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軍大業：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一） 道

著名歷史學家孟森先生在《明史講義》中就這樣評價「自古得國之正，無甚太祖皇帝者也」。為什麼說明太祖朱元璋「得國最正」，因為他「伐無道，誅暴元」，他是真真正正最底層的人民，活不下去了才被迫起義：「匹夫起事，無憑藉威柄之嫌;為民除暴，無預窺神器之意。」無論是明太祖還是漢高祖，用一個詞來精確地總結他們的行為就是「弔民伐罪」，也正因為此漢朝和明朝被認為是合法性最高的兩個朝代。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道」——「夫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是根植於人們心中的絕對正義，是崇高的道德觀。

這就是為什麼電影《建軍大業》的開頭要著重展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的軍政府向人民舉起了屠刀，汪精衛的國民黨中央同樣背叛了革命，這就是為了說明為何起義、為何建軍，為何起義和建軍是正義的，為何「道」是站在共產黨這邊的。毛澤東為秋收起義專門作一首詞《西江月》：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

這首詞的詞眼在於「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若無地主重重壓迫，哪來農民個個同仇?這就是革命的「道」。那麼更深一層次的問題，共產黨領導農民推翻地主階級，僅僅是因為地主「壓迫」農民，僅僅是因為「道德」和「正義」的選擇嗎?不，還遠遠不止於此，這裡還包含著社會前進發展的客觀規律。

我們先要明確，為什麼地主階級是落後的階級，為什麼地主一定要被消滅?那麼必須要理解地主佔有那麼多土地有用么?沒用。資本家佔有剩餘價值，還會購置機器擴大再生產、提高生產技術、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帶來集約化效用，這種進步性是馬克思主義者們都承認的，只不過會最終引發生產過剩的危機而已;而在封建社會、自然經濟下地主廣泛兼并土地，不會帶來任何生產力的提升，反而會帶來一些嚴重的負面效應(流民問題、國家財政收入減少)。除了重複性的購買土地之外，地主鄉紳們有了多餘的錢財，會用金銀鑄個香爐啊、貼個佛像啊、打個首飾啊，甚至就是把金條銀塊埋在地下，給子孫的財富「優良傳統」嘛。但是金銀是什麼，是貨幣，是一般等價物，這些地主們的行為就是把貨幣強行剝離商品市場，變成無用的裝飾品和身份象徵物，造成商品市場的通貨緊縮、國家財政愈發困難，而地主拿走了這些香爐、佛像——這些農業生產剩餘，又不會去投資再生產，不會帶來生產力的任何提升，形成惡性循環。當時土改的時候陳雲給中央的報告，說富農在新生產關係的推動力上都比地主有作用，因為農村鄉紳家族種姓勢力過強，這些都是大地主，富農有錢了也買不來地，所以就給自己孩子去城市裡做實業，在當時「父-富農;子-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普遍配置，所以陳雲建議土改時優待富農，可以安撫城市中的民族資產階級。無論從哪個維度來看，地主就像奴隸主一樣，在滾滾前進的時代潮流中註定要被拋進歷史的垃圾桶，共產党進行土改、消滅地主階級，豈止是為民做主，簡直是替天行道。

那麼國民黨有意願消滅地主階級，推動社會進步嗎?曾經有，但後來沒有了。孫中山先生的土地政策是包含在「三民主義」之中的，他曾很明確地描述過自己的土地改革理念：「原夫土地公有，實為精確不磨之倫，人類發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類消滅以後，土地必長此存留，可見土地實為社會所有，人於其間，又惡得而私之耶，或謂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資本購乎?」所以「欲求生產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將土地收回公有，而後始可謀社會永遠之幸福也，『土地國有』思想是合乎公理的。」 。但是自四一二政變之後，蔣氏的國民黨與孫中山先生創辦的國民黨已經是形同陌路，蔣氏國民黨因為坐擁長江關口的關稅，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對農業土地稅的依賴，所以宣布了各地土地稅自行消化，不必上繳中央，這自然也得到了各地軍閥的熱烈擁護，蔣也在一定時間、一定地區內成為了軍閥們的「天下共主」。——所以為什麼共產黨敢光明正大地說自己是「正統」，看看蔣介石，壓根沒有繼承孫總理一毛錢的東西嘛。而蔣介石治下的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既沒有改變農村經濟基礎的動力，也沒有改變農村經濟基礎的能力，這是其性質決定的。

《北平無戰事》里有一段台詞很經典：

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是先總理創辦同盟會時就提出的綱領，早年改組國民黨，更是寫進了黨章。幾十年過去了，在國統區，佔三分之二面積的農村，不到百分之十的人佔據著百分之九十的土地，三億農民沒有飯吃。城市的資產，掌握在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手裡，上千萬的居民，居然要靠美國的救濟糧活著。去年一年，國軍就一下子銳減到了三百萬，竟然還是發不出軍糧。民不聊生，人心盡失。我們國民黨到底在幹些什麼?到底在幹些什麼???

是世界最大的農業國，四億多農民，百分之九十九不識字，他們不知道，他們不懂得，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三民主義。他們只懂得，沒有土地，就沒有飯吃，誰讓他們生存，他們就跟誰走。先總理領導國民革命，深知國情，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權的民生主張，這個主張被國民黨拋棄了，卻讓共產黨在解放區通過土地改革獲得了民心。在黨內，經國同志看到了這一點，在贛南試行土地改革，竟然受到了你們的攻擊。中央黨部甚至說他是蘇俄的共產黨!四一年的黨團之爭，你們中央黨部贏了，政學系贏了，孔宋的財團贏了，在農村依然是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掌握著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百分之一的人佔據著百分之九十的資產。少數人的利益被你們保住了，國民黨卻被你們一步一步地推向失敗，推向滅亡!

