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抗戰期間，為什麼中國出了那麼多漢奸?

隆重紀念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九·三」大閱兵雖已結束了，但回顧抗戰史，有諸多教訓與啟示值得每一個人銘記。

在這個問題上，有些西方人無知地評論說：人悲情太重，老揪著過去那點事不放，為什麼不能向前看呢?甚至個別學者也隨聲附和。

可是，面對抗戰歷史，人為什麼老是「回過頭去看」呢?我認為，問題在於我們是否已從中汲取了慘痛的歷史教訓，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足夠珍視並徹底繼承了抗戰勝利所積澱的寶貴精神財富和歷史啟示。

「九·三」大閱兵，最震撼人心的是「精氣神」

「九·三」大閱兵給每一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海內外媒體給予高度評價，尤其關注亮相的新武器、新裝備。作為一個有40多年軍齡的老兵，我所關注的不僅是武器裝備，更打動我的是受閱官兵所展現的神采。

在這次閱兵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精氣神」。回想一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人的眼神，1937年「七七事變」後人的眼神，那種無奈、無助和悲情，讓人心情沉重。

(9月3日，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圖為英氣逼人的受閱官兵。)

再看「九·三」大閱兵中所有人的眼神，受閱官兵尤其是基層官兵的眼神，炯炯放光，眼神里迸射出的那種自信、自強、自尊、自豪，像一團火一樣感染著每一個人。從這些高舉戰旗的軍人眼裡，投射出英武與神氣。

科技界對光線有「波動說」和「微粒說」兩種說法。觀看「九·三」大閱兵后，我更願意相信「微粒說」。因為受閱官兵通過眼神所傳遞的那種強大的「信息流」，直達心底、震撼人心。

創深痛劇的民族恥辱

近代以來，除卻抗日戰爭，在遭遇的其他戰爭中，勝利過嗎?答案是：沒有。不僅沒有勝利過，而且一敗再敗。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第一次對抗外敵侵略取得全面勝利的戰爭。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大英帝國用28條軍艦、1.5萬人打敗並迫使大清帝國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並賠款英國2100萬兩白銀;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其中英國18000人、法國7200人)長驅直入北京，將圓明園付之一炬。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英簽署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這是《南京條約》簽訂現場的圖畫。)

以2.52萬人的兵力長驅直入一個大國的首都殺人放火，在世界戰爭史上也算奇迹了;1894年甲午戰爭，大清國戰敗后被迫簽訂的《馬關條約》，開創了近代以來割地賠款的空前紀錄，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給日本，賠款兩億兩白銀。這是近代以來災難一個接著一個，並且上一場災難導致下一場災難的真實寫照。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可八個國家總共派了多少兵力?日軍最多，派出8000人，俄軍4800人，英軍3000人，美軍2100人，法軍800人，奧匈帝國軍隊58人，義大利軍隊53人。滿打滿算，以1900年8月3日由天津向北京發起攻擊時計算，七國聯軍加起來共有官兵18811人(尚有7000名德軍未趕到)，十天之內即攻陷北京。

當時，北京一帶的義和團團民約有五六十萬人、清軍約有十五六萬人，可北京僅十天就被打下來了。二戰時，希特勒進攻蘇聯，發動《巴巴羅莎》作戰計劃，當時希特勒講過一句話：蘇聯就是個「破草房子」，我一腳就能踹倒他。

事實證明希特勒錯了，他不僅沒能把蘇聯踹倒，反倒把自己的腿「踹斷了」，最終落得個滿盤皆輸的下場。但當年卻真的是個「破草房子」，誰上來踹一腳都能踹倒。殘垣斷壁搭起梁來支撐一會，又被人一腳踹倒;再撐起來，再被踹倒。

八國聯軍侵華后簽訂的《辛丑條約》第九款規定：「應允諾諸國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道無斷絕之虞。」自此以後，在華北駐屯的外國軍隊有英、美、法、意、日五個國家，司令部設在天津，約定人數為8200人，其中日軍為400人。

這就直接為「七七事變」埋下了禍根。辛亥革命期間，日本趁亂將「清國駐屯軍」改為「駐屯軍」，並暗中擴大編製，由400人擴編至「七七事變」時的六七千人。這就是「前一場災難導致后一場災難」的典型範例。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在「七七事變」前，日本侵略者實際上已經扼住我們的咽喉了?就是根據《辛丑條約》的規定，允許日本人在華北一帶駐軍，從而為後來的災難埋下了禍根。

