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國為何能出孔子？大黃金時代誕下了孔子墨子老子孟子莊子屈原

編者按：本文由讀史縮編自著名史學家柏楊所著《人史綱》，為通讀史第7篇文章，接下來會陸續推出相關簡讀經典史書文章，歡迎關注。

一、魯國為何能出孔子？

春秋時代，對歷史發生最大和最悠遠影響的封國，不是五霸，而是一個其小如豆，位於山東半島泰山腳下的魯國。它跟齊國緊鄰，為了爭奪交界處汶水一帶農田，不斷跟齊國衝突。衝突的結果，總是魯國吃虧，因為它既小且弱，而且迂腐顢頇，不求進步。

魯國是首創周王朝一切文物制度的姬旦的兒子姬伯禽的封國，所以收藏的圖書和文獻最多，貴族們的文化水準也最高。周王朝的首都鎬京（陝西西安西）於紀元前8世紀被犬戎部落攻陷后，圖書文獻全部失散，只有魯國的圖書文獻仍在。它的首府曲阜（山東曲阜）遂成為當時全世界唯一的文化巨城。再加上魯國從沒有遭受過劫掠焚燒的惡運，對周王朝初期的文物制度，保持的也最完整。這些豐富的文化遺產中，最重要的是一些周王朝初期所實行或擬定的各種法令規章和各種典禮時使用的儀式程序。——被人總稱之為「儀禮」。各國知識分子和知名的文化人，都必須到魯國親自查考，才能了解。因為就在紀元前6世紀，這些複雜繁瑣的老古董，已無人記憶。

周禮的內容很多，僅只儀式程序這一部分，就有祭禮、葬禮、婚禮、冠禮（男子成年時戴帽子）、笄禮（女子成年時戴簪子）等等，以及階級性專用的國王之禮、國君之禮、貴族之禮。——沒有平民之禮，因為禮只是為貴族而設，不是為平民而設，對貴族才用得著禮，平民根本不被看在眼裡，奴隸更不用說了。

這是一種專門知識，必須專家才能勝任。從事這種以主持典禮為職業的專家，當時被稱為「儒家」。他們按照古老的規定，辦理各種重要儀式，小自埋葬死人，大至國君訪問。國君訪問時或國君相見時，通常都聘請儒家擔任「賓相」，他的任務跟20世紀結婚典禮時被稱為伴郎或伴娘的「賓相」，有點類似，服侍在國君左右，隨時提醒國君應該做什麼或應該說什麼。在普通的貴族場合，儒家則被雇擔任司儀、總管之類的職位。我們在此可以了解，儒家的原始意義就是典禮儀式的顧問人員，他們最榮譽的高位是在外交場合，被雇為國君賓相。

注意「賓相」這個位置，的「宰相」制度起源於此——大概到紀元前5世紀的時候，賓相才由純禮儀事務性的顧問，而蛻變為政治性的宰相；才從臨時性的僱員，蛻變為國君專任的高級助理。不過正式官稱上並沒有「宰相」一詞，宰相只是民間的口語，歷代王朝對它的名稱不斷改變，有時候更奇形怪狀，花樣百出。只是為了敘述時比較方便，所以我們自始至終都使用宰相一詞，以保持對此一職位清晰的印象。

儒家因職業上的需要，所以對產生「禮教」的那個古代，有一種強烈的崇拜感情，對於非古代的事物，則加排斥。問題是古不能復，在小場合的典禮上，人們還可以勉強遵守。但在大場合的典禮上，便格格不入，因而產生出許多不必要的笑柄和糾紛。

用一個例子可作說明，紀元前478年，齊國國君齊平公姜騖跟魯國國君魯哀公姬蔣在蒙邑（山東蒙陰）舉行高階層會議，二人見面時，姜騖向姬蔣叩頭（在那個時代，人席地而坐——正確的說，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以所謂叩頭，只是深深的把頭俯下，跟後來必須屈辱的先行雙膝跪地的叩頭不同），這是所有禮節中最尊敬的一種。可是，魯國國君姬蔣卻雙手一拱，只作了一個揖，這情形眼現代社交場合你伸出手，對方卻不伸手，只微微點一下頭一樣。

姜騖跟他的隨從大臣，都怒不可遏，魯國賓相卻引經據典的說：「按『禮教』的規定，國君見國君。不過作揖，國君只有見國王時才叩頭，你們怎麼連這都不懂！」

齊國確實不懂，但他們認為這很屈辱，對此一直耿耿於懷。到了紀元前474年，兩國國君又在顧邑（山東鄄城東北）會盟，齊國早就準備妥當，屆時一聲令下，跳出幾個壯士，抓住姬蔣，強迫他向姜騖叩頭。這時「禮教」排不上用場，姬蔣只好叩頭。齊國為這件事，曾編了一首詩歌：

魯國人冥頑不靈，

多少年都不清醒，

使我們難以為情，

他們死守著那可憐的儒書，

引起無謂的紛爭！

儒書，即儒家賴以吃飯的書——專門記載古代繁瑣複雜禮儀的書。

就在這種濃厚的崇古社會中，古代思想家之一，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丘誕生。孔丘是宋國貴族的後裔，紀元前8世紀九十年代因妻子太美而喪生的宋國宰相孔父嘉，就是孔子的六世祖父（因妻子過於漂亮而引起丈夫殺身之禍的，孔父嘉是歷史上的第一人，點擊查看相關文章）。孔父嘉的兒子政變后逃到魯國住下來，遂成為平民。孔丘的父親孔紇曾在魯國軍隊中當一名軍官，但他逝世的太早。孔丘是一個遺腹子，在母親顏征辛苦的養育下長大。

