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一功臣，一年後卻成了「罪人」

在解放戰爭時期，北平的和平解放無疑意義重大，三千年古都、無數價值連城的文物得以保全，功莫大焉。

在我們的傳統敘事中，北平和平解放的最大功臣應該是傅作義；但在毛主席的眼裡，卻是另外一個人——「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

這位「張先生」，就是張東蓀，浙江杭州人。

在近代史上，這位張東蓀先生絕對是一位牛人。他是第一代官派日本留學的學生，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回國后還被皇帝召見，賜予格致科進士。民國成立后，擔任過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府秘書，參加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會議，還是民盟的創始人之一，新成立后，又出任中央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要職，是上個世紀前50年非常傑出的民主人士。

但在張東蓀自己看來，這些所有的榮譽、經歷，都比不過一件事，就是為北平的和平解放而奔走。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也稱讚他說：「東蓀先生倡議和平，乃冒險入城奔走斡旋，以為保全。……杯酒之間，化霧瘴為光明。」

那是1948年底，解放軍百萬大軍兵臨城下，解放北平只是早晚的事，但毛主席等中共領導人卻出於保護古都的良苦用心，提出跟傅作義談判，希望能化干戈為玉帛，保全古都。

但北平是傅作義的身家所在，豈能心甘情願地拱手相讓？幾輪談判后，雙方陷入了僵局。怎麼辦？中央找到了張東蓀，想通過他的社會地位，來做中間人，勸說傅作義早日投誠。

正是在張東蓀不計得失的奔走下，傅作義才最終同意了中共提出的要求，將北平古都完整地保存了下來，沒有損害一草一木。

（圖：毛主席進入北平，張東蓀（左二）等民主人士在機場迎接）

新成立后，因張東蓀的社會地位和他的巨大功勞，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等要職。

然而，還不到一年，張東蓀的命運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

這件事，被有些所謂的「自由知識分子」們斷章取義，用來抹黑那一代領導人。但實際上，張東蓀的命運怪不得別人，只是一個天真的知識分子常犯的幼稚病。

早在建國前，張東蓀就曾跟毛主席、周恩來等人見過面，張東蓀主張親美，認為新要想和平發展，就不能跟美國作對，更不能充當美國與蘇聯鬥爭的犧牲品。應該說，張東蓀的想法不能算錯，用意也是為了國家著想，但毛主席、周恩來這些頂級政治家看問題的角度，肯定跟這些自由知識分子是不一樣的。

在建國前，這樣的意見衝突還只是思想層面的，也沒有引起雙方太大的爭論，但到了建國后，這個矛盾就開始凸顯出來了。

朝鮮戰爭爆發后，張東蓀得知美國可能要打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擔心被卷進去，出於愛國心理，就秘密聯繫上了一個美國的特工王志奇，希望能通過他來告訴美國，不要打。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張東蓀還給了王志奇一份政協的名單，甚至還有當時解放軍第九兵團的行動計劃。要知道，第九兵團是毛主席欽點解放台灣的主力兵團，後來又被派往朝鮮戰場，絕對是主力中的主力。

很顯然，張東蓀犯了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經常會犯的「幼稚病」，天真地以為美國會因為他一個人而改變戰略（當然，在心靈雞湯里這樣的故事到處都是），但實際上，他的舉動，有意無意地幫美國人獲得了非常重要的情報。看看第九兵團在朝鮮戰場上的慘烈經歷吧，不得不讓人痛惜！

後來，王志奇被公安機關抓獲，承認了自己是美國的特務，也供出了跟張東蓀的關係。於是，張東蓀也被判為「賣國罪」。連周恩來也痛心地說：「民盟出了個張東蓀，他在解放后還供給美國情報，這件事是不可饒恕的！」

就這樣，張東蓀從民族功臣，一下子淪落成了國家罪人。但毛主席指示說：「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養起來。」只是將張東蓀撤職，免去了他的牢獄之災。

晚年時，張東蓀對自己的行為也有所悔悟，曾作詩道：「書生謀國直堪笑。」

1973年6月2日，張東蓀病逝。在此前的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松成功訪華，與美國時隔22年後重歸於好。據說，張東蓀在臨終前對家人說了四個字：「還是我對。」

至於誰對誰錯，已經不重要了，政治層面的東西，實在不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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