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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紳士、淑女與婚姻觀——《傲慢與偏見》中的大英帝國

由喬·賴特指導,2005 年上映的電影《傲慢

與偏見》海報

文│徐蘊

來源│《國家歷史 · 玖》

《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是英國著名小說家簡·奧斯丁的代表作,它歷久彌新、經久不衰,曾多次被翻拍成電影,尤以2005版為經典,影響也最為深遠。這部電影忠實於小說,保持了小說的原汁原味,並與小說相輔相成,是小說到電影的完美轉型,它的成功是建立在小說對當時歷史現實完美反映的基礎之上的。原著作者簡·奧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年)以自己獨特的創作手法生動地反映了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處於保守和閉塞狀態下的英國鄉鎮生活和世態人情,所關注的焦點則是婚姻,通過婚姻問題的描寫展示了當時英國社會的生活畫面。

電影圍繞班納特家的四個女兒的婚姻大事展開,以富家子弟達西與班納特家的二女兒伊麗莎白與達西先生的愛情糾葛為主線,描述了伊麗莎白與達西、簡與賓利、夏洛特與柯林斯、莉迪亞和韋翰這四對青年男女的婚姻。通過電影,觀者可以了解到18世紀末期英國社會紳士階層結構的變化、女性意識的覺醒、上層和中層不同階層之間的婚姻形態,以及簡·奧斯丁塑造的超越不同階層的對立的愛情,消除傲慢,消除偏見,達到完美婚姻的理想境界。

故事展開的時代,正是法國大革命餘波未息的年代,英國參加了第六次反法同盟,與法國的交戰已經持續了22年,英國社會深受其影響。當時就有預測說拿破崙即將入侵英國東南沿海(原著作者簡·奧斯丁居住地),整個英國有25萬男性在正規軍中服役,對拿破崙的入侵嚴陣以待。1793年奧斯丁的兄弟亨利也加入了牛津民兵,由此在影片中呈現的包括韋翰在內的,頭戴三角帽、身著紅色制服的大批「紅衫軍」隊伍出現在城鎮街頭。(泛指18世紀的英國民兵軍隊),也是對此次戰爭影響的寫實反映。

電影《傲慢與偏見》中,街頭的「紅衫軍」隊伍

同時,故事也反映了18世紀末工業革命期間,英國經濟正處在封建農本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期。當時工業革命雖已發生,但工業革新對整體社會的影響還未完全顯現。當時英國國內的階級還保有濃厚的封建制度遺風,社會構成中,除了「傳統」的社會最上層的王公貴族外,則是擁有廣大土地但沒有貴族頭銜的地主階層,男主角達西就是這個階層中的精英,再則是一些收入來源不同的中產階級,他們既可能是擁有小規模土地的地主(例如班納特家),也可能是小有成就而在地方有一定名望的士紳(如夏洛特家),也可能是牧師或有專業技術的小資產階級,社會的最底層是佃農或奴僕。在小說中,19世紀初英國的階級流動還不明顯,不過工業革命將最終使中產階級取代貴族名門,成為主要的社會勢力。

紳士階層的變化

英國貴族自公元5世紀盎格魯·薩克遜時代開始形成一直延續至今,期間雖幾度沉浮,但貴族階層卻從未中斷且屢次煥發出新的生命力。17-18世紀,英國由傳統封建社會向現代商業社會轉型,貴族放棄原先享有的經濟特權,承認新興商業階層的社會地位,由此出現了所謂的「紳士」階層。

17世紀英國的紳士形象

「紳士」一詞,最早出現在英國,一般是指出身高貴、擁有田產、風姿優雅、富有教養的男性。幾個世紀以來,「紳士」一詞的定義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紳士」的稱謂,歐洲社會古已有之。早在希臘時期,人們就把那些長相俊美而又出生高貴的貴族稱為紳士;羅馬時期,紳士是威嚴與富有責任心的貴族階層的代稱。英國紳士源於希臘羅馬時期的傳統,但又在其不斷發展的歷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模式,並最終使其成為了民族文化的象徵。紳士的英文單詞「gentleman」由法語詞「gentilhomme」派生而來,12-13世紀出現在英語中;14世紀初,除了有1500人左右被稱為顯貴外,其餘的貴族都被稱為紳士;15世紀開始,英國貴族階層的垂直流動性加強,平民階層通過努力也可以躋身貴族,紳士一方面仍指國王、公、侯、伯、子、男等傳統貴族,另一方面,它也是底層貴族的普遍稱號,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7世紀。到18世紀,尤其是工業革命后,隨著英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紳士階層的結構也逐漸寬泛,新興的工業階級和商人也有機會躋身社會上層,成為紳士。從廣義上講,有著較好的家族、社會地位和言談舉止,包括貴族在內的所有人,都可以稱作紳士。儘管紳士與貴族的區別主要在於它不一定有正式的頭銜,但在歷史上,它總是與聯姻、大地產聯繫在一起的。