孔丘年幼時，刻苦地學習儒書，成年後即成為一個十分淵博的「禮教」專家，而且聲譽鵲起，後來甚至得到三桓之一的仲孫覺的注意。仲孫覺臨死時，曾囑咐他的兩個兒子仲孫無忌和仲孫敬叔，去向孔丘學習這種知識。

這是一個契機，使孔丘跟魯國特殊形態的「三桓政治」結合。

我們試在下面列出魯國三桓政治系統的簡表：

魯國第十五任國君魯桓公姬允（被齊襄公姜諸兒派人掐死的那一位，點擊查看相關文章），有四個兒子，長子姬同是嫡子，繼承國君的寶座。次子、三子、四子，都是庶子，只能擔任政府的高級官員。

姬允被尊稱為桓公，即威武的國君，所以他的三位庶子，被稱為「三桓」。三桓的後裔，分別改姓（封國內全體貴族和全體官員，都是國君的後裔，跟國君同姓。所以庶子的後裔必須改姓，否則熙熙攘攘，擠來擠去，全國只有一個姓，分辨起來就很困難）。次子姬慶父的後裔改姓仲孫（有時候也稱孟孫或孟），三子姬牙的後裔改姓叔孫，四子姬友的後裔改姓季孫。

紀元前6世紀初，仲孫蔑（仲孫覺的父親）當宰相，他引進叔孫和季孫兩家，由三大家族輪流掌握政權，世代相傳，遂開始魯國著名的達400年之久的三桓政治。三桓從國君手中奪取到政權和廣大土地的所有權，並在自己的封地上建築都城，即上表中所稱的三都。魯國國君遂跟周王國的國王一樣，被冷落在一旁。紀元前6世紀八十年代時，第26任國君魯昭公姬稠，曾發動一次軍事攻擊，討伐三桓，結果被三大家族趕走，在國外流浪至死。

問題是，三桓雖然聯合起來奪取了魯國國君的權力，但三桓也各有他們自己的助手和幹部，當時稱為「家臣」，這些家臣的力量，也日益膨脹。其中最傑出的一位是季孫斯的家臣陽虎，他代表一種反對割據的力量，不但把季孫壓下去，把其他二桓也壓下去。陽虎在稍後出任魯國的宰相，負責實際政治三年之久。他謙卑地延攬專家，曾親自拜訪過孔丘，邀請孔丘任職，但孔丘懷疑他政權的穩定性，沒有接受。

紀元前6世紀最後第二年（前502年），季孫斯向陽虎反攻勝利，陽虎逃亡。三桓對孔丘拒絕跟陽虎合作這一點有深刻的印象，於是任命孔丘擔任中都（山東漢上）縣長（中都宰），開始孔丘的政治生涯。

二、大黃金時代

第一個黃金時代——大黃金時代，於紀元前5世紀來臨，直到紀元前1世紀（那時，從分裂紛亂中終於凝結成一個龐大的國家，奠定的基本疆土，更奠定中華人的一項偉大的傳統價值——大一統的心理基礎）。

在學術思想上，大黃金時代是最光榮、最長期的百花怒放、百家爭鳴時代。所以大黃金時代的學術思想，在文化史上具有空前的重要地位。

社會結構，在紀元前5世紀之前，至少有一千年以上的時間，是一種廣大的奴隸群和貴族並存的社會。因為土地權來自分封，也就是只有國君跟貴族才有土地，而奴隸是主要的生產工具。奴隸不但沒有土地所有權，而且連自由權也沒有，他們來自戰爭時的俘虜，獲罪於貴族的平民和奴隸的後裔——奴隸的後裔永遠是奴隸。奴隸所以在社會結構上占重要地位，是因為耕田系使用木犁，木犁必須使用很多人力才能拉動。

大黃金時代開始時，鐵器開始普遍，除了用於戰爭外，也用於把木犁改為鐵犁。尤其是不知道由於什麼契機，人們發現如果使用牛馬拉動鐵犁，會比使用奴隸耕種的速度更快，收穫也更多。這就跟19世紀內燃機出現，終於代替了牛馬一樣。不僅產品大量增加，也引起社會巨變，促使奴隸制度沒落，土地所有權開始從國君和貴族手中滑出，重新分配。

兩種新興的事物：都市商業階級和土地重新分配后的地主階級，向舊日的木耕人耕時代的奴隸主，也就是世襲的貴族階級挑戰。世襲的貴族們不斷地掙扎反攻，也曾不斷地獲得勝利，但發展到紀元前3世紀時，失敗已成定局。

在這種社會結構巨變之下，思想學術界呈現出百花怒放的奇觀。這些怒放的百花好像生長在火山灰上一樣，火山爆發時的震撼固然驚天動地，甚至造成大量傷害，但它噴出的火山灰卻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

世襲貴族千餘年對圖書和知識的壟斷，隨著他們走下坡而失去控制。平民階級——包括奴隸，過去絕對不允許，也絕對不可能獲得圖書和知識，而且即令獲得也沒有用，社會和政府全是封閉的，平民永不能脫離他們的階級。大黃金時代中的平民卻可從新獲得知識技能，爬到貴族地位，擔任政府官員和累積財富。

新的社會形態是，一個人的權力，決定於他的思想和能力，不再完全決定於他的祖先成分，這是從前連做夢都夢不到的事，遂使貴族階級固有的知識分子認為名份大亂，七竅生煙。但所有的古哲學思想和文化創造，卻因此而在這個時代中萌芽成長。

