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誰的詩歌更受推崇？

李白杜甫，誰的詩歌更受推崇

作者：孫琴安

李杜二人，成就之高，影響之巨，鮮有可比者。大文豪蘇東坡甚至感嘆：「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而，隨著二人的去世，李白、杜甫詩歌的優劣之爭隨之湧現。各種觀點大致可分為三派：揚李抑杜、揚杜抑李、李杜並重。

中晚唐：三派觀點繼起

李白比杜甫大11歲，成名也比杜甫早，賀知章見之以為「謫仙人」，唐玄宗聞其名而親自召見，供奉翰林，「帝愛其才，數宴飲」。杜甫也屢以詩讚美，如「白也詩無敵」「李侯有佳句」「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話來說，賀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冬粉」。然而，李白謝世后，杜甫晚年佳作連連，詩名繼起。於是，從中唐到晚唐，便開始有了李杜優劣之爭，並出現了三派意見。

在李杜之後，最初表明杜甫高於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孫子知道元稹一直喜歡杜甫的詩，因此在為祖父靈柩遷葬途中，請元稹為杜甫寫一篇墓系銘。在這篇文章中，元稹盛讚杜甫：「則詩人以來，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大致來看，最早的揚杜抑李論者主要是從反映民生疾苦、針砭社會腐敗的角度來評判李杜的高下。

但是，相關觀點立刻受到韓愈的反對與駁斥。他在《調張籍》一詩中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韓愈與元稹等人分屬不同的文人集團，論詩主張也有所不同，因此對他們揚杜抑李的觀點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可以說，韓愈是最早的李杜並重論者。後來，顧陶、李商隱、杜牧等多持此論。

唐代帝王多好詩，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詩紀事》曾評介：「帝好五言，自製品格多同肅、代，而古調清俊。」唐文宗在位時曾頒布一份詔書：以李白歌詩、斐旻劍、張旭草書為三絕。由此，晚唐皮日休、吳融、鄭谷諸詩人多重李白。吳融曾明確表態：「國朝能為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為稱首。」

宋代：揚杜抑李佔據上風

進入宋代以後，唐人三派並存的局面被打破了，揚杜抑李的聲浪逐漸佔據上風，成為主流。這裡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確實與幾位大人物的影響有關。

第一位大人物是歐陽修。他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政治地位很高，詩、詞、散文和學問均堪稱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新唐書》的過程中，進一步確立了杜甫的詩史地位。他說：「至甫，渾涵汪茫，千匯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兩代皆重史，杜甫在正史中榮獲「詩史」的名號，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當時的主宰相，詩文、學問堪稱一流。王安石於前代詩人最推崇杜甫，曾說：「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一次見到杜甫畫像，居然膜拜再三，淚流滿面，並賦詩一首，表示「願起公死從之游」。生前曾編選李、杜、韓、歐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尚排在韓愈、歐陽修之下。許多人都不理解。王回答：「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意思是說，李白只有「豪放飄逸」的風格，而杜甫知變，風格多樣。

宋人另有詩話記載，王安石以為李在杜下還有一個原因：「李白詩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污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意思是說，李白詩一氣直下，語速太快，不如杜甫抑揚頓挫，更有節奏感。而且，李白的詩多寫女人和酒，見識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黃庭堅。他與蘇軾並稱「蘇黃」，又能詞，是宋代最有影響的詩派「江西詩派」的領袖。他曾說：「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由於他對杜詩的推崇，故「江西詩派」便都崇奉杜甫，後來又發展為「一祖三宗」之說，即以杜甫為祖，以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三人為宗。黃與二陳是當時詩壇的風雲人物，都提倡繼承杜甫的詩風。

除了這三位大人物的影響，宋代的兩種環境也助長了揚杜抑李的風氣。一個是文學環境。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發議論，也喜歡在詩中議論。杜甫曾開以議論為詩之先河，如論詩絕句等，頗投合宋人口味。另一個是社會環境。宋代積弱積貧、邊患嚴重，國力遠不如唐代強盛。很多文士、詩人、詞家，從范仲淹、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到陸遊、辛棄疾、文天祥，無不憂國憂民、感慨時世。這種沉痛心情，與杜甫的心緒和沉鬱頓挫的詩風最為相通相融，故學杜甫者多於李白。

兩宋時期，注杜詩者亦甚多。羅大經感慨：「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嘆道：「則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

不過，也有少數人為李白打抱不平，提倡李杜並重。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劉克莊也對揚杜抑李的現象不滿，但他不敢說王安石諸公，只說元稹「抑揚太甚」，為李白鳴不平。但這些人的呼喚，終究敵不過王安石、黃庭堅等人的影響力，一時難成氣候。直到明代，這種局面才有所改觀。

明清：李杜並重漸成主流

明代初期，福建長樂有個叫高棅的人，歷時近十年，編選了一部《唐詩品彙》。這是明代影響極大、歷時最久的唐詩讀本。當時，上至朝廷官府，下至鄉村私塾，多以此書為必讀教材。高棅在此書中，對李杜二家詩基本持並重態度，對二人各體詩的作用、地位均作客觀評述，這就改變了兩宋以來揚杜抑李的風氣。

然而，明代的文學思潮相當活躍，宋人殘存的一些影響尚存。王世貞、胡應麟是明代有影響力和權威性的詩評家，他們儘管李杜並舉，視二人為大家，但在反覆的論述與比較中，仍往往會流露出對杜評價略高一籌的傾向。但他們的前輩楊慎，則常常借對宋人的批評來為李白打抱不平。他說：「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又說：「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於對偶；二則汩於典故……近世有愛而忘其丑者，專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鄭繼之、郭子章等人，也都「嚴駁杜詩」，特別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對杜詩褒揚處，他多針鋒相對地指出其不足，幾乎使杜詩體無完膚，跌到歷史低點。

由於有了宋、明人的爭辯、比較和分析，人們對李杜二家詩的優劣高下、風貌種種，似乎有了更多、更清醒的認識，在原先分歧頗大的狀態下也日益趨同，逐漸達成共識。清初詩壇盟主為王士禎，論詩倡神韻說，其《唐賢三昧集》的興趣多在王維和孟浩然，對杜甫的詩不甚喜歡，以為李杜齊名，卻不相似，也無所謂李杜之爭。繼起者沈德潛，論詩主格調說，其《唐詩別裁集》以李杜為宗。

基本上看，清代從賀貽孫、全祖望、賀裳、馮班、趙執信到薛雪、喬億、洪亮吉、趙翼、管世銘、姚鼐、劉熙載等，基本上都持李杜並重的態度。即使個別人有揚杜抑李或揚李抑杜的傾向與見解，也只是獨抒己見，未必偏激。這方面，清人潘德輿有一段話較為公允。他說：「論李、杜不當論優劣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風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詩注本號稱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謂，而注李詩者僅幾十家，何以相差如此之大？這是另有隱情的。除了杜甫的詩歌成就，還因為杜甫詩中充滿故國之思和家國情懷，特別是在易代之際，杜詩中的「每依北斗望京華」「國破山河在」「文武衣冠異昔時」「百年世事不勝悲」「故國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喚起遺民的思舊之情。特別是在明清易代之際，不少明代舊臣每有故國之思，一時不能以詩直接表達，便往往通過評註杜詩的方法來加以寄託和曲折表達。錢謙益、朱鶴齡、金聖嘆、仇兆鰲等都是註解杜詩的名家，他們之所以不約而同地注起杜詩，恐怕多少與這種寄託和表達有關。久而久之，也就逐漸形成了注杜詩者遠多於李白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