(圖為《南京條約》簽字頁。)

如果我們不汲取歷史教訓，甚至遺忘了歷史，你能明了今天的是怎麼一步步走過來的嗎?我們又如何走向未來呢?遙想當年，兩國尚未開戰，日本人卻已抄到了京師以南，輕易就扼住了我們的咽喉，這是多麼創深痛劇的民族恥辱。然而，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就是從這樣的恥辱中走過來的。

一味妥協退讓，能換來和平與尊嚴嗎?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下決心抗戰。他說：「如果放棄尺寸土地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此話現在海峽對岸引用很多。

蔣介石下決心抗日，有基礎也有矛盾。他始終堅持「攘外必先安內」，但屢次「剿共」卻一直拿共產黨人毫無辦法，日本侵略者又步步緊逼，再不抗日，恐怕連「安內」的空間都沒有了，這是其一。

其二，國內外的巨大壓力。國內民眾強烈要求抗日、共產黨強烈要求抗日，英、美政府當時也給蔣介石施加壓力，從而形成了內外施壓的氛圍。

第三，就是「西安事變」的直接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回到南京后，拒不承認曾面見中共領導人周恩來。

但據現存美國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披露，「西安事變」期間蔣介石確與周恩來有過兩次直接面談，且是宋美齡把周恩來帶來的，蔣周面談並最終達成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國共合作協議。

當然，對於蔣介石來說，他內心也恨日本人。而且日本人對蔣介石也沒有什麼好感，後來日本人幾次與國民黨談判，最後都要求蔣介石下台，導致談判破裂。

所以，蔣介石抗日也是有一定基礎的，一是有感情上的基礎，二是有利益上的基礎。在這一點上，他其實對「九一八事變」后的決策處置是後悔的。

1932年6月，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翁文灝向蔣介石彙報並介紹了東三省的資源儲備情況，當蔣介石了解到東三省儲煤佔全國的60%以上、鐵礦佔82%等情況后，在日記里寫道：「驚駭莫名!東北煤鐵如此豐富，倭寇安得不欲強佔?中正夢夢，今日始醒。

甚恨研究之晚，對內、對外之政策之錯誤也。」東三省當時說丟就丟了，可蔣介石沒想到資源礦藏那麼豐富，他後悔了。這也是蔣介石決心抗日的動因之一。

我們說，蔣介石抗戰有感情的因素，也有利益的因素，但為何他明知要與日本作戰，卻遲遲不宣戰，一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對日宣戰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美國正式對日宣戰，國民政府才鼓足勇氣對日本「正式宣戰」。美國不宣戰，國民政府都不敢宣戰。都打成這樣了，還不敢宣戰，這不是值得檢討的問題嗎?難道因為勝利了，就能夠把這些問題一筆勾銷了嗎?

如果美國不對日宣戰呢?如果日本沒有偷襲珍珠港呢?這場由日本法西斯發動的侵略戰爭將打到什麼時候?據當時國民政府兵工署統計：各彈藥庫庫存子彈5億發，長江北岸有山炮、野炮炮彈12萬發，克虜伯野戰炮炮彈10萬發，合計22萬發，只夠20個師3個月的消耗量。

1937年7月31日，「廬山講話」剛過十幾天，蔣介石就邀請胡適、梅貽琦、張伯苓、陶希聖、陳布雷等一幫智囊吃飯，告知他們決心抗戰。席間，胡適問蔣：「能支撐多長時間?」蔣答：「可支撐6個月。」由此可見當時的形勢。

所以，蔣介石遲遲不敢對日正式宣戰。他是一邊打一邊想著和，總想著能妥協就妥協，能不打就不打。據此可以判斷，蔣介石從一開始就沒有抗戰到底的決心和信心。

因此，就出現了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當時，德國不希望日本被戰場拖住，希望與日本從東、西兩面夾攻蘇聯。所以，陶德曼大使秉承希特勒的意志進行「調停」，在中日兩國間「穿針引線」。

日本當時提出了七個條件：第一、內蒙古自治;第二、華北建立非軍事區;第三、上海擴大非軍事區;第四、停止抗日政策;第五、共同反共;第六、降低對日關稅;第七、尊重外國主權。

最初蔣介石表示難以接受，因當時東北已經丟了，華北也已被日本佔領，現在日本又提出「內蒙古自治」，胃口也實在太大了，故不能接受。但就在蔣介石向陶德曼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條件的7天後，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日軍隨後直逼南京。