最主要的有四大學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另外還有其他各種美不勝收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紛紛出現，光芒四射，使中華人的思想學術，進入空前的輝煌時代。

春秋戰國式的國際并吞戰爭，在紀元前3世紀結束時，大黃金時代達到巔峰。秦王朝把建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統一而強大，具備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奠立了廣達300萬平方公里的基本疆域，世界上沒有一個古文明國家或民族，能在一開始時即擁有這麼廣大完備的規模，而且置於有效率的管理之下。除了漢人之外，還包括其他多種民族，如苗民族、瑤民族、戎民族等等，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多民族的國家之一。接著是紀元前2世紀開始，西漢王朝給帶來長期的和平跟秩序，使中華人凝結力更強，各民族到最後都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永不可分。

最重要的是，大黃金時代一些偉大的成就，幾乎全由中華民族單獨完成。這是中華民族生命力最活潑旺盛、最朝氣蓬勃的時代，像一頭不停撞樹的牛犢，從不后看，而只勇敢向前。

所以我們稱第一個黃金時代是大黃金時代——黃金時代中的黃金時代。

三、孔子那些事

儒家學派對人的影響，至為深遠，它的創造人是紀元前6世紀末，才從事政治生涯的孔丘。現在讓我們繼續敘述他的事迹。

紀元前5世紀的第一年（前500年），魯定公姬宋跟齊景公姜杵臼在夾谷（山東新泰）會面，孔丘以禮儀專家身份，被任命為魯定公的賓相。於是儒家學派最津津樂道的一件事發生了：

會見之後舉行的娛樂節目中，齊國演出萊部落（山東平度）的土風舞，孔丘根據儒書，指責齊國不該使野蠻人表演，而應使用傳統的宮廷舞。齊國立刻演出傳統的宮廷舞，不過卻是宮廷中平時演出的輕鬆喜劇。孔丘再根據儒書，認為犯了「平民輕視國君」的大罪，立即指揮魯國的衛士把那些無辜的男女演員驅到台階之下，砍斷手足。

據孔丘的門徒事後面不改色的宣稱，孔丘這次凌厲行動，不但沒有引起國際衝突，反而使齊國國君發現自己做錯了事，大為恐懼，就把從前侵佔魯國汶水以北一帶土地（汶水以北、龜山以北之田）還給魯國。

紀元前498年，孔丘建議三桓拆除他們的都城，以求魯國國君重振久已失去的權威，這就是著名的「墮三都運動」。三桓對於家臣們不斷地佔據都城跟他們對抗，很早以來就深為苦惱，孔丘的建議似乎是釜底抽薪，根絕家奴擅權的有效方案，所以一致贊成。

可是，當叔孫家的郈城（山東東平）和季孫家的費城（山東費縣），都拆除了城堡，要更進一步拆除仲孫家的成阝城（山東寧陽）時，仲孫家的態度忽然改變。

不但仲孫家的態度改變，連都城已拆除了的二桓，也忽然警覺到不對勁。拆除都城固然可以阻止家奴擅權，但也毀滅了保護自己對抗國君的力量。

孔丘當然不肯中止，他請國君姬宋親自率領軍隊前去討伐，結果大敗而回，只好眼睜睜看著二桓把已拆掉了的那兩個都城重建起來。

這是孔丘企圖恢復傳統秩序所受的最大挫折。

墮三都的第二年（前496年），孔丘被賞識他的國君姬宋任命為代理宰相（攝相事），三桓已經大為光火，而孔丘卻不到三個月，就把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逮捕，並立即處死。然後宣布少正卯有五大罪狀，這五大罪狀是：「居心陰險，處處迎合人的意思；行為邪惡，不肯接受勸告；說出的全是謊話，卻堅持說的全是實話；記憶力很強，學問也很淵博，但知道的全是醜陋的事情；自己錯誤，卻把錯誤潤飾為一件好事。」

這種煙霧蒙蒙的抽象罪名，說明凡是有權的人，都有福了，他們可以隨時把這頂奇異的帽子扣到任何一個人頭上，而仍能振振有詞。

恰巧遇到君主主持對天老爺的大祭典，在分祭肉的時候，三桓故意不分給孔丘。這是周禮社會中最嚴重的一種處分，表示已被深惡痛絕。孔丘只好流亡出奔衛國。

孔丘的政治生涯到此結束，但對他卻是幸運的，他可以把全部精力用在教授門徒上。他曾經訪問過齊國、陳國、蔡國，尋求一個能實行他古老的政治理想——周禮的國度，但他無法找到。最後，紀元前484年，他再回到魯國定居，在外共流亡了13年。

孔丘回國時已63歲，繼續教授門徒，傳播他對紀元前12世紀周王朝初創時代的懷念和崇拜。又對《易經》《春秋》《詩經》《書經》《禮經》五部當時已經存在的古老書籍，用他的觀點，加以編纂刪訂。

注意這五部書，它們被合稱為「五經」，大黃金時代結束后，儒家學派在政府中當權，這五部書支配中華人學術思想近2000年之久。

《易經》是一部曖昧不明的形而上學的玄書，它所用的字句簡單而模稜，因之使它顯得好像十分深奧，讀者們可以站在各種角度，作各種不同的解釋。只因它是紀元前12世紀周王朝初期的著作，而且據說出自周王朝開國英雄姬昌（即周文王，第一任國王周武王姬發的老爹）的手筆。所以孔丘懷著敬畏的心情，小心翼翼地避免太多的觸及到它的實質問題，他感嘆自己生命的短促，沒有時間深入研究。可是，星象家卻不像儒家那麼尊重它，老實不客氣的用它來推測未來。