奧斯丁所生活的時代正是「紳士化」的興盛期。所謂「紳士化」, 即中產階級的紳士貴族化,有錢的中產階級通過和貴族聯姻來實現其紳士化,如《傲慢與偏見》中的老達西先生就是如此,這一點我們從原著凱瑟琳·德布爾夫人的話中可以看出:

「我女兒和我外甥是天生的一對。他們的母親出身於同一貴族世家。他們的父親家雖然沒有爵位,可都是很有地位的名門世家。他們兩家都有巨額資產。」

「沒有爵位」、「有巨額資產」,暗示了德布爾先生和老達西先生在與貴族世家聯姻之前的中產階級出身。在英國,也有通過購買地產來成為紳士的,對土地資源的佔有是構成貴族身份的最主要的因素和條件。所以一大部分英國貴族選擇在鄉村購置土地,積累更多的不動資產,一座豪華的莊園不僅是安居府邸和活動的場所,更是身份的標誌、地位的象徵和家庭實力的展示。影片中的賓利和達西都是來自英格蘭北部的工業化城市,他們繼承了家庭的財產,又到鄉下來置地,擴充自身的不動產資本。

19世紀英國的莊園

達西家族在達西先生的父親這一輩通過與貴族聯姻已經成功躋身「紳士」階層,順利實現了「紳士化」。達西先生則通過「長子繼承權」獲得了大片地產,也獲得了「紳士」的身份。

「紳士化」的必然結果是中產階級價值觀念的轉化。這一變化主要表現為對工商業的冷淡乃至輕視。影片中的達西就是如此,這個從工業化中獲利的新貴子弟是瞧不起工商階級的:一方面,他將伊麗莎白經商的舅舅稱作「低賤親戚」,另一方面,他因不屑於工商業謀財之道,而打算在鄉下購置房產,以保證直接的地產收入。在《傲慢與偏見》中,擁有彭伯利莊園等田地產業的紳士達西先生主要的收入就來自於田莊和地產。繼承了父輩巨額財產的「准紳士」賓利也已喪失了工業時代父輩的那種積極進取精神,沒有急於擴充自己的財產,而是盡情地享受著已有的貴族生活:

他已經有了一幢好房子,還有一座莊園供他打獵,了解他性情的人都知道,他是個隨遇而安的人,說不定以後就在內瑟菲爾德度過一生。購置房地產的事留給下一代去操辦。

影片《傲慢與偏見》中達西先生的彭伯利莊園

有「一幢好房子」,「一座莊園」用來打獵,這既是賓利先生的想法,也代表了當時整個英國紳士階層的普遍心理:作為當地的大地主,同時也是當地娛樂活動的主要發起者,他們安於現實享受,迷戀於打獵及鄉村舞會等富有田園詩式浪漫氣息的傳統生活方式。這種悠閑自得的田園生活使他們意志消磨、不思進取。如果說他們一生有什麼事業,那就是在鄉下購置一塊地產,娶一位高雅的太太,靠利息或地租無憂無慮地生活。

長子繼承製與傳統女性的婚姻

英國傳統貴族制度中,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是「長子繼承製」。從12世紀開始,貴族繼承製度的設計和相關法規的制定,一改原先貴族眾多子女可共同繼承財產的習俗,對土地、爵位等產權嚴格按照法律實行長子繼承製,女性繼承者完全被排除在外。因此,貴族繼承人的婚姻往往事關重大,而門第和財產成了紳士階層們的婚姻考慮的重要因素。這個制度在《傲慢與偏見》中有所體現:一開始達西阻止賓利和簡婚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認為女方家「門楣低賤」。隨後他的姨媽德布爾夫人與伊麗莎白的爭吵,也可以概括為門第之爭。