12月2日，蔣介石對陶德曼表示：中日可以談，日方條件還不算亡國條件。其實在1937年8月7日召開的國民政府國防會議上，蔣介石就已經說過：「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佔的行為，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劃分疆界。」可見，蔣介石當年就準備以長城為界與日妥協了，能不能收回東北已管不了那麼多了，形勢能恢復到「七七事變」前就可以接受。

1937年12月6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在武漢召開，正式決定「接受陶德曼調停」。歷史至此走到了極為危險的境地。如果當時中日雙方真的接受陶德曼調停而停火，日本在戰場「拔出腿來」，這架瘋狂的戰爭機器其壽命不知道還要延續多久，戰爭給東亞人民帶來的蹂躪與苦難也不知還要持續多久。

但此刻的日本已經利令智昏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反而是日本人「挽救」了蔣介石，不然，「民族罪人」和「頭號漢奸」的帽子，他怕是想甩也不容易甩掉了。

1937年12月13日，日本攻陷南京，條件立即加碼，七個條件不行了，再加四個，不僅要求經濟賠償，更提出在必要的地區設立特殊機構、偽政權，這已經是滅亡的條件了。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無法再退，對陶德曼說「絕無接受之餘地」。日本就這樣第一次錯過了抽身戰場的「機遇」。

緊接著，1938年5月，宇垣一成出任日本外相。此人跟蔣介石私人關係非常好。當年，蔣介石在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流亡日本期間，宇垣一成曾給予精心照料，兩人結下友誼。

蔣介石一看老朋友當外相了，覺得和談有戲，可以再做文章。於是，日本宇垣外相的代表跟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觸並進行和談。

宇垣一成在日記中記錄下孔祥熙的表態，「內蒙設置特殊地區是可以的」「在條約上公開承認滿洲獨立，我們國內很困難，只有悄悄地逐步實行。例如首先設置領事，凡屬經濟問題由領事間解決」「領事解決不了，再派公使或大使」。

這就等於間接承認了「滿洲國」獨立、承認內蒙古成為特殊地區。今天，有些別有用心之人煽動對這段歷史了解較少的民眾時說，是共產黨主動放棄了外蒙古，且不說外蒙古丟失是蔣經國與斯大林簽署的協議，就單看當時國民政府與宇垣一成的談判內容，不但放棄東北，連內蒙古都要放棄，就可知誰是始作俑者。

宇垣一成的日記現在在日本已經公開了，台灣方面卻有意迴避、從不引用，也覺得這個事不是那麼光彩。當然，最後這個事也沒搞成，因為日本陸軍強硬派不同意宇垣一成的意見，堅持要「蔣介石下野」，最終使交涉告吹。

孔祥熙都講到什麼地步了?孔說，讓蔣委員長下野就沒人跟你簽署協議了，我下台行不行?我是行政院院長，第二號人物。日本人說不行，就得蔣下野。這才告吹的。當然，日本人在此又錯失了第二次「機遇」。

日本人第三次錯失「機遇」，是1939年3月，國民黨復興社人員與日方人員在香港秘密談判，得到消息的共產黨要求通緝主和人員，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也表示如果議和，廣西軍隊將單獨抗戰，談判因此告吹。

日本人第四次錯失「機遇」，是1940年軍統局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門，與日本參謀本部鈴木卓爾中佐進行交涉，被日方列為「桐工作」。雙方討論的核心內容為：承認「滿洲國」問題、華北駐兵問題、對汪偽政府的處理問題。蔣介石特別提出「會談要在絕密中進行」，不能讓外界任何人知道。

1940年7月22日夜，國民政府與日本雙方代表在長沙正式交換備忘錄。將長沙定為會談地點，這是蔣介石選定的，當時長沙還在國民政府控制中。但日方覺得不安全，因為汪精衛也要來。板垣征四郎、汪精衛及蔣介石三方進行會談，主要由板垣征四郎與蔣介石商談日中停戰問題，然後三方商談汪偽政府前途問題。

後來日方提出：能不能在洞庭湖上談。因為洞庭湖是中立地帶，日方覺得安全。國民政府代表認為不行，堅持就在長沙談。日方又提出中方應以書面形式保證板垣征四郎和汪精衛的安全，但蔣介石不願意寫，要「絕對保密」，不能把任何字據留到對方手裡，雙方因此來回扯皮。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在《事變·陸軍作戰》中記錄下這樣珍貴的一段，「1940年6月中旬以後約一個月期間，曾是事變行將解決日中兩國最接近的一剎那」「中共察覺到了日中進行和平談判的危機，突然發動了『百團大戰』」。