《春秋》原本只是魯國的國史。周王朝所屬各封國，都有本封國的歷史記載，而且各有各的名稱。如楚國史名《檮杌》，晉國史名《晉乘》，魯國史名《春秋》。孔丘對魯國史重予編纂，目的不在提供一部真實的史實，而在用來發揮他的恢復傳統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對新興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隱瞞或抹殺，甚至曲解貴族的罪行。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孔丘的苦心，楚部落建立王國已三百年，但孔丘仍拒絕稱它的君主為國王，而只稱他為子爵，這個可憐的老人企圖用精神勝利的法寶來否定現實。

於是，《春秋》遂脫離歷史的範圍，變為「褒善貶惡」評論性的經典。孔丘的門徒堅持說，經過他們開山老祖刪訂過的《春秋》，每一個字都有神聖的和深奧的意義。這些門徒中後來曾有三部著作《左傳》、《公羊傳》、《榖梁傳》，專門詮解《春秋》。其中最教人驚奇的是，《公羊傳》和《榖梁傳》，是用一種自問自答的方式來詮釋的，幼稚的程度，能引人失笑。然而，儒家學派的門徒卻不承認有什麼可失笑的，嚴肅的當作一本聖書。

《詩經》出現於紀元前12世紀，是最早的一部詩歌選集，包括貴族作品和平民作品。孔丘把它作一次重大規定，依孔丘的標準，只保存了他認為有價值的305首，其他的都被淘汰——這是中華文化最大的損失之一。《詩經》里的詩篇，包羅人生萬象，從戰爭到和平；從閨房到宮廷；從農田到政府；從政治到戀愛，並且有很多其他書籍上所沒有的情調和鳥獸草木的名稱。貴族階層的知識分子在談話中必須經常引用上面的詩句，以顯示他的高深學問，才能受到尊敬，而孔丘更把它當作辭典運用。

孔丘的門徒再加發揮，索性把所有的詩篇，都賦予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跟《公羊傳》、《榖梁傳》賦予《春秋》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一樣。這部詩選，遂被尊為經典，脫離了文學的範圍，成為儒家的五種經典之一。連男女間的情歌，都被形容為聖人們莊嚴的政治意識（這使我們想起基督教《舊約》中《所羅門之歌》被詮釋為上帝的預言一樣，兩部著作似乎具有同一的奇遇）。

《書經》又名《尚書》，是最早的一部政治文獻選集，包括紀元前27世紀黃帝王朝，紀元前23世紀夏王朝，紀元前19世紀商王朝，紀元前12世紀周王朝，各王朝帝王的一些文告或宣言。在孔丘的觀念中，古代帝王尤其是開國的帝王，幾乎統統都是聖人，比英雄還要高一級，所以他們的文告宣言自然成為經典。知識分子也必須經常引用其中的字句，才能為自己的意見找到權威論據。

《禮經》，內容全部是紀元前12世紀周王朝初期的禮節儀式。孔丘認為，禮節儀式也是一種教育，使貴族、平民、奴隸，都各自固守自己的名份，不相逾越。只要大家自覺的甘心於現狀，安份守己，不去追求他名份所不應有的東西，好比說，奴隸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份所不應有的自由權力，平民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份所不應有的政治權力，社會就會永遠和平。所以孔丘認為禮的教育——禮教，可以辦到用血腥鎮壓手段所辦不到的事，能夠使社會恢復到紀元前12世紀時那種貴族的樂園時代。正如一個政黨的政綱政策一樣，儒家的中心思想和具體方案，全在這部經典之中。後來這部經典分為下列三書：《禮記》、《儀禮》、《周官》，內容更詳盡，範圍更擴大，但主旨不變。

這五部因為孔丘編纂刪訂而被尊為經典的古書，在大黃金時代結束后，一直到19世紀，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在這五部古書里團團打轉。所謂中華人的思想學術著作，在20世紀之前，90%都是對這五部古書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謂學者、專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為這五部古書做註解，或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證的人。——知識分子從事這種工作也夠艱苦的，大家互相抄錄，輾轉引據，資料隨著時間而越增越多，從幼年到白髮蒼蒼，一生都跳不出這個圈圈。

紀元前481年，孔丘正在刪訂《春秋》時，有人報告他說，魯國國君魯哀公姬蔣打獵時捉到一隻麒麟。麒麟是古老傳說中一種最仁慈不過的野獸，連螞蟻都不忍心踐踏。孔丘嘆息說：「古人有言，世界和平，上有聖明的君王，麒麟才會出現。現在世界大亂，它卻出現了，真是怪事，我的智慧已經乾枯。」就此停筆。

——歷史上的春秋時代，因麒麟的出現而終止。紀元前480年，戰國時代開始。又明年（前479年），孔丘逝世。

孔丘沒有寫下任何著作，在他逝世之後，他的門徒把他平日的言論，摘要的記錄下來，名為《論語》，跟「五經」一樣，也被列為經典。一個以崇古尊君為中心思想的儒家學派正式建立起來，眾門徒分散四方，各為這個理想奮鬥。

《論語》所記載孔丘的言論是片段的，所以儒家學派缺少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和一個為一種觀念概括統攝而前後一貫的邏輯。但孔丘是一個經驗豐富和洞察人生的智慧老人，他所說的那些格言雋語，已能充分表達他思想的要領。若干世紀后，儒家學派發現殺少正卯這件事不太光彩，所以曾竭力證明根本沒有少正卯這個人。不過孔丘壯年時的政治生涯，似乎不應該影響他老年後的學術貢獻。當他回到魯國的時候，已有很大改變，他和藹可親，嚴肅而誠懇，對學生的教誨從不疲倦。