女主人公簡與她的家人,班內特家族只是中產階級,擁有一些小地產,在德布爾夫人夫人眼裡,這樣家庭無疑是低微的。

「讓我把話說明白,你不知天高地厚,妄想高攀這門親事,那是絕不會得逞的。……那小兩口就要成親,卻冒出了個出身卑賤、門戶低微、跟他非親非眷的小妮子從中作梗!……你這個小妮子,一無門第,二無貴親,三無財產……」

在奧斯丁時代,即使是紳士的女兒,也要依附於婚姻。出於門第考慮,她們一般會在同階層尋找可以繼承家族財產的長子,但長子有限,所以她們的婚事要麼被推延,要麼根本就嫁不出去,如影片中27歲尚未出嫁的夏洛特便是如此。據記載,奧斯丁時代的「老處女」已經成為了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

同樣出於「長子繼承製」的原因,非長子們由於不能繼承財產,只能自謀生路,而同有錢的女人結婚,這樣可以使他們省去自己拼搏的艱辛。所以,金錢成為紳士們在婚姻中重點考慮的又一重大因素。有兩萬英鎊嫁妝的賓利小姐一貫喜歡與有身份地位的人結交,她緊緊盯住年收入達一萬英鎊的達西,還極力阻止哥哥與簡的愛情。她希望哥哥娶達西的妹妹喬治∙安娜小姐,這樣可以「增加財產」,提高地位,由此可見,金錢的數目對婚姻關係影響十分巨大。

為了能夠嫁出去,這些紳士的女兒不得不增強自己的學識和修養,以提高自己的吸引力。「一個婦女必須具備這一切——精通音樂、唱歌、繪畫、舞蹈以及現代語言。除此之外,她的儀錶步態、嗓音語調、談吐表情都必須具備一種特質。」除了這一切之外,「她還應該有點真才實學,多讀些書,增長聰明才智」。事實上,儘管當時的婦女仍不能進入高等學府接受教育,紳士階層的女子往往也會通過進入初級學校讀書,或聘請家庭教師來完善她們的學識和教養。自視甚高的賓利小姐在城裡一家一流私立學校受過教育,體弱多病的德布爾小姐的教育則是通過家庭教師來實現的。對她們來說,教育的目的都是為了以後能成為高雅的太太,以抬高自己在婚姻角逐中的籌碼,而不是成為有一技之長的自食其力者。「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猶如上帝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一樣,是絕對權威的象徵。女人必須崇拜、服從和依附於男人。」在擇偶標準、擇偶目的、擇偶自主權的行為標準上,女性多半處於不完全自主、甚至是完全被動的地位。

維多利亞時期讀書的淑女

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女孩子通常在16歲時步入倫敦社交會,這標誌著其身份從女孩過渡到成年人,可以嫁人了。她們有至多三次這樣的社交機會去追求美滿的婚姻。例如伊莉莎白與達西先生的第一次相遇就在賓利先生初到赫特福德郡舉辦的一次舞會上,並以此為契機,展開了情緣。但在當時的英國,流傳著一句眾所周知的古老格言: 沒有妻子的許可,丈夫難以致富。大量的證據表明,下層階級的妻子們管理著家庭經濟,掌握全家的收入與開支。這也不難理解貝內特太太為什麼會基本上操持著家務,而貝內特先生則以一副懶散的樣子示人了。因此,在18—19世紀,中下層家庭妻子的經濟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這便是當時兩性地位的變化。

勞作中的下層階級女性

傳統女性之所以在社會中處於附屬地位,與女性在社會生產中的角色有關。由於資本主義工業的不斷發展,農業的分工、家庭手工業向家庭以外的工廠勞動或其他工資勞動的轉換,引起了婦女就業的短期衰退。至18世紀晚期,男性起支配作用的狀況確立,婦女地位、收入能力和獨立性則更為降低,婦女不再為生活必需品外出掙工資,被無形地束縛在家庭里,就如影片中,班納特先生的妻子以及幾個女兒只需要在家中做些手工活,並不需要外出做工養家。

通過對影片的分析不難看出,奧斯丁生活的「紳士化」時期,不管是中產階級價值觀念的轉變,還是紳士婚姻中對門第、財產、學識等因素的重視,都充分說明了女性在紳士文化中的弱勢地位。

