和「精確性取向」。第一種取向採用可以在現實世界中找到的「現實主義類型」和「經驗法則」；第二種取向採用「精確的類型」和「精確的自然法則」，後者包含著因果必然性（第49頁）。

門格爾否定了在自然現象之中才能找到精確法則和精確類型的觀點。他認為，精確法則和精確類型與現實主義取向一樣適用於社會現象，而歷史學派的錯誤在於試圖用現象世界中的現象來檢驗精確理論。「對於具體現象的理解，應當嚴格地與關於這種理解的科學基礎，也即與有關該現象的理論和歷史區分開來，關於具體經濟現象的理論性理解，尤其要與經濟理論區分來開。旨在論證和呈現經濟理論的科學活動，當然不應混同於旨在根據該理論理解具體現象的活動。……藉助該理論來理解具體的經濟現象，將理論經濟學作為進行理解的工具予以應用，利用經濟學理論來研究經濟史——這些都是歷史學家的課題。」他形象地指出，「用包含著全部現實的經驗去檢驗純經濟理論，就像數學家通過測量實物以糾正幾何原理一樣，他沒有考慮到前者與純幾何學所假設的量不是一回事」（第52頁）。

門格爾反對片面強調用歷史觀點取代對經濟理論的全部抽象研究，認為兩者有著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根本不應混為一談，而「理論和歷史學是不可分割的學科」（第58頁）。他反覆論證道：「（兩種取向）每一種都是正當的……每一種都會以自己的方式對我們的理解做出貢獻」，「單純一種研究取向不可能涵蓋所有的研究課題。相反，要提高對於現實世界及其發展過程的認識，增進我們的理論和實用知識，就必須不斷地發現獲取知識的新的取向。只有在所有正當的理論研究取向得到令人滿意的發展，並將其研究成果組織為一個理論綱要或者一個理論體系時，理論才算達到完善狀態。」也就是說，「只有綜合整個精確的社會科學，才能向我們展現對於社會現象或它們的某一部分的精確理解，揭示其完整的經驗實在。」因此，「一切方法論的基本原則是：任何一門單獨的精確科學，只能向我們提供有關現實世界之某一個別方面的理論性理解」（第61頁）。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新古典大師弗里德曼對於歷史和理論的方法論觀點有簡明的總結，他認為經濟學家的基本方法實際上有三種類型，如下圖1所示。

圖1 三種方法論觀點

「沒有歷史的理論」只是純粹抽象的理論推演，以大衛·李嘉圖和保羅·薩繆爾森等經濟學家為代表，他們的理論體系都是從幾個基本的假設前提演繹出複雜而龐大的邏輯結構。這種研究方法被張五常等人稱為「套套邏輯」（tautology，同義反覆）。另一方面，「沒有理論的歷史」片面強調經驗的累積，以德國歷史學派施莫勒、羅雪爾，以及美國制度學派的米歇爾等人為代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以其方法論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為基礎構建理論大廈，他們往往被視為「沒有歷史的理論」方法的支持者，它的某些代表人物如米塞斯以「極端先驗論者」而著稱。

然而，從門格爾的方法論著述之中可以看到，門格爾反對純歷史的方法，而並不意味著他僅僅贊同純理論方法。事實上，注重歷史和過程分析也是奧地利學派的重要傳統。奧地利學派的經濟研究是包涵歷史的理論，其個人主義方法論也絕非「原子論」的脫離現實的假設，而恰恰是蘊含豐富現實複雜性的個人主義。

三、自利的教條：什麼是個人主義方法

在對德國歷史學派的批判之中，門格爾還深入地剖析了歷史學派對於一般經濟理論的錯誤認識邏輯，同時對自己的方法論個人主義進行了深入闡述。

在門格爾看來，歷史學派以及其他一些反對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一般理論的論者的錯誤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之中的「自利」理念的膚淺理解，用門格爾的話來說就是「自利的教條」（第65頁）。這種「自利的教條」，簡單地說就是認為「人們在其現實的經濟活動之中，只受其經濟利益的指引」（第66頁）。這是一種常見的，很容易犯下的錯誤看法。自斯密發表《國富論》以來，經濟人的「自利」被視為經濟學的一項基本的假設前提。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常常被視為人們的「自利」動機的產物，在它的驅動之下，人們的行動產生了對社會整體有利的結果。德國歷史學派也正是抓住了這個經濟學家的出發點——即「自利的教條」的錯誤，從而推論認為人的經濟行為的嚴格規律性是不存在的。