嚴格地說，與其說孔丘是一位思想家，毋寧說他是一位教育家，他只作敘述，而很少創見。但他對人際關係的深刻了解，使他對人性的弱點抱有濃厚的同情態度。所以他提出做人的基本道理「忠」和「恕」，尤其重視「恕」——自己不願意接受的，絕不勉強別人接受。「恕」是人生永遠不變的最高貴的情操。

在崇古的大前提下，孔丘開始刻意的美化黃帝王朝的堯帝伊祁放勛和舜帝姚重華。這是一個大契機，他為中華人提出一個美麗的回顧——而不是美麗的前瞻。從此儒家學派即以效法堯和舜，為君主或人民的奮鬥目標。如何達到這個目標，孔丘肯定「仁」是唯一的動力，「仁」的內容是「愛人」，即一種真摯的純潔感情，「忠」和「恕」就是完成「仁」的手段，這手段優先的表現在孝順父母的行為上。所以「孝」是一切行為的最低起步。

孔丘的政治生涯是失敗的，但他的教育精神則絕對的可貴而且成功。他是一位偉大的教師，被儒家學派尊崇為「萬世師表」，他那些精闢的處理人際關係的言論，留傳下來，成為最珍貴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四、道家·墨家·法家

在孔丘的同時或稍前稍後，另有三位偉大的思想家興起，並從他們身上，產生另外三個偉大學派：

1、李耳道家學派

2、墨翟墨家學派

3、李俚法家學派

李耳，楚國苦縣（河南鹿邑）人。他所生的時代，沒有定論，甚至有人說根本沒有這個人。李耳在只剩下彈丸之地的周王國首都洛陽，擔任圖書館管理員（守藏室史）。孔丘曾到洛陽向他探詢過關於《周禮》的若干細節問題，李耳用一種教訓的語調回答：「你問的那些人，骨頭都已腐爛，只剩下言論。英雄人物遇到可以施展抱負的機會，立即獻身。沒有這種機會時，不必勉強追求。我認為有錢的商人要像無錢人一樣，有才能的人不必外表精明。把你的驕傲去掉，再把你的慾望去掉，這些對你無益。」

這段話毫無系統，而且答非所問，但正擊中孔丘的要害，同時也顯示出李耳自己的思想。

據說，紀元前484年伍子胥被「誣以謀反」自殺的那一年，李耳忽然辭職，騎著一匹青牛，向西而去。穿過秦國的散關（陝西寶雞西南）時，鎮守關隘的司令官（關令）尹喜說：「你就要隱居了，盼望能給我們留下幾句話。」李耳就在那裡寫下了舉世聞名的《道德經》，然後出關而去，從此不知影蹤。

《道德經》也稱為《老子》，只是一篇五千字的短文（在那個時代，寫字是用刀刻在燒燙的竹片上，五千字已夠這位老頭受的了），李耳把宇宙發展的自然法則，命名為「道」，這就是道家學派的起源。

不過李耳跟孔丘不同，他沒有野心，也沒有門徒，因之也沒有發自門徒口中對自己的一些頌揚。但他仍被後世的學者尊奉為道家學派的始祖，《道德經》也被尊奉為道家學派的經典。

李耳的思想是對強梁世界的一種消極反應，是人類遇到不可理喻，而又無法抗拒的壓力時的一種自解自慰的心理狀態。他曾從他的老友常從那裡，得到最大的啟示。

有一次，常從張開口問李耳說：「我的舌頭在嗎？」李耳回答說：「在。」常從又問：「我的牙齒在嗎？」李耳回答說：「不在了。」於是他立刻領悟到柔弱者存在，剛強者滅亡的道理。

李耳的全部思想是：清靜，不要作為，任憑事物自然發展。李耳說，這樣做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柔弱的，會馬上傾覆，可是實際上不但不會傾覆，反而更為堅強，因為它的發展是辯證的，極弱即是極強，後退即是前進，酒杯太滿了必定溢出來，月亮太圓時必定缺下去。所以，李耳主張不要進取，只要耐心，不作為就是有作為，自然演進就是納入規律。也就是說，什麼事都不要做，就是已經做了很多重要的事。

墨翟，魯國人，孔丘的同鄉。但他在宋國（河南商丘）的時候居多，從沒有當過官，也從不去追求當官。他的中心思想是博愛、和平、反浪費、反享受、反侵略——不是反戰，而只是反侵略。

跟孔丘一樣的是，他也擁有數目龐大的門徒。跟孔丘不一樣的是，他的門徒有嚴密的組織。孔丘的門徒全力從事於歌頌孔丘，而墨翟的門徒則全力從事於實踐墨翟的理想。所以墨翟不僅建立了被稱為墨家的學派，還建立了墨黨——為實行墨家學說的行動集團，這應該是歷史上第一個民間政治性的組織。

有一次。楚王國在科學家公輸班（即魯班）的協助下，製造雲梯，準備征服宋國。墨翟聽到消息，為了拯救他的第二祖國，他從魯國首府曲阜（山東曲阜）狂奔十晝夜，趕到楚王國首都鄀城（湖北鍾祥西北人曲阜到鄀城航空距離610公里，千山萬水，盤旋彎曲，即以最低限度兩倍計算，也有1400公里，只走了十天（那時代還沒有馬匹，全靠徒步），可看出支持他拚命奔跑的愛心。