女性意的覺醒

18 世紀末期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男性一直處於中心和主宰地位的社會關係漸顯微弱。相對,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女性覺醒意識開始萌發,某種程度上的女性自主權也開始出現。1792年英國女作家兼女權主義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發表了《為女權辯護》一書,提出婦女應當在教育、就業和政治方面享有與男子同等的待遇,並駁斥了女人是男人玩物的觀點,於是,西方女權運動開始萌芽。

《為女性辯護》作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在影片中,女主人公伊莉莎白有獨到的主見,並且睿智和理性。正是因為她不同於一般婦女的見識和智慧,才有了對達西先生的「偏見」,也正由於這種「偏見」,才使得被美化的達西逐漸改掉他的「傲慢」。這就是對伊莉莎白的認可,更是對女性獨立性格的認同。奧斯丁在伊莉莎白身上寄託了自身的女性人格理想和嶄新的婦女觀念。由這個作品延伸開去,又可以看出影片及奧斯丁傳達給我們的精神,就是女性必須通過自尊、自立、自省才有希望,女性的尊嚴絕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從行動和自省中獲得的。

柯林斯是班納特先生的表侄,也是班納特的限定財產繼承人。這個人看上去有些笨拙可笑、缺少男子漢氣概,但又很自負而且特別工於心機、善於逢迎,因而得到了貴婦人凱瑟琳·德布夫人的賞識,得到了教區牧師的肥缺。本來他想憑藉著自己的地位和財富施恩於伊麗莎白,他認為他有優越的財產、社會地位,他的求婚肯定會成功,於是他向伊麗莎白求婚並給出了結婚的理由

「第一,我認為凡是像我這樣生活寬裕的牧師,理當給全教區樹立一個婚姻的好榜樣;其次,我深信結婚會大大地促進我的幸福;第三,我三生有幸,能夠等候上這樣高貴的一個女施主,她特別勸告我結婚,特別贊成我結婚。」

萬萬沒想到,伊麗莎白沒有看上他,拒絕了他:

「你不能使我幸福,而且我,相信我也絕對不能使你幸福。唔,要是你的朋友凱瑟琳夫人認識我的話,我相信她一定會發覺,我無論在哪一方面,都不配做你的太太……這自己的事自己會有主張,只要你相信我所說的話,就是賞我的臉了。我祝你幸福豪富。我所以放縱你的求婚,也就是為了免得你發生什麼意外。而你呢,既然向我提出了求婚,那麼,你對於我家裡的事情,也就不必感到有什麼不好意思了。」

牧師柯林斯打算向伊麗莎白求婚的場景

伊麗莎白展現出的女性的機智、勇氣和人格魅力,體現了那個時代追求人格獨立、具有反抗精神、和男性有著一樣發達的智力和理性的新型婦女形象。

從原著及電影中,可以看出簡·奧斯丁對男權主義抱有批判的態度。班納特先生作為父親,並不缺乏學識,雖才智過人卻玩世不恭,缺乏對家庭的責任感。作為丈夫,他聽任妻子的喜怒無常和淺薄無知;在女兒莉迪亞與韋翰私奔時父親表現出了不以為然。實際上,簡·奧斯丁已經將他完全冷落於父權的形象之外,表現出了對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父權制的強烈不滿和極大的諷刺。

女性意識的覺醒,不僅使女性自身的地位得以提高,也對男性在社會中的作用進行了矯正,為今後女權主義運動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基礎。然而,由於社會及自身的局限性,婦女仍處在附屬於男性的地位,不但在經濟、政治上無法自主,而且在自身擇偶、婚姻的締結方面受到限制。

從傳統向現代轉型中的婚姻觀

影片《傲慢與偏見》既展現了英國社會轉型時期,生活在英國鄉村中的年輕男女們的婚姻愛情故事,也闡釋了原著作者本人對待婚姻的立場。按照簡·奧斯丁的觀點,不幸的婚姻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像夏洛特和柯林斯,其婚姻徹底建立在經濟基礎上,毫無愛情可言;二是像莉迪亞和韋翰,他們的婚姻完全建立在美貌和情慾的基礎上。這其實是傳統社會中締結婚姻的常見形式。

