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把心交給讀者

我寫作不是我有才華，是因為我有感情。

——巴金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寫信問我什麼是寫作的秘訣。從五十年代起提出這個問題的讀者就多起來了。我答不出來，因為我不知道。但現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給讀者。我最初拿起筆，是這樣的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後我還是這樣想。我不是為了做作家才拿起筆寫小說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開始在巴黎寫小說，我住在拉丁區，我的住處離先賢祠（國葬院）不遠，先賢祠旁邊那一段路非常清靜。我經常走過先賢祠門前，那裡有兩座銅像：盧騷（梭）和伏爾泰。在這兩個法國啟蒙時期的思想家，這兩個偉大的作家中，我對「夢想消滅不平等和壓迫」的「日內瓦公民」的印象較深，我走過像前常常對著銅像申訴我這個異鄉人的寂寞和痛苦；對伏爾泰我所知較少，但是他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為西爾文的冤案、為拉·巴爾的冤案、為拉里·托倫達爾的冤案奮鬥，終於平反了冤獄，使慘死者恢複名譽，倖存者免於刑戮，像這樣維護真理、維護正義的行為我是知道的，我是欽佩的。還有兩位偉大的作家葬在先賢祠內，他們是雨果和左拉。左拉為德萊斐斯上尉的冤案鬥爭，冒著生命危險替受害人辯護，終於推倒誣陷不實的判決，讓人間地獄中的含冤者重見光明。

這是我當年從法國作家那裡受到的教育。雖然我「學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來，我還不能不感激老師，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沒有出賣靈魂，還是靠著我過去受到的教育，這教育來自生活，來自朋友，來自書本，也來自老師，還有來自讀者。至於法國作家給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預生活」呢？「作家干預生活」曾經被批判為右派言論，有少數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頭。我不曾提倡過「作家干預生活」，因為那一陣子我還沒有時間考慮。但是我給關進「牛棚」以後，看見有些熟人在大字報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兩位作家出來「干預生活」，替我雪冤。我在夢裡好像見到了伏爾泰和左拉，但夢醒以後更加感到空虛，明知伏爾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們也只好在「牛棚」里搖頭嘆氣。這樣說，原來我也是主張「干預生活」的。

左拉死後改葬在先賢祠，我看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他對平反德萊斐斯冤獄的貢獻，人們說他「挽救了法蘭西的榮譽」。至今不見有人把他從先賢祠里搬出來。那麼法國讀者也是贊成作家「干預生活」的了。

最後我還得在這裡說明一件事情，否則我就成了「兩面派」了。

這一年多來，特別是近四五個月來，讀者的來信越來越多，好像從各條渠道流進一個蓄水池，在我手邊匯總。對這麼一大堆信，我看也來不及看。我要搞翻譯，要寫文章，要寫長篇，又要整理舊作，還要為一些人辦一些事情，還有社會活動，還有外事工作，還要讀書看報。總之，雜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單幹戶」，無法找人幫忙，反正只有幾年時間，對付過去就行了。何況記憶力衰退，讀者來信看后一放就忘，有時找起來就很困難。因此對來信能回答的不多。並非我對讀者的態度有所改變，只是人衰老，心有餘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況能有好轉，我也願意多為讀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讀者們表示歉意。不過有一點讀者們可以相信，你們永遠在我的想念中。我無時無刻不祝願我的廣大讀者有著更加美好、更加廣闊的前途，我要為這個前途獻出我最後的力量。

可能以後還會有讀者來信問起寫作的秘訣，以為我藏有萬能鑰匙。其實我已經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謂秘訣的話，那也只是這樣的一句：把心交給讀者。

前兩天我意外地遇見一位江蘇的青年作家。她插隊到農村住了九年，後來考上了大學，家裡要她學理工，她說：「我有九年的生活我要把它們寫出來；我有許多話要說，我不能全吃在肚子里。」我找到她的兩個短篇，讀了一遍，寫得不錯。她剛剛參加了江蘇省的青年創作會議。她說：「儘是老一套的話，我們受不了。」我說：「吃得好，住得好，開這個會不講真話怎麼行！」她和別的幾個青年作家站出來，放了炮。

我在這裡引用的並不是她的原話，但大意不會錯。我和她談得不多，可是她給我留下深的印象。她充滿自信，而且很有勇氣。她不是為寫作而寫作，她瞧不起「文學商人」，那些看「行情」、看「風向」的「作家」。她腦子裡並沒有資歷、地位、名望等等東西，我在她的眼裡也不過是一個小老頭子。這是新的一代作家，她(他)們昂著頭走上文學的道路，要坐上自己應有的席位。他們坦率、樸素、真誠，毫無等級的觀念，也不懂得「唯唯諾諾」。他們並不要求誰來培養，現實生活培養了他們。可能有人覺得他們「不懂禮貌」，看他們來勢洶洶，彷彿逼著我們讓路。然而說句實話，我喜歡他們，由他們來接班我放心。「接班」二字用在這裡並不恰當，絕不是我們帶著他們、扶他們緩步前進；應當是他們推開我們，把我們甩在後面。

我絕不悲觀。古往今來文學藝術的發展就是這樣地進行的。我也許不夠了解這些新人，但是我欣賞他們。到該讓位的時候，我決不「戀棧」。不過士兵常常死在戰場，我為什麼不可以拿著筆死去？作家是靠作品而存在的，沒有作品就沒有作家。作家和藝術家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自己的藝術實踐中，而不是活在長官的嘴上。李白、杜甫並不是靠什麼級別或者什麼封號而活在人民心中的。

這些天大家都在談論趙丹的「遺言」。趙丹同志患病垂危的時候，在病床上回顧了三十年來的文藝工作，提出了一些疑問，發表了一些意見。他的確掏出了自己的心。這些疑問和意見是值得認真討論的。希望今後再沒有人說「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這一類的話。

不過，對這一點我倒很樂觀，因為新的一代作家不像我們，他們是不懂得害怕的，他們是在血和火中間鍛鍊出來的。

我常說：作家不是溫室里的花朵，也不是翰林院中的學士。作家應當靠自己的作品生活，應當靠自己的辛勤勞動生活。

作家是戰士，是教員，是工程師，也是探路的人。他們並不是官，但也決不比官低一等。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我就是這樣地看待新人的，我熱誠地歡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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