到了鄀城，就在楚王面前設置沙盤，演習攻防。公輸班用九種方法攻擊，墨翟用九種方法防禦。公輸班不能取勝，最後，公輸班說：「我還有最後的一著，但我不說出來。」

墨翟說：「我知道你還有最後的一著，但我也不說出來。」

楚王聽不懂他們的啞謎，墨翟說：「公輸班不過以為殺了我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我的三百餘門徒在禽滑厘率領下，已進入宋國，登城協防，等待作戰。」

楚王於是下令取消這次軍事行動。

正因為博愛與和平之故，這位思想大師提出若干問題。諸如：為什麼在街上殺一人是犯罪，而在戰場上殺一萬人是英雄？為什麼搶奪別人的雞鴨是盜賊，而搶奪別人的國土是名將？為什麼人民要忍飢挨餓去供養統治者享樂揮霍？為什麼人民要把政權交給一家人世代相傳？為什麼一個人死後要用活人殉葬？為什麼埋葬一個死人要花費那麼多錢？為什麼父母死了，兒子要守喪三年，不去從事勞動生產，卻平白受人供養？

這些問題的提出，都冒犯到被隱蔽著的社會上的既得利益階層，顯示墨翟的高度智慧和高度勇氣。也顯示出墨家學派跟儒家學派恰恰相反，墨家學派追求的是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和新的人際關係。

墨翟死後（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逝世），他的門徒把他生前的言論編纂為一本書，命名《墨子》，作為墨家學派的經典。

李俚，我們對他所知道的太少，只知道他在紀元前5世紀末葉，擔任晉國高級官員。晉國分裂后，繼續擔任魏國高級官員。他指出米價太貴對消費者有害，米價太賤則對農人有害，並創辦「平糴法」，即控制米價在一個水平程度，使魏國成為戰國時代初期的超級霸權。李俚又參考各國的法律，綜合成為一部法典，命名為《法經》，是最古老的成文法典之一，內容全是刑事範圍，有「盜法」、「賊法」、「囚法」、「捕法」。法家學派認為，君主擁有絕對的權威，法律是幫助君主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

儒家墨家都有創始人，他們雖沒有宣稱他們創造了一個學派，但孔丘和墨翟很明確地被承認是領袖人物。道家雖沒有創始人，但以後思想相同的學者卻追認李耳是道家的始祖。

法家則真正是一個沒有首腦的思想巨流，李俚只不過時代最先，我們姑且用他來加強印象，事實上更先的還有五霸中第一霸齊國宰相管仲，他是一個典型的法家，而且用法家的政策使齊國強大。但所有被稱為法家的學人，並無意自稱一個學派，更無意組成一個類似儒家墨家那樣的門徒集團。他們只是共同具有法治思想，這思想跟上述三家思想相異，尤其是跟儒家，幾乎針鋒相對。

我們可以用幾句簡單的話作為總結，儒家思想是保守的，認為社會是退化的，最好的永遠是最好的，而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不如過去，未來不如現在，所以必須事事以古為法，至少也要保持現狀。

道家的思想是逃避的，把人生的富貴尊榮，看得都像天際的浮雲，絕不追求，也不跟人競爭，如果有人競爭，他們就立刻退讓，使對方在沒有對象之下自行崩潰。

墨家思想是宗教的，像一個苦行僧，無條件為他人分憂，在人類未能全部快樂之前，他們不單獨快樂。

法家思想是一種統御術，認為崇古是一種罪惡，最好的時代不是過去，而是現在。只有君主嚴厲的實行法治，才能發揮國家的功能，完成秩序與和平。

五、孟子·莊子·屈原

大黃金時代百花怒放、光芒四射的學術界，各種哲學和各種政治思潮，到了紀元前四世紀更為輝煌燦爛。吳起、孫臏、商鞅、蘇秦、張儀一系列英雄人物的際遇事迹，說明新的思潮中最進步的一部分已經得到付諸實施的機會和發生推動社會的力量。

傳統的貴族統治在迅速崩潰，平民中高級知識分子的地位在國內和國際，開始成為政府的主要支柱。以致各國君主都以延攬他們作為重要的國策。齊宣王田辟疆，他在位時，在首都臨淄（山東淄博東）稷門附近，建築一個龐大的國際學人區，稱為「稷下館」，專用來招待各種專家。這個稷下學人區中，街道寬廣，樓廈相連，每位學人都有一份等於政府國務官（大夫）的薪俸。所以在本世紀（前四）後期，齊王國的文化水準最高，人才最盛。

學術不但已獲得自由研究的環境，也獲得社會的尊敬，各家各學派都有突飛猛進的發展。我們無法詳細敘述，因為它是思想史上的精華，大黃金時代的主要成就之一，有千萬種專門著作表達之。我們只能具體的介紹繼老子、孔子、墨子等這些春秋末期各流派的開山巨子之後，在百家爭鳴最為輝煌時期出現的最有影響力的三位巨子，作為代表。

這三位巨子是：儒家孟軻、道家莊周和詩人屈原。

孟軻，鄒國（山東鄒城）人，魯國三桓之一的孟孫的後裔，是孔丘的第四代門徒，屬於稷下學人的行列。他富有財產（這財產來自於奴隸或來自於土地，還不得而知），生活豪華，當他遊說各國時，乘車數十輛，僕從和門徒百餘人，聲勢奪人，縱使宰相出巡，也不過如此，這跟蘇秦、張儀以及其他平民出身的貧窮學人，迥然不同。

儒家學派的理論體系，發展到孟軻而完全成熟。修正是有的，如孔丘的正名主義在孟軻學說中已被貶為次要，因為貴族沒落，平民（包括奴隸）升起已成定局，硬把「楚王」正名為「楚子」的時代已經過去，再不能維持固有的名份了。但孔丘的崇古精神，孟軻卻全部繼承，而且更發揚光大。

