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的注視下的庄則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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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魯豫有約》節目組拍攝庄則棟時，看到他和妻子每天早晨到小佛堂雙手合十，敬佛祈福——「除了佛，他最崇拜的人就是毛澤東」。

「小祖宗」奪冠

乒乓球運動員庄則棟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是在1959年4月。容國團在第25屆世乒賽男單比賽中稱雄，成為新第一個世界冠軍。回國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在中南海接見了乒乓球隊，與他們握手。此前，庄則棟只在每年「五一」、「十一」參加天安門遊行時，接受過國家領導人的檢閱，「非常地幸福」。而此番近距離見到領袖，「心情非常激動」。

他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一定要用毛主席他老人家握過的手，去為毛主席爭光！」

兩年後，庄則棟就用刻苦訓練和十足的衝勁兒，兌現了自己的誓言。他在26屆北京世乒賽上，為男團奪冠立下大功，同時奪得男單冠軍。

手捧獎盃的庄則棟

那次比賽，周恩來、彭真、鄧小平、賀龍等都出席了開幕式。男團決賽在中日兩隊間展開，毛澤東沒有親臨現場，但看了電視直播。當大比分打到2比2平時，庄則棟出場迎戰荻村伊智朗。毛澤東對著電視機高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給我拿下來吧！」

2007年，紀念毛澤東提出「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55周年座談會上，庄則棟說：「能被毛主席叫『小祖宗』，太幸福了！」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在家鄉舉行的這屆世乒賽，是庄輝煌的起點，但他的男單冠軍卻也成為乒乓球隊日後備受詬病的「讓球」的起點。那次比賽，男單四強為選手包攬，分別是來自上海的徐寅生、李富榮、張燮林和來自北京的庄則棟。半決賽前，賀龍元帥召相關人員開會，一上來就說：「這一次男單，誰來當冠軍？」他的決定是，3位上海選手委屈一下，讓庄則棟拿冠軍，因為他代表首都，而且年輕，有日後連續奪冠的可能，而連續奪冠，對擴大影響力有益。本次及其後兩屆世乒賽，最終都是李富榮和庄則棟闖進決賽，按照領導意圖，庄則棟實現三連冠，永久擁有聖·勃萊德杯的複製品。

真刀真槍地打，庄則棟不一定會輸，他當時在隊內和國內的比賽中，成績也很優異。所以日後人們談及「讓球」，庄總是很不服氣：「世界比賽三連冠、全國比賽三連冠、隊內比賽還是三連冠，乒乓球那麼多世界冠軍，就我庄則棟一人做到了，你說我成就大不大？我在大賽里從沒輸過外國人，你說我貢獻大不大？」「20 世紀（的世界乒壇），我不是吹的，只有我一個人，只有我一個人。」

庄則棟家中懸挂著一幅照片，是1961年4月15日，世乒賽閉幕後，在人民大會堂拍攝的。國家領導人設宴祝賀乒乓球隊全體成員和大會工作人員，庄的父母也被請去，並與鄧小平、彭真、賀龍、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羅瑞卿、陸定一在《江山如此多嬌》巨幅國畫前合影，「給了我家無尚的榮光。」

庄視這張照片為傳家寶。「文革」中幾次抄家，照片猶存。「我一直沒有在被『打倒』的老幹部頭上去划XX。」庄則棟在與妻子佐佐木敦子合著的《鄧小平批准我們結婚》（以下簡稱《批准結婚》）中說道。

敦子給這張傳家寶配上鏡框掛好。「她上班前，就來到照片的前面，雙手合掌舉在胸前，並向照片三鞠躬后離家上班，每次如此。」《批准結婚》中，庄記述道。

1963年，第27屆世乒賽，隊得三冠，載譽歸來，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毛澤東接見，也是庄則棟第三次給毛澤東表演打乒乓球。他和張燮林壓軸。革命的「小老虎」庄則棟是直板近台兩面攻，重板扣殺，兇狠迅猛；削球手張燮林「飄飄然若彩蝶飛舞般」屢救險球。