夏洛特的家底並不殷實,長相也不出眾,年齡也有27歲了,嫁人是唯一且體面的出路,即使不幸福也無關緊要。所以,她選擇了既有一定社會地位,也有固定財產的柯林斯。而柯林斯這個愚蠢的勢利之徒,在獨斷專橫、脾氣古怪的公爵夫人面前奴顏婢膝、盡顯媚態,同時又以貴人寵幸自恃、裝腔作勢、大言不慚。對他來說,婚姻只不過是訂立的一種簡單契約,無須感情的介入。而夏洛特只把嫁人當作最終目標,所以婚姻是否會幸福,一點都不重要。這也反映了當時英國社會婦女的可悲命運和婚姻的冷酷實質:婚姻就是她們的「保險箱」,就是她們的未來。

而莉迪亞則是班納特家中最小的女兒,輕佻刻薄、年少無知。在「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騙子韋翰的花言巧語下,莉迪亞竟和他私奔了,這引起了全家人甚至所有親友們的高度恐慌,因為如果這件醜事曝光,首先會使莉迪亞名譽掃地,還會損害班納特一家的聲譽。而韋翰只是為作樂和騙取財產,毫無結婚的意思,直到逼迫達西出了一大筆錢平息此事,才最後娶了莉迪亞。在他們的婚姻關係中,莉迪亞愛的是英俊的外表,追逐的是一時歡愉,韋翰同是如此,不過還要加上金錢的貪慾。在他們這樁充滿欺騙和虛榮的婚姻中,不難想象走不了多遠便會轟然坍塌。

莉迪亞與「騙子」韋翰

影片對這兩段婚姻的呈現,表明了原著作者簡·奧斯丁自己的觀點:傳統的那種建立在金錢和情慾之上,沒有愛情的婚姻是根本不幸福的。建立在現代愛情觀基礎上的婚姻,才是真正的美滿姻緣,如簡和伊麗莎白的婚事。但這種理想的現代婚姻,也離不開一定的物質基礎。影片中,賓利從父親那裡繼承了將近十萬磅的遺產,每年有四五千磅的收入,有一幢好房子,還有一座莊園供他打獵,而且未來打算再購置房產。達西每年有一萬磅收入,有富麗堂皇的房子,還有一座景緻迷人的莊園,就連伊麗莎白也經不住感嘆,在彭伯利當個主婦也真夠美氣的。簡與伊麗莎白可以說是婚姻的寵兒,他們既收穫了愛情,同時又得到了財富,不必為生存的保險箱而犧牲幸福,也不必為生計而發愁。

通過對四段婚姻的呈現,反映了奧斯丁本人對英國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婚姻觀的看法:首先,婚姻應該是建立在愛情基礎上,兼顧經濟方面的考慮,屬於好的標準,是真正幸福美滿的;其次,婚姻大事關係到一個人的終生幸福,所以必須要認真對待,謹慎從事,萬不可被外貌和情慾所誤導;最後,婚姻不僅是個人問題,還是社會問題,人們在對待婚姻時,不能只顧自己,還要考慮到親友,要對親友和社會負責。

奧斯丁筆下的故事年代雖已久遠,但人們追求美好婚姻的共同人生訴求卻沒有任何改變。《傲慢與偏見》詮釋的「傳統」婚姻觀也沒有脫離我們的生活實際。時至今日在人們談婚論嫁時何嘗不是在進行衝動和理性的博弈,金錢與愛情的權衡取捨呢?

影片中展現的伊麗莎白與達西先生的美好愛情

她,成就了甚至世界,卻也毀了!

英國乃至歐洲愛喝茶的好習慣,就這樣被人培養起來了。但在幾個世紀中,愛喝茶的歐洲人,卻沒有人見過一棵真正的茶樹。以至於長期以來,他們一直相信:茶樹有綠茶樹和紅茶樹之分。綠茶樹產綠茶,紅茶樹產紅茶。直到多年以後,一個叫福瓊的西方人,告訴了所有的西方人,特別是那些品茗者和植物學家:綠茶和紅茶,其二者的區別,只在於制茶工藝的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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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大軍,不多不少,整整百萬,是名副其實的「百萬雄師過大江」。東路軍35萬人,由第三野戰軍代司令員粟裕、參謀長張震指揮,在南京浦口至南通的張黃港渡江。中路軍30萬人,由第三野戰軍副政治委員譚震林指揮,在蕪湖裕溪口至樅陽鎮段渡江。西路軍35萬人,由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副政治委員張際春、參謀長李達指揮,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樅陽鎮段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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