孟軻最主要的政治思想，是分辨「義」、「利」，即堅持一切以仁義為基本，強烈地反對功利。我們不能單憑字典上孤立的解釋去了解仁義功利的區別，必須在實踐中去了解它。

紀元前320年，孟軻晉見魏惠王魏罃（又稱梁惠王），惠王問他說：「你老人家不遠千里而來，有什麼利於我們國家的嗎？」

孟軻回答說：「大王何必說利，只要說仁義就夠了。大王說：『怎麼利我的國家？』大臣們說：『怎麼利我的家族？』平民說：『怎麼利我自己？』上下都爭奪利，你的王國就危險了。萬輛戰車的王國，殺他君主的，必是擁有千輛戰車的大臣。千輛戰車的王國，殺他君主的，必是擁有百輛戰車的大臣。假如大家只講仁義，不講功利，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惠王當時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孟軻在魏王國的遊說徹底失敗。

從上面這番說話可看出孟軻反對功利，但他的仁義理論卻仍然建築在功利的基礎之上。孟軻又說：「為國家開闢土地，充實國庫的人，現代人稱他們是英雄，古人稱他們是民賊。為國家締結聯盟，攻戰必勝，現代人稱他們是英雄，古人稱他們是民賊。」這種民賊必須排斥，於是孟軻聲言：「勇敢善戰的將領，應處死刑。能廣結盟國的外交家，應處次一等的刑。墾荒拓地的移民，應處再次一等的刑。」

孟軻這段話，可能是對某一種特定的事情有感而發。但一旦實行起來，結果將是一種悲慘的場面，那就是：為國家圖富強，為人民謀福利和為抵抗侵略，捐軀戰場，折衝國際的英雄和外交家，都成了民賊，要被剷除。

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紀元前4世紀九十年代時，滕國（山東勝州）國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兒子姬文公即位，向孟軻請教：自己應該為國家做些什麼？孟軻指示姬文公首先應該「服三年之喪」，必須為死去的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間，不準吃肉飲酒，不準聽音樂，不準跟妻子同房，不準參加任何社交活動，不準處理任何公私事務——這一項最重要，一處理公私事務，便是功利，不是仁義了。更不準從事任何勞動，只准穿粗布衣服，蓋粗布被。睡在草地上或木板上，專心專意的悲哀，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口吐鮮血，或昏迷不醒。這種行為被稱為「孝道」，是達到仁政的必要步驟，也是仁政的具體表現，國家由此即可治理。

但孟軻的基本思想是民本主義的，他嚴厲地譴責暴君，他認為暴君並不是君主，而只是一個「獨夫」，人民推翻他、甚至殺掉他都是合理的。——孟軻這種突破時代的主張，曾引起以後很多帝王的不悅，直到14世紀末葉，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還為了孟軻這種激烈的思想，大發雷霆，下令把孟軻逐出聖廟。

孟軻卓越的貢獻在於他強調經濟成長的重要性，認為經濟衰退，道德即跟著衰退；道德衰退，社會秩序即不能維持，國家即受到傷害。政府和君主的第一樁重大的責任，是使人民安居樂業。如何使人民安居樂業，孟軻提出「仁政」，他主張盡量少用刑罰，盡量減少賦稅，使人民安息。他厭惡他所處的戰國時代，希望回到古時候儒家學派所稱頌的堯舜時代。

孟軻在紀元前3世紀初逝世，跟當時大多數失敗的遊說之士一樣，沒有人注意他。可是他的言論被門徒們記載，定名《孟子》。大黃金時代結束后，被儒家學派尊為經典之一，孟軻才被人記起來，而且尊奉到僅次於孔丘的地位，被稱為「亞聖」——第二位或次一等的聖人。

莊周，宋國人，曾經在他的故鄉蒙縣（河南商丘）當過低級的地方官員（漆園吏）。他跟老子沒有絲毫淵源，但他大體上尊崇老子的學說，而在程度上更為極端。老子的思想是逃避的，認為逃避即進攻。莊周的思想則是頹廢的，認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發生的，都是正當的。他說：「鴨子的腿雖然太短，你給它接長，它必然害怕。白鶴的脖子雖然太長，你給它截短，它一定悲哀。凡是長的不要強迫它短，凡是短的不必強迫它長。」所以連逃避都懶得去做，而只求苟且地活下去，任憑外在形勢的宰割辱弄，自己只保持精神勝利。

莊周反對對任何事情認真，因為世上根本沒有真。他說。「我們兩個人爭執，你勝了我，就是你對了嗎。我勝了你，就是我對了嗎。可能兩個人都對了，也可能兩個人都錯了，沒有人能作公正的判斷。使贊成你的人判斷，他既然贊成你，怎麼能公正。使贊成我的人判斷，他既然贊成我，怎麼能公正。使反對我們的人判斷，他既然反對我們，那就更無法公正。我們連誰是誰非都不知道，怎麼能依靠是非。」

是非無法肯定，善惡自然也無法肯定，所以也不必發揚善和反對惡。不但抽象的事物如此，莊周認為他自己這個人是否存在，同樣的也都無法肯定。有一天，他做了一個夢，夢見變成蝴蝶，飛來飛去，十分快樂。醒來之後，他就宣稱他弄不清是他在夢中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在夢中變成了他。據說楚威王羋商曾請他去當宰相，他不肯去，他說，他寧願當一個在污泥中爬行的活烏龜，而不願當一個被敬奉在神廟裡的死烏龜。莊周的妻子逝世，他並不悲哀，反而敲著盆子高歌。在他看來，死亡跟生存沒有差異。