「毛主席被這些精彩的球所吸引，不時地鼓掌，笑出了聲音。」庄在回憶中寫道。

這球真的打進毛澤東心裡了。60年代初，中蘇論戰中，毛澤東給論戰定基調，便用乒乓球作比喻：「我要的是張燮林式，不要庄則棟式！」

這次的接見也跟前兩次有大不同。毛澤東在榮高棠的陪同下與庄則棟握手時，「笑眯眯地親切地叫了我一聲：『小庄！』」

庄在回憶中記錄：「毛主席的聲音不大，音調細而高，飛入我的耳朵里，我的心隨著咚地響了一下。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面對面地聽到毛主席的聲音，使我終身不忘。」旁邊的隊友也激動地說：「毛主席叫你的名字，你太幸福了！」

「庄爺爺」引發乒乓外交

在乒乓球隊的發展歷程中，周恩來的角色舉足輕重。幾乎每次大大小小的比賽，周都會以踐行、接風、懇談、視察或者觀看彙報表演的方式參與其中。

周恩來與庄則棟等國家乒乓球運動員敬酒

1969年秋，進入「文革」后就無法正常訓練的庄則棟在一次慶祝活動中見到周恩來。乒乓球隊早已停止訓練和比賽，容國團、傅其芳、姜永寧不甘屈辱，懸樑自盡，庄則棟也被冠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剃陰陽頭、遊街、批鬥。這次的慶祝活動是在周的直接過問下，庄才被安排參加的。當他快步走到周總理面前、激動握手之時，眼淚湧出。他說：「敬愛的總理，我非常想念您，非常感激您。」周對他及圍上來的其他體委人員說：「過幾日，我要觀看你們的體育表演。」至此，乒乓球隊恢復了訓練。

1971年春，毛澤東、周恩來根據國際國內形勢和外交工作的需要，決定派乒乓球隊參加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乒賽。出征前，針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危脅，毛批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周叮囑球隊：政治挂帥，但也要考慮國際社會的感受（諸如在機場迎來送往時，就不要每人手持紅寶書，集體背誦毛主席語錄了）；尤其要貫徹「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

庄則棟是領袖叮囑的最忠實也是最勇敢的執行者。當美國19歲的運動員科恩誤上隊大巴，中方人員看到他背後的USA標誌后，車裡徹底沉默了。有10分鐘時間，庄則棟進行著激烈的思想鬥爭。他10歲的時候，最熟悉的歌曲是「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打敗美帝野心狼」。中美關係堅冰22年未破，球隊早就有出國比賽見到美國隊成員不握手、不打招呼、不贈送禮物的規定。「文革」期間違反，最輕也會被冠上「裡通外國」。但，毛主席之前不是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美國老朋友斯諾時說「我們要寄大希望於美國人民」嗎？周總理不是說「友誼第一」嗎？對方這個長頭髮的古怪的美國小夥子，只是一個球員，是普通的美國人民，不是政策的制定者，我們作為禮儀之邦，就那麼晾著人家，不好。

庄則棟（左）向科恩贈送綉有黃山風景的杭州織錦，這一歷史瞬間現在成為永恆

「我們隊里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有什麼事，技術好的去。在這種情況下，一般都會派我做代表。」於是，庄則棟站起身，走到科恩面前，送上了一幅西湖織錦。大巴到站，門開，記者和大批沒票入場的觀眾看到了次日各大媒體的頭條畫面，31歲的庄則棟和19歲的科恩，單純地互相微笑著，「中美接近」。

在乒乓球隊出征之前，據林克、徐濤、吳旭君所著《歷史的真實》披露，毛邀斯諾登上天安門城樓，是向美國高層傳遞往來信號。但美國高層並未捕獲這一微妙細節。基辛格在《白宮歲月》中記述，「斯諾自己後來談論這一事件時指出：『凡是領導人公開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過後我才終於理解到……」

