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民族是什麼時候形成的？

漢民族形成問題論爭

作者：王興

民族問題與國家統一、文化認同等密切相關。在近現代學術發展史上，有關民族問題的探討常常受到學者關注。20世紀50年代關於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成為古代史若干重大歷史理論問題，即「五朵金花」大討論中的一朵「金花」。這場討論持續時間雖然不長，但在20世紀有關民族問題的探討中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

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討論

20世紀初，國人已經逐漸意識到，簡單地套用西方民族學理論，很難解釋中華民族的發展進程，梁啟超、孫中山、李大釗、羅香林等人對中華民族的源流、演變等作了梳理，對民族的定義及其他理論問題作了較為詳細的闡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王桐齡、呂思勉、林惠祥分別撰寫了三部《民族史》，這是民族史作為一門專史正式確立的標誌。抗日戰爭時期，顧頡剛、傅斯年等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討論，促使當時很多學者思考民族問題與現實政治的複雜關係。整體而言，新成立前，學界主要是以中華民族為主體來探討相關民族問題，對民族的定義、中華民族的獨特性等方面都作了闡述，這為50年代關於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作了理論上的鋪墊。

新成立初期，劉桂五《關於民族定義和漢民族形成問題》（《學習》1950年第1期）、榮孟源《關於斯大林的民族定義問題》（《學習》1950年第12期）認為，秦始皇統一以後，漢族已經形成為民族。華崗《民族解放運動史》（三聯書店1951年）認為，自秦漢以後，就出現了以漢族為主的中華民族。1952年，陳郊提出不同看法，認為中華民族、民族解放運動形成並出現於鴉片戰爭時代。在此後的爭論中，華崗、陳郊仍堅持各自觀點。他們二人之所以持有不同觀點，主要原因在於各自對民族和民族運動的定義有所不同。陳柏榮也認為華崗的觀點有可商榷之處，資本主義以前並沒有民族的存在。不過，當時的民族問題研究「還未形成熱點」。

漢民族形成諸問題之爭

1952年，蘇聯歷史學家格·葉菲莫夫在訪華期間，與學者談到了他在蘇聯所作的報告《論民族的形成》，介紹了其中有關民族理論的看法。1953年，該報告發表於蘇聯《歷史問題》雜誌，並被譯成中文，刊於《民族問題譯叢》1954年第2輯。該文的主要結論是「民族曾具有半殖民地國家資產階級民族所固有的許多特點，它是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間形成的」。此文引起史學界關注。葉菲莫夫沿用斯大林對民族的定義，得出「民族」是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間形成」這一結論，與的歷史實際、現實民族認同理念和民族政策發生抵牾。因此，的歷史學家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范文瀾於《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發表《試論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一文，認為漢民族形成於秦漢時期。他闡述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的關鍵詞就是歷史的「獨特」二字，認為漢族自秦漢以下「是在獨特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獨特的民族」。

該文發表后，引發了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的熱潮，討論範圍從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擴展到全國，《歷史研究》《新建設》《教學與研究》等刊物發表了系列文章。1957年5月，《歷史研究》編輯部編輯的《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集》（三聯書店1957年）出版，全面反映了當時對該問題討論的情形。關於漢民族形成的時限，大體形成四種意見：秦漢之際形成說、明代後期形成說、清代形成說、鴉片戰爭后形成說，代表人物分別是范文瀾、楊則俊、康拉德、葉菲莫夫。當時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就是否贊同范文瀾的觀點而言，又可分為兩部分，論辯焦點集中於漢民族形成的時限以及是否為資產階級民族。

具有深遠影響

審視20世紀50年代關於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第一，對民族、國家、族群等概念的辨析，是探討漢民族形成問題的關鍵，對民族所下的定義不同，對相同問題的探討便會得出不同結論；第二，對該問題的討論，是在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四個特徵的定義下進行的，雖然論辯雙方的觀點有所不同，但都沒有跳出「民族」這一定義；第三，雖然這場討論主要關注漢民族的形成問題，但在討論過程中，學者們對中華民族乃至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形成與演進也有所探討；第四，對該問題的探討與國內、國際政治形勢具有緊密關係，針對葉菲莫夫的觀點，學者有所回應，后因中蘇關係惡化等因素，討論未能繼續下去。

50年代關於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及成果，對60年代關於民族譯名統一問題的討論，以及80年代后關於民族問題的繼續探討，具有啟發作用。80年代后，翁獨健、白壽彝、費孝通等圍繞歷史上民族的「多」與「一」的關係、民族間的「和親」現象等問題，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白壽彝主編的多卷本《通史》「導論卷」首章即探討了民族理論問題。與民族史、民族關係史有關的著述對漢民族的形成、民族共同體等問題均有述及。

雖然在持續時間及成果數量上，與其他四朵「金花」相比，「漢民族形成問題」這朵「金花」在50年代「曇花一現」，但從80年代起直到現在，歷史文化認同、多民族統一發展、國家及民族起源等重大理論問題日益成為熱點，其學術意義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