(1937年11月，淞滬會戰期間，德國大使陶德曼<左二>在中日兩國間居中「調停」。)

今天，有些人認為「百團大戰」打掉了當時的降日派、和談派的說法不實，那你可以看看日本人的記錄。「百團大戰」於1940年8月發動，國民政府與日本的這個秘密協議於1940年7月23日達成，很明顯，中共在整個華北地區發動的大規模作戰硬是把這個會談給攪黃了。

為什麼說共產黨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就是由這些隱藏在歷史事件中的細節而塑造的。所以，我們研究歷史決不能大而化之，一定要注重觀察和研究細節，才能明白歷史事物究竟是如何演變和推進的。

歷史不是沒有給日本人從戰場抽身的「機遇」，但被他們一次次錯過了。究其原因：一是狂妄的日本胃口過大，造成呑下的東西他們根本消化不了;二是共產黨方面的堅決抗戰態度。國民政府一直在與日本私下接觸、和談，一直談到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此後美國對日宣戰了，國民政府才不得不正式對日宣戰。

其實，宣戰之後蔣介石一直還在猶豫，因日本偷襲珍珠港得手后，日軍在太平洋戰爭初期連連獲勝，打得美軍連菲律賓都丟了、接連後退，蔣介石就有點後悔了，覺得日軍兇猛，美國人可能也頂不住。美國總統羅斯福後來擔心「戰場崩潰」，就是因為覺得蔣介石打日本總是三心二意，有點靠不住。

由此可知，抗戰期間，國民黨始終沒有放棄私下與日本的接觸，並寄希望於「調停」，始終在尋找可能的妥協之道。日本一直在製造危機，利用危機向預定目標節節推進;而國民黨則一直在後退，祈求通過忍讓換得和平。如果日本不偷襲珍珠港，如果美國不對日宣戰，抗日戰爭最終將如何了結?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思索!

抗戰期間，為什麼出了那麼多漢奸?

這是一個我時常思考的問題：抗戰期間，為什麼出了那麼多漢奸?呈現出集團性的精神沉淪趨勢，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大批一大片。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及以下20多位中央委員投敵，58位旅長、參謀長以上將官投敵，有的部隊成建制嘩變。

八年全面抗戰中，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總數高達210萬人，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成為唯一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數量的國家。二戰中各受害國都出現過偽軍，德國進攻蘇聯，蘇聯衛國戰爭開始，烏克蘭就出現了偽軍;德國進攻法國，法國也出現了偽軍;義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今天的衣索比亞)，阿比西尼亞也出現了偽軍。

但像這樣，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數量的，絕無僅有。為什麼抗戰中出現那麼多偽軍、漢奸?這些漢奸過去還都是社會中的精英，如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鴻志、王揖唐、齊夑元、龐炳勛等，這些人哪一個不是國民政府的軍政精英?龐炳勛剛在台兒庄作戰立功，隨後就降日，成為日偽第24集團軍軍長。

更讓人厭惡的是，這些漢奸之間還斗得非常厲害。南京偽政府的汪精衛與華北偽政府的王克敏就斗得不可開交。王克敏看不起汪精衛，說：「精衛啊，怎麼跟日本人打交道，你還得跟我學，那幫傢伙前面說話後面就不算數，怎麼跟他們打交道，你還不會。」王克敏之所以這樣說，就因為他比汪精衛降日早，在汪面前擺「老資格」。

汪精衛很生氣，在南京偽國會搞了一個提案把王克敏的權力盡數剝奪。會議期間王克敏打瞌睡，提案通過時糊裡糊塗地跟著大家一起舉手表決，後來才發現權力沒有了，王克敏找周佛海發牢騷說：「我都快70歲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麼漢奸不漢奸，反正當不了幾年，到時候兩眼一閉，嗚呼哀哉。

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罷了，何必把一些年輕人也拖下水，跟著他當漢奸挨罵呢，他做的可是缺德事情呀!」弄得周佛海都連聲嘆息：「我們都到這個地步了，還窩裡斗!」再看看汪精衛用來取代王克敏的王揖唐，此人去了一趟日本，見到了裕仁天皇，回國后寫了一首七言詩：「八紘一宇浴仁風，旭日縈輝遞藐躬;春殿從容溫語慰，外臣感激此心同!」

