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審判為中心 大數據助貴州公檢法「一把尺子」辦案

原標題:以審判為中心 大數據助貴州公檢法「一把尺子」辦案

中新網貴陽7月4日電 2016年底，被告人周某某超涉嫌販賣毒品罪，毒品重量336.3克。然而，由於公安機關沒有提供查獲毒品的搜查證和扣押證明，法庭只認定了抓捕時從被告人身上搜到的10克毒品，最終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八年。被告人周某某因為偵查員的疏漏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

事實上，疑罪從無的原則早已確立，取證程序的法律規定一直都有，為什麼冤錯案件屢屢曝出，違法取證、不規範操作的情形一再發生？為什麼總有案件需要公檢法三家協調「消化」處理？貴州省貴陽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孫貴麗認為，從貴州省近五年來5000多個發回重審案件中分析總結，關鍵問題是司法辦案理念陳舊，並缺乏切實有效的制約監督手段。

據介紹，在貴陽市全部刑事案件中，盜竊、搶劫、毒品三類案件佔到80%，屬於多發性案件。通過分析發現，不重視搜查扣押手續的完備，這類問題以前一定程度上存在。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

2014年11月，中央政法委正式批複同意把貴州列為全國第一批司法體制改革試點，12月4日，貴州省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召開，從而拉開了貴州司法改革的序幕。試點中，貴州省積極探索運用科技手段，依託大數據智能辦案系統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讓庭審切實發揮檢驗作用，通過審判程序形成一種倒逼機制，促使公檢法三機關辦案人員樹立案件必須經得起庭審檢驗、法律檢驗的理念，實現司法公正。

由於公檢法三家都有各自的信息化辦案系統，而數據標準和保密級別各不相同，一直無法進行案件流轉。

為解決這一問題，2016年底，貴陽市委政法委在貴陽市花溪區試點開發政法大數據辦案系統，要求公檢法三家應用該系統進行案件流轉，實現「一把尺子」辦案。

「貴陽政法大數據辦案系統」分為公安業務部分、檢察院業務部分、法院業務部分三個模塊，每個模塊都設定了完整的責任流轉條件，如果沒有完成該環節應該具備的條件，則該案件無法流轉到下一個環節，平台也會自動推送給具體辦案人員，限期補充完善通過上述流程的設定。

「貴陽政法大數據辦案系統」倒逼公安機關在證據規格和標準上把「破案」與「庭審」的要求結合起來，依法規範地收集、固定、保存、移送證據；檢察機關有效發揮對案件偵查的引導，從應對法庭調查、質證和辯護人挑戰的角度有針對性地引導偵查人員搜集、固定和提取證據；法院充分發揮審判對偵查、起訴環節的制約和引導作用，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進入審判程序，最大限度減少錯捕錯訴和錯判案件的發生。

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志強介紹，「機器它和人不一樣，人可以給你耍賴，可以給你講溝通一下、協調一下，而機器嵌入辦案中需要的內容，如果缺少必要項，就進入不到下一個階段，這樣的話就少了部門與部門之間扯皮的事。」

通過將實體案件信息、案件辦理流程信息碎片化，將影響定罪量刑的關鍵信息碎片標籤化的方式，形成計算機可以識別和管理的案件要素，經過計算機的記憶運算，積累到一定階段，可以形成基於大數據的辦案指引、證據指引。

貴陽市將2015、2016兩年辦理的盜竊、茜姐、故意傷害、殺人、毒品「五類案件」因證據不足不批准逮捕、退偵、存疑不起訴，因證據不足建議補查補證後下判、發回重審、改判的案件全部進行了證據問題的分析解構，以此為司法實踐基礎，將辦案證據指引、辦案流程和辦結時限轉化為計算機可識別的數據標準，並開發建立數學模型嵌入「貴陽政法大數據辦案系統」。

政法大數據辦案系統+證據指引模型，這個應用對於通過社會招警剛進入公安隊伍的一線偵查員來說，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貴陽市公安局花溪區分局民警熊國健介紹，「至少我們在證據的種類方面，或者它需要多少證據，我們心裏面有個底了，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

政法大數據辦案系統經過貴陽市花溪區5個月的試運行，共辦理刑事案件320起387人，同類案件的辦案時間同比縮短30%，因證據不足退回補充偵查率同比下降25.7%，因證據不足不批准逮捕率同比下降28.8%。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帶來的是司法辦案理念的根本性轉變，而大數據司法辦案流程的再造則將這種理念的轉變體現到了辦案實踐當中。經過幾個月的實踐，越來越多的一線幹警要求將司法辦案標準、刑事證據指引融化到公檢法各家的業務系統中，融化在公檢法各家的日常工作規範之中。

孫貴麗介紹，嵌入證據指引模型的政法大數據辦案系統正在貴陽全市逐步推廣應用，通過大數據技術的深度、全方位應用，切實加快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作者 周嫻 冷桂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