門格爾指出，德國歷史學派正確地看到了，「人在其行為中，不管是在一般性行為還是在經濟性行為中，都並不只受某一種動機指引」，在自利之外，「還有公共精神，對於同胞、習俗之愛、正義感等等因素來決定人的經濟活動」（第67頁）。歷史學派的錯誤在於對經濟學的求全責備，經濟學「這種理論的任務並不是教我們全面地理解整個社會現象甚至全面地理解整個人類現象，事實上，它的任務甚至也不是全面地理解那些通常被稱之為『經濟性』的社會現象之整體」（第71頁）。門格爾認為，理論經濟學的「精確」取向只是對社會研究的多種方法中重要的一支，而非全部。「這門學科的偉大創始人」，亞當·斯密恰恰從來不認為「人性自利的教條乃是人類活動的唯一真正的動力」（第73頁）。斯密有關道德情操的理論著述表明在自利之外，公共精神也是對社會研究的一個關鍵因素。

對經濟學個人主義方法還存在著另一種批評，即「原子論」的指責（第74頁）。理論經濟學家認為，從理論上說，經濟現象最終可以還原為個人的經濟活動或其最簡單的構成因素，因而是可以解釋的。歷史法學家薩維尼指出，「並不存在完全獨立的、孤立的個人，相反，任何可以被視為獨立的人，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總是一個大的整體單位的成員。」（第75頁）標榜個人主義方法論的經濟學，確實注重考察所謂「個人經濟」的某種模式，經濟學家們常常喜愛使用《魯濱遜漂流記》中所描述的孤島生存故事來分析人的生產、消費等經濟活動。現代微觀經濟學也常對代表性消費者、廠商的行為建立模型進行分析。這反映了經濟學對於自然科學的仿效，試圖將複雜、整體性的現象「還原」為其基本元素的分析，故也被稱為「原子論」。

就「原子論」的批判，門格爾認為，歷史學派的錯誤，「其最直接的根源是混淆了歷史的視角和理論的視角，而其最終的根源則是由於沒有認識到國民經濟的真正性質，沒有認識到國民經濟與組成它的單個經濟現象的關係」（第77頁）。歷史學可以從集體的角度來描述人的現象，但這並不是唯一的考察視角。事實上，對於整體經濟現象的分析，恰恰不能完全離開對於其基本要素的考察。如門格爾所言，「國民之類的東西，並不是一個具有需求、能夠活動、可以進行經濟事務、可以消費的龐大主體」，而毋寧說它是「無數個人的經濟活動的全部成果」（第77-78頁）。

門格爾在對歷史學派的論戰之中，較多地選擇了「中庸之道」，力圖為理論經濟學掙得一席之地，這也使得他的某些觀點顯得含混。但他對於「自利的教條」、「原子論」的論述之中已經顯露出了奧地利學派思想的一些獨到閃光點。如門格爾嘲諷道，按照歷史學派的邏輯，理論經濟學的前提假設「不僅需要人是永恆自利的教條，還需要經濟事務中的人『不可能出錯』（infallibility）、『全知全能』（omniscience）這樣的教條」（第68頁）。門格爾顯然已經敏銳地覺察到現代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假設」的缺陷，只是在當時他並未能完全將自己與新古典區分開來。門格爾的這種隱含的思想被後人所繼承和發揚，成為現代奧地利學派對主流經濟學批判的重要基礎之一。而對於「原子論」的個人主義方法的論述，也在之後得到哈耶克的詳盡闡述。哈耶克在門格爾的基礎之上，對個人主義的「真與偽」做出了辨析，指出偽個人主義方法論正是以「原子論」為代表，將個人視為孤立的元素；而真箇人主義則不否認個體之間的聯繫，強調的是從個體出發的研究視角。因此，不僅使用「整體歸約」方法的現代宏觀經濟學違背了方法論個人主義傳統，忽視「異質性」、假設個人代表性完全理性均衡模型為研究對象的微觀經濟學也採用了偽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最終淪為整體主義。

