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第一代農民工的養老問題影響深遠

據媒體報道，第一代進城務工的農民為了的現代化建設走出了農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能力融入所務工的城市，也無法從不斷擴大的社會保障網路中受益。現在，他們面臨著在人生暮年仍要繼續工作的前景。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經暴露，並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關注。其中，建築業是這代農民工最主要的職業，也是最艱苦、最危險、最缺乏保障的職業。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在建築業結束了他們的「農民工」生涯后，又回到原點——農民——種地的農民。儘管從經濟收入來看，當農民工比當農民有所增加，但是，不斷攀升的物價，也讓他們的收入並沒有形成有效的購買力。相反，沒有社會保障留下的「後遺症」，則是這些收入根本無法彌補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能頂著已經花白的頭髮和已經難以站直的腰板，繼續依靠種地維持生活。

這就是第一代農民工的基本現狀。

客觀地講，在第一代農民工當中，也有一些通過「轉型」，如從事買賣、經營等留在了城市，過上了城市人的生活，甚至有少數人因為當上了「包工頭」而成為富翁，但是，能夠實現這種「轉型」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農民工在達到一定年齡以後，都干回了本行、回到了原籍——種地。

不知從何時起，出現了民二代、民三代不願再接過父輩的「旗幟」，不願再從事建築業等繁重勞動的，且對收入要求明顯高於父輩的現象。於是，有人指責，民二代、民三代變懶了、、變挑剔了、變得沒有吃苦耐勞精神了。實事求是地講，這樣的指責毫無道理，也讓人難以接受，更不公平。農民工可能在文化、技能、職業素質等方面，確實沒有城市人強，但是，這並不是農民工只能從事建築等行業的借口。更何況，民二代、民三代在文化、技能、見識等方面，已經完全不是當年的父輩，他們已經有能力與城市居民「叫板」，也完全可以對過於繁重的勞動和與勞動不相稱的收入叫「不」。對他們的「不配合」、「不沉默」，只能理解，而不能指責。他們也需要通過對工種的選擇、收入的要求表達自己的想法，爭取他們父輩曾經失去的尊嚴。

尊嚴，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平等的，也是必須具有的基本權利。對勞動條件和收入標準說「不」，不是民二代、三民代沒有他們父輩們的吃苦精神，而是他們更加註重自身權利的維護，更加註重他們也是平等的勞動者。要想讓他們繼續從事他們父輩曾經從事過的工作，就必須改善勞動條件和提高收入標準。否則，很多工種可能就真的找不到人。在找不到人與改善勞動條件、提高收入標準面前，如何選擇，不是農民工的事，而是城市管理者和建築業等經營者的事。

事實也是如此，城市的房價漲了那麼多，開發商、政府等從以建築業為基礎的房地產開發中獲得了那麼多的收益，對從事建築業等的農民工提高收入標準並改善勞動條件，尤其是為他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應當是政府與企業的自覺行動，而不是民二代、民三代提出的苛刻要求。相關法律已經對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身價」進行了重新界定，「同命同價」等也已經形成共識，為什麼對民二代、民三代對勞動條件和收入標準說「不」就不能理解呢？為什麼還他們與其父輩一樣「承受」呢？顯然，這是城市人、執政者、企業觀念沒有轉變的問題，而不是民二代、民三代的問題。

殊不知，富二代、富三代都在「轉型」發展，都開始從製造業、建築業等向資本、高科技、服務業等轉型，民二代、民三代當然也有權利向他們追求和嚮往的生活、勞動、收入等轉型，也有權利伸張自己的正義與權利。在這樣的情況下，解決問題的鑰匙也自然而然地應當在政府及其職能部門、企業手中去找，而不是民二代、民三代。而第一代農民工回到農村后的生活沒保障、沒著落，也從一個側面加深了民二代、民三代對自身權益維護的理解和選擇。如果不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解決第一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不讓民二代、民三代從他們父輩的晚年生活中看到希望，他們的選擇，可能會更加「挑剔」、更加讓城市人難以接受。

挑戰無處不在，民二代、民三代的挑戰，是對執政者思維和認識的再考驗。雖然從2009年起，各級政府也推出了一個農村養老金計劃，向60歲以上的老人每個月發放養老金。同時，還推出了農村醫療保險辦法。但是，從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的水平和標準來看，顯然是無法滿足廣大農民的基本生活和醫療需要的，更多的只是一種道義和方向。要讓民二代、民三代有足夠的信心，則需要進一步提高廣大農民、尤其是民一代的社會保障水平。

所以，面對第一代農民工遇到的問題，以及民二代、民三代不願再無私奉獻和無條件接受城市人安排的生活，只有認真地去解決問題，而不是指責。指責，只會讓民二代、民三代提出更高的要求。到時候，勞動力成本會上升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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