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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總有刁民想害朕

1898年,陰曆的戊戌年。這一年所發生的事情在歷史上很有名,然而,其間最重要的那一百多天,即6月11日(陰曆四月二十三日)到9月21日(陰曆八月初六日),卻始終有些謎沒有解開。哪怕今天最優秀的歷史學者,也無法巨細靡遺地再現這段歷史。

但立憲史,繞不開這一百餘天。

讓我們從一份詔書開始。

四月二十三日,光緒下詔定國是,詔曰:

數年以來,變法自強運動蒸蒸日上,然而輿論分歧,殊無定見。所以朕要下詔釐定國家大政方針,你們哪,要努力向上,發憤圖強,既要明聖賢義理,以為根本,又要博採西學之長處,專心致志,精益求精,以期成棟樑之才,為朕分憂解難哪。

定國是詔,1898年6月11日

大意如此。

這份地位突出的詔書,今日看來,其實平平無奇,其中見識,只是對洋務派一些見解的重申。唯一實際開始操辦的,也就是詔書中的京師大學堂而已。但從這一天起,變法開始了,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為康有為無疑。

康有為的變法建議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這麼幾條:廢除八股取士,改試策論;設議院;開制度局;開懋勤殿。光緒聽了康有為的不少建議,當然也聽了許多其他人的建議,在短短的一百多天時間裡,對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作出全方位改革,其力度之大,在世界歷史上也罕有其匹。

按照傳統說法,變法觸動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利益,故而在短短的一百多天後,變法曲終人散。當康黨知道自己和光緒處境危急時,不惜鋌而走險,打算聯絡袁世凱發動政變,欲「圍園劫后」,然而終究因袁世凱告密而功虧一簣,乃有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慷慨悲歌。

戊戌六君子

這次變法,被視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其失敗,根本原因也被歸結為資產階級的弱小。

對歷史進行定性是一件危險的事,給歷史人物戴上臉譜也是相當不負責任的。至少在戊戌變法中,有些事,並沒有那麼簡單。

從頭看起吧。

在當時的那個年代里,有識之士們早已感受到了時代的不同尋常,變法已經成為某種時不我待的普遍訴求。任何變法都要觸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這當然是對的。但在戊戌年,頑固派並沒有後人所渲染的那般強大。事實上,冷眼看變法一身清凈的李鴻章,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甚至慈禧,都對變法沒有異議。變法是一種必然,一種共識,稍有點見識的人都有這個想法。要說頑固派,當然也是有的,尸位素餐得過且過的人哪個時代都有,但在當時的大環境中,很少有人敢跳出來與時代潮流為敵。

雖然變法是一種共識,怎麼變卻是要好好琢磨的。有些人覺得應該慢一點,有些人覺得應該穩健一點,有些人就覺得,要快一點,再快一點。

康有為就是最後一類人。

康有為,徐悲鴻油畫

但他的動機並不單純。

康有為的變法建議重點之一,是設一個叫做制度局的機構。按照康有為的設計,制度局的功能是審定全規、重立典法、制定官制,這個機構名義上是皇帝的諮詢機構,實際上很顯然是一個決策機構。為防止政令不出制度局,康有為還要為它設置十二個配套的執行機構,稱十二局。聽起來也沒什麼不好,但要知道,大清朝的主要權力機構是軍機處和六部,軍機處負責決策,六部負責執行。如果制度局十二局設立,原有機構必然會被架空。

這當然是康有為的計劃。光緒賞識康有為,康有為如果能借著這種賞識讓光緒設立了制度局,就能夠堂而皇之升堂入室,成為真正的決策者,康黨自然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實際執行者,而原來的其他掌權者們,等若被掃地出門。康有為的這個小九九,人老成精的高官們當然不可能看不出來。變法期間,康黨的變法措施多得到朝廷各部門首肯,但唯獨這一點,屢受抵制而無法成行。康有為後來把制度局換個名稱叫懋勤殿重新向光緒提出建議,意思其實是一樣的。當然,大清國的老人精們,意思也跟以前一樣。精明的老佛爺當然更不至於上當。

光緒(1875-1908)

制度局是一個相當奇怪的機構,它的目的無疑是集權。但據康有為說,自己是想開設議院的。康有為1911年出版於日本的《戊戌奏稿》中言道,他曾經代大學士闊普通武上《請定立憲開國會折》,稱「東西各強國之所以強大,是因為立憲法開議院」,因此要求設立君主受治於憲法的制度,這個提法與君主立憲倒是有共通之處。然而,闊普通武的原折是:

擬請設立上下議院,無事講求時務,有事集群會議,議妥由總理衙門代奏,外省由督撫代奏。可行者,酌用;不可行者,置之。事雖議於下,而可否職權仍操之於上,庶免泰西君民爭權之弊。

這是議會?這是君主立憲?顯然不是。也就是說,康有為《戊戌奏稿》的記載不是真的。至於為什麼造假,道理倒是很簡單。其時立憲法開議院之議風行天下,而康有為拿出《戊戌奏稿》的意圖是向天下人表示:你們這些low貨,你們玩的東西十幾年前老紙就玩過了。康有為事後給自己臉上貼金的事情實在太多,這只是一個例子。後來康有為在外國暴得大名,和他的自吹自擂關係很大。

而在戊戌年間,康有為的目的顯然沒有立憲法開議院行民主這麼高尚。在他的變法建議中,隱含一個重要的目的:奪權。

康有為之心,路人皆知。高官們當然很不爽。

在康有為的建議下,光緒還做了兩件影響深遠的事。

其一是精簡機構、裁撤冗員,裁完后,僅在北京一處,就造成近萬人失業。你可能會想起一件往事:崇禎朝時裁撤驛站,裁掉了一個人,這個人叫李自成。大清朝丟掉飯碗的這些人,也難保沒有怨懟之心。

其二是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廢除八股是廢除科舉的前奏,在當時也只能到這一步。即便如此,也導致原本靠死讀八股的讀書人臉都綠了——這怎麼考?

一失官僚之心,二失士子之心,這變法要想繼續推行,其實難得很。因為你的變法,不是斷自己的腕,而是斷別人的腕。所以要麼只能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要麼就只能靠蠻力而且不用在乎別人送給你的罵名。

另起爐灶靠孫文,不怕被罵的是雍正。光緒兩者都不是。

的確,不論是精簡機構,還是廢除科舉,都不能說是壞事。但在一百多天的時間裡幹了這麼多事,很難說經過深思熟慮,後果會如何,沒有人真正想過。哪怕是晚清最終廢除科舉,到後來數十年間軍閥混戰,也不能說兩者間完全沒有關係。胡適說,士農工商四民社會,以士為重心,科舉一廢,重心一失,才有了後來的亂象頻仍。

當然,這是后話。

所以,哪怕是出於好意的改革,也不能不慎之又慎。而在當時,不論是康有為,還是光緒,都過於急功近利。

步子跨得太大,是會摔跤的。這個跤,自然是摔在慈禧太後面前。

慈禧(1835-1908)

在光緒和慈禧之間,原本維繫著較為微妙的平衡。光緒早請示晚彙報,大事要慈禧拿捏。慈禧對光緒的大部分動作也較為放心,光緒要變法,也由著他去,不願去事必躬親,也不必干涉。

但七月十九日出現了一次例外。光緒擅自罷免禮部六堂官,次日任命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為新任軍機章京。這是大事,但沒有經過慈禧。慈禧很生氣,後果在當時倒也不算特別嚴重,因為按例慈禧也沒有辦法否決光緒已經做出的決定。

然而,光緒無視慈禧權威的做法,讓慈禧芥蒂甚深,這個結果就不太妙了。

兩者間的緊張關係,敏銳的朝臣們看得出來,康黨也不傻。當然,康有為也很有點名偵探小五郎的想象力,他認為,慈禧想在秋季天津閱兵之際,借直隸總督榮祿之手發動兵變來廢黜光緒。

這實在是有點異想天開。慈禧若想廢掉光緒,分分鐘的事情而已,沒必要跑到天津去。

但危機確實是存在的。光緒若倒,康黨將片羽不存,所以康黨要結交外援。這個外援,叫袁世凱。維新過程中,袁世凱與維新派過從甚密,所以康有為認為袁世凱為可用之人。光緒多半也有用袁世凱的念頭,兩下一拍即合。

用袁世凱的道理很簡單,袁世凱手裡有兵,而且是很有戰鬥力的新軍。康黨確實有借重袁世凱兵力的想法,光緒有沒有,並不清楚。

七月二十六日,光緒諭袁世凱進京陛見,袁世凱就此進入政變的風暴之中。

袁世凱(1859-1916)

此外,當時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在北京,這個人是日本的伊藤博文。坊間傳聞,康黨有意拉攏伊藤博文成為變法的設計師,而光緒打算認可,決定八月初五接見伊藤博文,聘其為客卿,總理新政事宜。如果傳聞為真,有人認為,後果很嚴重:「依藤果用,則祖宗所傳天下,不啻拱手讓人。」