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是庄和其時大多數人的信條，對於的政治風向，人民顯然要比美國國務卿「覺悟高」。在1971年的這個春天，庄做到了出乎領袖意料的好。雖然，他當時的大膽和出於友善的單純想法，一度引起了隊里領導和隊友的責怪與擔心。

毛澤東在《參考資料》的邊角讀到庄則棟與科恩的交往，大叫「庄爺爺」，並立刻責令追回此前已經批複的「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決定，「乒乓外交」、「小球推動大球」的外交史詩拉開序幕。毛評價庄「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

庄在回憶錄中說道：「同志們，（毛主席叫我『庄爺爺』）這不是我庄則棟所能承受的，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孩子，毛主席是我們最尊敬的人……用後來熊向暉同志的話說：『毛主席為什麼這麼說呢？小庄，這件事你做到毛主席心坎上去了。』」

庄則棟的一番單純友善，改變了中美兩國的關係和當時的世界格局；偉大領袖的一句評價，則改變了庄則棟的人生。

緊隨毛澤東的身邊人

被招進中央讀書班的時候，庄受寵若驚。他很快學習到了重要文件：毛澤東致江青的信。毛澤東說「我有些什麼事情，我都不能跟別人說，只能跟你說」。讀書班裡除了他之外，都是造反派的風雲人物，而他，只知圍著墨綠色球台打轉的木訥的乒乓球運動員，顯得那麼「落後」——他的第一張大字報，還是由第一任妻子鮑蕙蕎寫好，逼他簽字的。

庄第一次見江青，感覺對方很隨和，拉家常，問到鮑蕙蕎身為一位鋼琴家下放到幹校無琴可彈，江立刻表示：我的樣板戲正需要一個彈鋼琴的。

庄則棟與前妻鮑蕙蕎

鮑蕙蕎調回「藝術崗位」之初，也對江青充滿感激。但她漸漸發現，這位女領袖表面叱吒風雲，私下裡大家都對其不滿。而自己的丈夫，也從討厭「沒本事瞎胡鬧」到「對政治感興趣了」。

其實庄也一度疑慮。身邊有「積極」的朋友勸他：你是信主席？還是信自己？

他決定信主席，以及，主席最親近的人。

一次陪江青打球，江問：「小庄，我打得怎麼樣？」喂球喂得恰到好處的庄答：越大越好。江得意地說：「總理打球只會推擋，我喜歡兩面抽殺，進攻！」

自從上了江青的戰車，庄則棟不得不一往無前，他成為共和國最年輕的部長級領導——體委主任，進入了中央政治局。據《乒乓啟示錄——庄則棟在「文革」中》記載，他下放了自己的隊友，批鬥時任體委主任王猛，在周和鄧的勸阻下仍不敢放棄江的指示。鮑蕙蕎發現他煙越抽越多，而且是雪茄；出門不管多遠的路，都要坐紅旗小轎車；她對他的工作提出質疑，他反駁說自己是在真正干馬列，是革命；當她表示出對他媚權的不屑時，他高呼：你的一切還不是我給的！

有的時候，他也會懷疑，特別是當江青跟周恩來意見發生矛盾時，他常常不知所措，害怕站錯隊。

「跟著劉少奇，劉少奇一完下邊一下完了。跟著林彪，林彪一倒下面『嘩』就完了。……跟誰就特別重要。文化大革命幹什麼都是主席講，那主席的夫人那是最穩的……所以把江青他們都作為毛主席最親密的人來對待。」他在2002年的《魯豫有約》節目中說。

但在巨浪的裹挾下，他不自知地眾叛親離。四五事件前，他警告家人，都不要去天安門廣場。鮑蕙蕎去了，熱血沸騰。全家人在電視機前看周總理的遺體告別，發現小庄像慣常一樣，背著手，踱著步，走過總理靈前。全家人都憤怒了。庄試圖解釋他們看到的並不是自己真實的內心，自己牽挂總理，泰國體協送來的燕窩他都第一時間拿給總理補身子，總理去世后他獨自一人痛哭良久。但家人已經無法相信他。

