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賠償誰來買單？

文/馬進彪

生於1988年的汪超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會跟一起從沒做過的搶劫案扯上聯繫，甚至因此入獄5年。汪超的父親向廣州中院提起申訴，2015年6月，申訴被駁回，理由是「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汪超的父親繼續向廣東高院申請再審，2016年5月，廣東高院作出《再審決定書》，一個月後撤銷了該案一審判決、終審裁定，將該案發回增城法院重審。2017年4月，汪超被無罪釋放。現在汪超向廣州中院提出了國家賠償73萬元的申請。（青年報8月21日）

汪超提出73萬元賠償金，最後是否能夠達成，這對汪超來說很重要，但對整個社會來說這個過程更重要。因為司法的每一次進步，都會伴隨著各種陣痛，而汪超提出賠償金，就是一種司法再次進步之前陣痛的開始。國家賠償的過程也是一個法律的過程，其間必會牽涉到在職及不在職的所有辦案人員，在這樣精細梳理時，73萬元賠償金就會成為一條主線，將所有責任人的責任分量串聯起來，並分解於每個責任人的頭上。而此時，賠償金也會成為一根傳導陣痛的神經，它會讓其中每一辦案者都會感到一種陣痛，而在社會關注中，這樣的陣痛便會充分加大，由此它也就成為了一种放射狀的社會陣痛。

而另一方面，73萬元賠償金從哪裡來？這也是一個痛點，因為它已涉及到了另外一個系統。那就是如果賠償金達成了，那麼就一定要有一個出處，但不管這個出處叫什麼名稱，最終都會是納稅人的錢，這可以理解為是在用納稅人的錢，來為自己的錯判成本買單。但是，這會令所有納稅人不滿，因為，他們的錢不應當是用來購買錯誤的。而這樣的民意之聲音，就會使這個支出系統產生陣痛，而這個陣痛又會反射給司法系統。在這兩個系統之間，這樣的陣痛會反覆反射，併產生更複雜情形，從而又會使陣痛在民意中再次加大。而此時，司法陣痛的定義，就會是「不會順利的賠償」。

但這樣的痛卻是司法進步的一種催動力，因為在陣痛中就會想到如何才能避免這樣的陣痛，而這就會修復性地作用於司法制度建設，從而在制度上不讓每一個賠償先例成為錯判的「先烈」。對於汪超提出的巨額賠償金，其意義是雙重的，其一，對於汪超個人來說這很重要，那是他新生活的起點，其意義不言自明，只要司法漏洞還存在，那麼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汪超」。

其二，對於社會來說，司法必須要進步，不能讓這樣的悲劇重演，但現實中這必須要讓辦案的所有人員，及整個司法過程真切感到陣痛的代價，痛定思痛，在汪超案中這就是一種輻射長遠的法治催動力。汪超依法提出賠償金，其實是向司法漏洞提出的賠償，但這樣的賠償更是對司法人員的一種現實教育，讓他們知道，辦錯了案件就必須以各種形式付出糾錯成本。對於汪超提出的賠償金，不管是否能夠達成，都會是一場「不會順利的賠償」。但從司法進步角度來講，汪超提出的巨額賠償金，無論如何都會為司法昂貴的錯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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