這些人坐不住了。

八月三日晚,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要求太后立即訓政。太后決定,次日返回西苑去找光緒。

是夜,還發生了另一件事。譚嗣同隻身去找寓居法華寺的袁世凱,請袁世凱帶兵圍頤和園,劫持慈禧太后。此事在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中有傳奇般的記載。我一直很好奇,當時梁啟超並不在場,何以連袁世凱的「笑而不言」、「怒目視曰」、「正色厲聲」都能描摹得如此傳神。

對這兩件事,光緒都不知情。

伊藤博文其實是小事,光緒的用事自專卻讓慈禧太后很不舒服。初四晚,慈禧與光緒會面;初五,慈禧沒回頤和園;初六,慈禧開始訓政。其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讓慈禧完全打定了訓政的念頭,很難有一個定論。

但肯定不是因為袁世凱的告密。

袁世凱八月初五回天津,而慈禧初三日決定趕往西苑,哪怕袁世凱當天就向榮祿告密,榮祿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把消息傳回。

所以,慈禧一開始也僅僅是想捉拿康有為等人,還沒有殺人的意思,但到後面處決六君子,則是因為接到了袁世凱關於康黨圍園劫后的告密。這中間,存在一個時間差。袁世凱雖然告了密,那也是後來的事。

說實話,我個人並不喜歡袁世凱,但這裡要為袁世凱說句公道話。慈禧的動作迅速,光緒失勢、康黨樹倒猢猻散已是既成事實,而你知道康黨的一個大陰謀。換是你,你不怕惹火上身?

袁世凱不是君子,見風使舵的事情是有的,康有為也不是聖人,為他賣命並不值得。

可嘆的只是光緒。

瀛台

八月十九日,慈禧親自審訊了光緒和珍妃身邊的大小太監一十四名,當場打死四個,次日扔進萬人坑。

八月二十三日,瀛台涵元殿的四扇門被裝上門栓。

八月二十四日,涵元殿附近新建四座簡易棚房。

八月二十五日,涵元殿樓梯及瀛台所有建築的門座被全面封砌。

九月初四,公布光緒病情,著各地選送名醫進宮。

十一月十九日,三面環水的瀛台太液池結冰。當日,一批人鑿開冰層。此後每天,都有人跳進太液池攪動池水,防止水結成冰。

十二月十一日,光緒想要幾件樂器排遣解悶。此事,慈禧說:准了。

光緒百無聊賴的軟禁生活中,連打發時間的小事都要經過批准。這樣的日子,光緒還要再過十年。

持續了一百多天的戊戌維新,至少有這麼幾個問題值得反思。

戊戌維新與資產階級無關,仍舊是知識群體的自救行動,其失敗當然也不能歸因於所謂資產階級的弱小;戊戌維新更不以君主立憲為目的。

戊戌之敗,不在所謂頑固派的絞殺,而在改革過急、進退失據,在光緒無法維繫與慈禧太后之間的權力平衡。

戊戌年間的英雄不是康有為,康有為因其野心和淺薄學識而要對變法失敗負上很大責任。袁世凱當然更不應該背上那口大黑鍋。

還有件事需要提一下。在京城變法如火如荼的時候,李鴻章在賦閑冷眼旁觀,張之洞則與維新派漸行漸遠。張之洞原本與康有為有交情,但一來康有為的為人,張之洞並不喜歡,二來康有為的「異端邪說」,張之洞也很討厭。張之洞、陳寶箴一派,原本是清政府中舉足輕重的主張改革的政治集團,但張之洞從不認為改革能夠一蹴而就。張之洞作《勸學篇》,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表明了一種調和哲學和穩健改革的心態——改是必須要改的,但不能掀桌子另起爐灶。

張之洞(1837-1909)

是年4月23日,張之洞接到一封電報,命他進京陛見。當時李鴻章因罵名而遠離權力,中樞無人可撐大局,以張之聲望、見識與能力,如果能入主中樞,穩健推行變法,可能戊戌年間的這齣戲,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結局。

張之洞不太願意趟渾水,推脫再三,還是不得不去。行至上海,張治下的湖北沙市發生沙市事件,朝廷只能命張之洞回湖北處理此事。這一去,張之洞再與中樞無緣。

當然,張之洞也不是決然與京城不通消息。相反,張還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情報網路,他的駐京辦主任,就是六君子之一的楊銳。

講道理,除了譚嗣同之外,六君子中大半與陰謀無關。

然而權力常常是不講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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