粉碎「四人幫」，全國迎來了二次解放，鮑蕙蕎心裡的大石頭去除了，卻仍然無法繼續她熱愛的藝術事業——因為丈夫牽涉江青反革命集團，她被隔離審查。

「兩案」人員的特批人生

隔離審查進行了4年，「除了一支筆供我用來寫交代和檢查外，還能做的就是早盼太陽、夜數星星。」在「抬頭看見牆壁上掛的毛主席像」的時候，庄想到了自己的母親。

「文革」初期遭批鬥時，一日，母親突然拉他到裡屋，哆嗦著給他看自己供奉的兩尊雕像——一尊是釋迦牟尼，一尊是毛主席。庄吃了一驚，但母親卻很虔誠：

「你別怕！沒人知道，他倆我都供著，沒人的時候我就點蠟燭叩頭，因為沒有燒的香賣。你別不信，靈著呢！」

隔離中的庄則棟不由得苦笑：「靈著呢，果然很靈，我又坐到了囚室中，這次一坐竟坐了4年。」

1980年，重獲自由的庄則棟被分配到山西體委工作，他急切地詢問陪同的國家體委工作人員，組織如何對他定性？工作人員答覆還未定，但，「你自己也可以想象。」

當庄則棟走上去往山西的火車，窗外是他久違的世界。他睜大眼睛「重新認識生活」，「有些頭暈目眩」。

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回首往事，我的少年和青年時代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墨綠色球台旁邊度過的，是在掌聲、鮮花和讚揚聲中度過的，一度達到了榮譽的頂峰，一度又身陷囹圄，與世隔絕……我知道我要走的是一條懺悔和贖回過失的唯一道路。」

火車到達太原，地方體委的對接人員叫了他一聲「同志」。庄流了淚。

庄在山西帶隊，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同時也等來了他的人生結論：「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屬人民內部矛盾。」「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簡稱「兩案」人員）成了他洗不掉的政治標籤。

1985年，他回到北京少年宮執教，並與鮑蕙蕎離婚。

那時的他，定位於「我是一塊炭，只能發點熱而沒有光，誰碰上我，會沾上黑。在這塊土地上，有誰不怕沾上政治的污泥呢！」

人生低落期，他與當年在日本打世乒賽時認識的女球迷佐佐木敦子重逢。後來兩人相愛並相約相守一生。他送給敦子自己在隔離審查期間儲備、在山西期間寫就的、凝結其畢生運動經驗和做人思考的著作《闖與創》。這本書來之不易，在眾多出版社拒絕之後，他寫信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才得以印刷面世，他回北京后的工作才得以落實。

庄則棟與日裔妻子佐佐木敦子

庄則棟為敦子裝修家裡的老房子，力圖有日式風格。由於當時供應不足，在用電和煤氣方面，庄則棟不得不求助於北京市相關部門領導。

「特事特辦」、「寫信給中央領導反映情況」幾乎成了庄則棟解決重要問題的惟一方式。所以，當他跟佐佐木敦子的婚姻因涉外而得不到批準時，他只能再次運用「寫信」的方式。

庄則棟事前諮詢涉外婚姻處，知道他和敦子的情況符合法律規定，可以結婚。但單位領導卻給他傳達指示，由於其曾官至部長，掌握國家機密，不能與外國人結婚。禁令傳來的同時，敦子的簽證到期，未獲延續，只能回到日本。

以為自己不可再次擁抱愛情的庄則棟苦悶悲傷，他「哀嘆自己再一次以喜劇的形式扮演著悲劇的角色。……我要問問命運之神：『您怎麼總是選我當演員呢？』……舞台上演員的榮辱、興亡、悲喜全是假的，而我的這些卻都是真的。」