四、自發制度與社會有機觀

門格爾對社會現象的有機觀也作出了獨特的區分。他指出了社會有機體的觀念並不具有普遍適應的性質，而且也並不必然與整體主義方法相聯繫。事實上，某些有機觀與原子論的個人主義精確分析方法可以相結合，用以考察人類社會制度經濟現象的動態演化的本質。由此，門格爾實際上將古典政治經濟學之中「看不見的手」的理念做出了一種更為深刻和準確的解釋。這一思想成為了日後哈耶克所提出著名的「自發擴展秩序」的直接理論來源。

門格爾猛烈地批評了歷史學派機械照搬生物學有機體的方法用於社會經濟學研究，認為社會現象和自然有機體之間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歷史學派不能用有機體不可分割這一觀點類比認為社會經濟現象是不可分割的，對它的研究只能從整體上尋找解釋其本質和起源的規律。門格爾認為，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經濟活動個體都是經濟現象的有機的組成部分，同自然界的有機體中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展示出了其功能性一樣，社會經濟現象都是每一個經濟活動個體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共同作用的結果，所以把經濟活動個體作為解釋社會現象的出發點，是既簡單又準確的一個經濟學方法。

門格爾指出，「解剖學-心理學的取向」的支持者宣稱「國家、社會和經濟等『社會有機體』」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進行研究，這實際上採用了「集體主義」而不是原子論的個人主義方法。門格爾贊同古典經濟學家的核心假設，即自利是人類行為的主導動機，認為這種理論家分離出來的生活的特定方面，是「人類生活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並足以保證能夠建立起精確的理論體系。門格爾的社會有機觀認為，某些社會結構類似於有機體的器官，這意味著它們不是有意識設計出來的，而是自發產生的。另一方面，有意識設計的社會結構更像是機械，而不是有機體，所以最好以「因果性」（第121頁）方法進行研究。因此，有機體論並不是具有普適性的方法，只能適用於某些社會結構。他指出，對於屬於理論社會科學領域的「社會現象的共存與延續的規律」，有機體論的方法幾乎不能告訴我們任何東西。

相反，在門格爾看來，原子論的經濟學方法尤其適合解釋「為什麼能夠出現這樣一些制度，他們有益於共同的福祉，對其發展至關重要，但是並不存在以創立他們作為目的的共同意志」。門格爾列舉了一些實例：「法律、語言、國家、貨幣市場」，「這些社會結構有著不同的經驗形態，並且不斷發生著變化，但他們都是社會發展的出人意料的結果」，「商品價格、利率、地租、工資以及一般社會生活和具體的經濟活動中成千上萬的其他現象，都鮮明地顯示出這種共同特點」（第135頁）。

貨幣的起源是門格爾所偏愛的分析案例，在《國民經濟學原理》之中就已經進行了詳細的闡述，而在《方法論》之中被門格爾再次用以說明社會現象的自發演化性質。門格爾指出，那些想進行交易而沒有貨幣的人，首先會想到以物易物，但是，就如一般教科書中所指出的，由於雙方需求正好對應的情況幾乎沒有，所以，很難進行實物交換。終於，有的交易者就意識到，如果他們能獲得其他人也都需要的某種物品，他們就可以完成交易。於是一個文化闡釋的過程就開始了，大家都在努力推測別人的主觀偏好。那些擁有符合別人較多主觀價值的物品的人，就能更輕鬆地完成更多交易，從而變富了。別人當然也會注意到這種情況，並效法他們，這些人也開始使用那些物品作為交換中介物，隨著中介物種類越來越少和每個人的需求越來越大，就能比較出哪種物品比較適合作為交換中介，最後，這一過程就集中到少數一兩種物品上，它是大家主觀上最想得到的，也能滿足作為貨幣所必須具備的物理上最小的要求（相對稀有、易儲存、便於攜帶、容易分割等）。到這一過程結束時，就會有一種物品保留下來成為普遍接受的交換中介，也就是貨幣。