和老子一樣，莊周也沒有門徒，他的著作《莊子》，據說是由他自己寫出來的。後世崇拜他的學人，拿來跟李耳的《老子》——《道德經》，並列為道家的經典。他們的學說，並列稱為「老莊哲學」。道家學派發展到此，也完全成熟。

——孟軻把紀元前24、23世紀黃帝王朝第六任唐堯帝伊祁放勛和第七任虞舜帝姚重華，納入儒家系統，努力崇拜。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道家學派的學者把紀元前27世紀黃帝王朝第一任黃帝姬軒轅也納入道家系統——以後便把他納入道教鍊金術、長生術的巫師系統，並替他寫出相當多的著作。所以除了「老莊哲學」外，對道家思想也稱「黃老哲學」。伊祁放勛、姚重華、姬軒轅在地下如果知道他們被化妝的如此偉大，一定樂不可支，恐怕要大大的幹上一杯。

屈原，楚王國人，歷史上第一位留下名字的文學家和詩人。他在楚懷王羋槐政府中擔任高級官員，負責文書方面工作，楚王國的文告法令，都由他執筆。但他得罪了最有權勢的宦官靳尚——後面文章我們要說的張儀之所以能把楚懷王像呆瓜一樣玩弄於手掌之上，全靠賄賂這位宦官。

屈原反對懷王的這種外交政策，使靳尚大不愉快，他告訴懷王說：「屈原太輕浮了，你吩咐他做的事，他常誇口說非他不行，鬧的全國皆知。」

於是懷王把屈原貶黜，命他擔任較低的職務（三閭大夫）。紀元前299年，秦昭襄王贏稷邀請楚懷王到武關（陝西商南）會談，屈原反對，楚懷王也不想去，但他的幼子羋蘭恐怕開罪強鄰，力勸老爹前往。結果楚懷王在武關被囚，屈原就對羋蘭抨擊，羋蘭惱羞成怒，把屈原貶到南方蠻荒地區。屈原走到汨羅江（湖南汨羅），痛恨政府的腐敗無能，感傷自己因太忠心而獲罪，於是把石頭綁在自己身上，投水而死。

——這是一個愛國詩人之死，他投水的那一天是陰曆五月五日，後來中華人稱這一日為「端五節」——當時人們稱初一日初二日……為端一端二……每逢端五節，江南一帶廣泛地舉行划船競賽，表示對屈原的營救工作，一直進行不輟。

屈原的長詩《離騷》，敘述他對國家的熱愛和悲憤，大部分使用楚王國的方言，即在當時，雖然仍用的是漢字，但不經過註釋，一般人也不容易了解。屈原以後的詩人還有宋玉、景差，後人把他們的作品集成一書，名為《楚辭》，即《楚王國詩歌選集》，《離騷》是其中的第一篇。跟北方文學《詩經》對稱。

《楚辭》是具有異國情調的南方鄉土文學，保留著楚王國的風俗習慣和特別的語法。

六、諸子百家

儒、道、墨、法四家思想，是大黃金時代四種重要的思想。然而，不僅此四家而已，當時曾有「諸子百家」的稱謂，以形容新思潮的蓬勃奔放。不過在歷史上留下記載的重要思潮，包括儒道墨法在內，只有11家。我們把它列出一表，註明它們的主要學者和主要著作，以代替長篇累牘敘述：

（編者註：《離騷》等入小說家只是作者的分法。與傳統的分法不同。傳統分法是有的入賦家，有的入楚辭類。）

諸子中的「子」字，在大黃金時代最為流行，它有兩種意義，稱人時意義是「先生」，稱著作時意義是「全集」。如「孟子」，稱人時指「孟軻先生」，稱著作時指《孟軻全集》。如「公孫龍子」，稱人時指「公孫龍先生」，稱著作時指《公孫龍全集》。——只有李耳，據說因為他太老了的緣故，特別尊稱他為「老子」，同時也用此稱他的大作《道德經》。

「諸子」，即「眾先生」，也即「各種著作全集」。有時候對各種著作，統稱為「諸子書」，這就比較清楚多了。在大黃金時代之後，為了表示推崇，對人偶爾還有「子」的稱呼，但對著作，稱「子」的混亂風氣才全部絕跡。

前四家我們稱它是一種學派，后七家實質上是一種專門知識或一種專門行業，跟哲學無關。但雖然跟哲學無關，卻踉學術思想有關，每一種都有它的理論基礎和重要著作，全部是大黃金時代新興的思潮，從前根本沒有，以後也很少出現——即使偶有出現，也被已經定為正統思想的儒家所排斥輕視。

促成這個偉大景觀的原因，大概有下列二項：

1、社會結構劇烈變動中所產生的紛亂、黑暗、貧富不均和平民生活的痛苦，一些平民階層的知識分子，遂有高級情操上的反應，各人按照著各人認為正確的方向，提出拯救世界，消滅貧窮的方法。

2、傳統的權威，即世襲貴族統治的瓦解，像從苗圃上搬開了沉重的石頭一樣，新的花草容易勃興。各國政府為了保持生存，不但不再支持舊的權威，反而打擊舊的權威，幫助新興力量建立新的權威。如各國國君大多數都拋棄貴族政治，競爭著從平民和奴隸群中，選拔人才——包括政治家、軍事家。對新興思潮，是一種強大鼓勵。

不僅僅百花惡放，百家爭鳴而已，中華人的思想已進入無涯的空間，充滿了想像力，奔騰馳騁，彩虹四起，處處是活潑的靈性和豐富的生命。

大黃金時代是中華人最興奮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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