他經朋友建議，把申請投給時任天津市市長李瑞環。他在給李的信中講述佐佐木敦子出生在、父親為建設而病逝於此的故事，交代敦子願意放棄日本國籍，加入籍，並說自己「已十幾年不參政，是個時過境遷之人」，兩人均符合法律規定結婚的情況，請求領導批准。同時，敦子也3次寫信給鄧小平陳情。

家庭生活恢復正常，但庄最在意的組織和社會評價的回歸卻要經歷更久。

新華社記者唐師曾記得，1984年，北大國際政治系擬邀請庄則棟來開講座，庄自報演講題目《我的七十二變》，未獲北大批准。

「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火紅年代，上邊兒有嚴格規定，剛放出來的庄則棟像一隻驚了槍的兔子，嚴禁採訪。」因此，一直想一睹庄則棟真容的唐師曾來了個硬闖少年宮，衝進庄的教室，連拍3張，立刻被庄揮舞球拍趕了出來。二人肢體接觸之際，唐把名片硬塞進庄手裡。

當晚，唐將這張照片發了通稿，次日即被《人民日報》、《青年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北京日報》等多家媒體引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將圖片說明以口播的形式播送。不久，自隔離審查后一直極度抗拒記者的庄則棟給唐師曾打來電話，請他到家中做客。當晚一見面，庄就急切地問這位新華社記者：「是不是黨——要重新評價我了？」

「重新評價」或許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有次基辛格訪華時問到乒乓外交功臣庄則棟，中方接待人員說「他出差了」。1996年，紀念乒乓外交25周年，乒乓球隊赴美訪問，一些老隊員也被邀請參加慶祝活動。庄則棟依然缺席。

他的反思，在公開場合雖然不多，但亦有所表露。他承認自己傷了人。2002年，他對《魯豫有約》說：「……當然我傷人不會去打人，我更不去關人，我不搞這些。因為即便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反對搞這些。但是你不給人家工作，你把人家調離，這個本身就是傷人。」

他承認自己不懂政治，在自己的書中寫道：「我搞政治是歷史的誤會。」在鬥爭狂熱期，他認定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階級鬥爭」：「……舉個例子，1974 年，假如你跟著『四人幫』干，感覺還可以；但是1975 年鄧小平同志一上來后，跟『四人幫』（對著）干，我心裡就不是滋味了，感覺就是有點受壓；到1976 年提出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們的日子又好過了。所以我感覺凡是跟著風跑的，就是一種階級鬥爭。」

狂風過後，他發現自己「知識上的狹隘、生活上的局限和幼稚，簡直是盲人騎瞎馬，能不摔得頭破血流嗎？ 」

1999年，他在電視上看到王猛，後者談到庄則棟，說庄儘管犯了錯誤，但是可以原諒的。庄則棟聞言感慨：「共產黨培養的一些老同志，我認為真是了不起，對於任何事情都實事求是。」

「人啊，都有功有過，作為一個年輕人，他犯這樣的錯誤，應該說是不好的，對黨和人民對體育事業都有一個很大的（危害）……確實搞亂體育戰線起到一個很壞的作用。……當然他也是一個受害者。」庄則棟的隊友、乒壇名宿徐寅生評價說。

庄在跟作家葉永烈的通信中說道：「歷史像一幅油畫，在近的地方看不清，站遠了才能看得清。」經過「文革」，他明白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材料，還是願意回到少年宮，教孩子們打球。

這樣的生活，庄則棟也滿足了，他在書中寫道：「如今，我和敦子一直住在北京，過著普通市民淡泊寧靜而又美滿幸福的生活。」

2008年，庄則棟查出患有癌症。在將近五年的治療中，他表現頑強，友人說他的狀況就像乒乓球賽，「天天都是20平」（21分制計）。2013年，農曆蛇年春節這天，他終因重病不治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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