在這個貨幣形成的過程之中，貨幣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非設計的產物。正是人們的行為，啟動了一個發現的過程，最後卻創造了某種制度，對此，沒有一個參與者是有意識地向這個方向努力，甚至根本就無人作過如此想象。如門格爾總結的：「只有當我們學會將這裡所討論的社會制度理解為非意圖的後果，理解為社會的每個成員分辨努力的預料之外的產物，我們才能真正完整地搞清楚貨幣的起源」（145頁）。

門格爾的理論改變了一般對主觀評價的觀點，主觀評價並非基於個體的主觀理解，而是以自發出現的制度為依據的，完全是社會性的。貨幣一旦形成，就像其他制度一樣，依據透過個個體主觀理解互動創造出的制度來約束我們的行為。斯密等蘇格蘭思想家大致上已經理解了這一過程，而門格爾則使之變的更加具體了。

門格爾對於這種「看不見的手」思想的深化並沒有完全排斥「立法」的作用。門格爾指出社會制度、語言、法律、道德規範等等的形成是「有機的」，也即「是在沒有明文的協定、沒有立法強制甚至在不考慮公共利益的情況下，而純粹是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作為追求這些利益的活動的產物而形成的……它們不是協定，契約，法律或個人關於公共利益的特殊考慮的產物，而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動的結果」。但是，門格爾馬上接著說，「立法強制介入這一『有機的』發育過程，從而加速或改變其結果的事情並不少見。（第147頁）」用「看不見的手」來解釋制度的形成，並不等於說，演進的結果是不能藉助立法予以改進的。門格爾特別指出，法律規則的自發形成過程有時會生成某些對於公共福利有害的規則，矯正這樣的規則就是立法機構的任務。

門格爾認為在「社會形成之初」，社會現象之非意圖的形成是制度的主要形成方式；而在社會發展過程之中，「有意識地以公共權力介入社會狀態的事情越來越多」。因此，在「有機地」形成的制度之外，也有一些制度是作為有意識的社會活動的產物而出現的。那些有機地出現的制度，也藉助於公共權力的有目的的活動而得以延續、調整，從而推進社會目標之實現。「目前的貨幣和市場制度、現行的法律、近代的國家等等，都屬於這樣一類制度的例證，這種制度的出現，乃是具有個人目的和社會目的的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換句話說，是『有機的』和『實證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 （第147頁）。門格爾甚至用了「社會目的」這樣一個概念。門格爾指出「社會」與「個人」在特定的情況下有某種替代性：「這些現象是社會共同意志所追求的產物，社會或者其統治者可以被視為一個行動主體」，也就是說，假如一個社會存在「共同的意志」，有這一條件，那麼「社會」就可以視為一個「個體」，而「立法」就是這些「共同意志」的體現。

門格爾的社會有機觀可以說是對蘇格蘭自由主義思想家「看不見的手」概念的更進一步的表述。他實際上將「看不見的手」改稱為「對社會現象的有機理解」，而後被更為現代的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哈耶克稱為「自發秩序」。然而，門格爾在這樣的思想闡述之中也表現出一些矛盾之處，如「無意識」的演化與「有目的」的立法、「共同意志的社會行動者」與「原子論」的個人主義等等理念之間事實上存在著衝突。這些問題在門格爾方法論大論戰的時代並未成為焦點，其意義更多地在現代顯現出來。門格爾終其一生未能完成對《國民經濟學原理》的系統修訂，因此這一系列的疑惑留給了哈耶克、以及現在和將來更多的研究者。

圖書信息：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鄧正來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

參考文獻：

卡爾·門格爾 《國民經濟學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馬克·史庫森，《朋友還是對手：奧地利學派與芝加哥學派之爭》，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馬克·斯考林，《現代經濟學的歷程》，長春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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