這是多麼骯髒、醜陋和丟臉的事!這樣的一批人，把政治演繹到如此齷齪和猥瑣的地步，怎能不極大地助長侵略者滅亡的驕橫和癲狂?這難道不是集團性的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我們人一定不能忘記這些。

遙想當年汪精衛刺殺大清攝政王載灃時是多麼英勇，被捕入獄后還曾寫下豪言壯語：「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當時審汪精衛的肅親王善耆，看過汪精衛寫的革命文章后講了一句話：「如果我不是王公大臣，我也要變成革命者。」

善耆做攝政王載灃的工作，為了獲取天下人心，特赦了汪精衛。特赦前，肅親王善耆多次在監獄里提審汪精衛，所謂「提審」，實則是兩個人之間進行辯論，但誰也沒能說服誰。

想說服汪精衛為大清效力的肅親王善耆最後講了一句話：「你們這革命當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壞了。假如你們革命成功，我看你們也強不過我們多少。」後來真如善耆所言，革命成功了，大清王朝崩潰了，民國建立了，問題非但沒有解決，汪精衛最後還成了漢奸。

還有一個人物，梅思平，也是這樣。此人是北大學生、「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火燒趙家樓」時第一個衝進去點火的人，一把火燒了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曹汝霖的房子。曹汝霖在「五四運動」中被指為賣國賊。

但後來歷史是怎麼演變的呢?梅思平抗戰期間叛國投敵，成為汪偽政府的骨幹，干過多個偽部長職位，還當過偽政府的浙江省省長。而曹汝霖於抗戰期間堅決拒絕與日本合作。什麼叫革命?看看這些曾經的革命黨人的嬗變，就知道真正、徹底的革命究竟有多麼艱難和複雜。

今天，有人說周作人的散文太優美了，周可算是「散文第一人」。可如果一個人的才華與氣節脫節，這種「才華」的意義何在呢?「七七事變」后北京大學撤離北平，周作人不走。

周作人不走，想留在日佔區是可以的，但你留下來也不能跟日本鬼子沆瀣一氣啊!可是，連當時勸誘周作人出任偽職的日本人都大感意外，最初以為他不會放棄文人的清高，日方當時認為周作人出任偽職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如果他堅辭不受，也並不打算勉為其難。

可連日本人也萬萬沒有想到，這百分之一的可能性被周作人給予了百分之百的回報，最後竟出任偽華北政府教育總署督辦，跟隨汪精衛訪問日本、偽滿洲國，發表講演和廣播講話、慰問日本傷兵。

一個學者居然干出這些事情，為什麼?周作人自己解釋說：不出任偽職，日本人要殺他。現在還有一些人替周作人辯白開脫，說有另外一個漢奸繆斌更壞，周作人如果不把教育總署的位置佔住，讓繆斌上來的話危害更大。受此種謬論毒害，能不得精神和氣節方面的「佝僂病」嗎?

評價一個知識分子，如果只論其才華，不論其情懷、人格與氣節，不論其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的休戚關聯，這樣的知識分子能作為業界楷模、道德榜樣、社會良心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周作人說過：「就是死了再多的文天祥又何補於事呢?我不希望再出文天祥。」但面對外敵入侵，知識分子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去做侵略者的幫凶嗎?!

還有就是「家天下」的封建專制政權始終脫離民眾，從而導致民眾對政府產生敵對情緒和「看客心理」，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當地民眾在遠處觀戰，英軍登陸后民眾主動向其出售蔬菜、牲畜、糧食。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民眾也加入哄搶園內財物行列。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18811個侵略者在十天之內就攻陷北京，為什麼?從八國聯軍當年留下的一些歷史資料照片中，我們可窺知一二。許多人幫助侵略者推小車、輸送物資。

(1900年，八國聯軍沿廣渠門下水道攻入北京城，民眾袖手觀看，無動於衷。)

聯軍攻到北京城下，北京牆高池深，居然有北京市民密告聯軍，京城廣渠門下水道沒有設防。八國聯軍後來從廣渠門下水道順著土坡攻上來，許多民眾就一直袖手而立，表情麻木地觀看。

或許他們想，八國聯軍在跟皇帝打仗，跟我們有什麼關係。聯軍入侵北京后殺人，一些人反成為侵略者的幫凶，人捆人，人殺人。

這就是為什麼當年孫中山感慨：四萬萬人，一盤散沙而已!這也是近代以來屢屢被強敵覬覦、輕視、侵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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