說完了農業和土地問題，我們再來說一說民族工業。為什麼蔣介石的國民黨，作為一個新軍閥，有名義上統一全國的的實力呢?看蔣氏軍政權的地理位置：

1931年全國外貿逆差是5.24億兩白銀，上海本地的收支逆差是5.47億兩，還要高一些。南京政府從這中間收到了相對舊來說，非常了不得的一筆稅收。1928年，上海收了3000多萬兩關稅，1931年就達到了1.25億兩，全國進口稅達到2.6億兩。這筆錢主要用於償還國債和軍費。到了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51%的收入已經來自關稅。再加上可以從沿海地區控制的鹽稅也占財政的百分之十幾。國民政府一多半的收入不直接依賴農村。

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嚴重依賴於關稅的收入，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就在於，出口是沒有關稅的，只有進口有關稅，而國民政府關稅收入越多，就代表著國外廉價工業品傾銷內地越多，也就意味著我們還在襁褓中的民族工業所處的環境極端惡化。所以說，從利益層面上講，蔣氏政權跟的資產階級都是對立的。在《建軍大業》里，蔣說的一句話我印象頗深，「跟江浙財閥要打好關係，七分經濟三分軍事。餵飽了這群阿公，天下篤定。」江浙財閥這群阿公是什麼?買辦資產階級，是為洋人服務的。買辦階級越強勢，說明我們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就越弱勢、越難以得到發展。

就拿近年來一直被吹噓的「黃金十年」來說，十年間國統區的鋼鐵產量反而始終保持在幾萬噸的水平。1927年鋼鐵產量是三萬噸，到了1931年，漢冶萍公司倒閉跌到了1.5萬噸，到1934年靠幾個地方軍閥恢復到5萬噸，上上下下的波動，期間日本人在東北倒是輕輕鬆鬆搞了50萬噸的鋼鐵產量。只看當時工業統計數據會說謊，因為把東北日佔區也算進去了，就比如說十年間全國發電裝機容量增長的7成是"外資"，而外資的將近9成是日本四大財閥在東北的投資建的電廠。

滿清末年大清國還能自行生產軍艦，重型火炮，馬克沁機槍，到了凱申公30年代兵工廠退化只能生產步槍和一點迫擊炮。成渝鐵路，是清末保路運動爆發的誘因，也間接導致了武昌起義，這個中華民國建立前就打算修的鐵路，到了民國又打算修，結果到解放前一米都沒修出來。共產黨1949年的最後一天打進成都，1950年6月，成渝鐵路就開工，1952年通車，全長505公里，車頭是用繳獲的國民黨登陸艦運上來的，民國二十多年都沒完成的鐵路，共產黨用兩年時間就完成了。1949年四野準備解放武漢的時候，中央數次電令林彪，要以「當年保護故宮的重視程度保護漢陽鐵廠」，結果地下黨遞來消息，抗戰勝利後漢陽鐵廠壓根就沒復產，敵人也沒有任何破壞的計劃。老佛爺地下有知，估計都要瞧不起蔣介石啊。

我們國旗上四顆小星，其中兩顆是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為什麼資產階級會支持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原因很簡單，國民黨是站在資產階級對立面的，而共產黨推翻三座大山的目標是與資產階級相一致的。看看抗戰勝利后黨國「接收大員」的表現，就知道站在對立面是什麼表現了。

所以我們看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既沒有能力改變農村的生產關係，也沒有動力改變農村的生產關係;既沒有能力發展民族工業，也沒有動力發展民族工業。於是歷史教科書給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下了一個非常非常準確的定義：

封建的、買辦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近代民族資產階級有六大世家，分別為：汝南周家，吳興沈家、會稽顧家、隴西李家、東海陳家、中山張家。其中周學熙是洋務運動中重要人物周馥的兒子，其父周馥曾任兩廣、兩江總督，近代民族工業創始人之一，華北地區早期工業化的奠基者之一,他所開創的實業集團奠定了京津唐地區近代工業的基礎。周學熙亦因此與同時期在江浙一帶致力於實業救國的著名狀元資本家張謇並稱「南張北周」。周學熙的後人(應該是重孫)的回憶錄在香港出版，我摘取其中幾段就可以看出，為什麼民族資產階級會支持共產黨：

那時的，是充滿了變革的希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不是一個黨派一個階級之功，而是各階層、各有關黨派共同建立起來的……民族資本家為何要跑到台灣呢?戰亂結束后，國家還是要建設的，且當時國家的痼疾(兵亂、匪患、娼妓、煙土、地痞、惡霸、拆白黨、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理，很多人都有一種「今日得見黃河清矣」的興奮感，國家、民族也確實是一派向上的氣象。「富豪」們選擇留下，我認為並沒有什麼錯誤。

1945年抗戰勝利，國人熬了八年，終於等來雲開日出。江浙一帶的富豪，八年中基本都將產業撤到了重慶，與國家共榮辱。「8、15」以後，避難的富豪們又面臨「複員」的問題，千里長江，將機器、人員、財產運回江浙，談何容易。時間緊迫，流民思歸，船隻緊張，甚至雇木船回來的也有，又歷盡了不知多少艱辛，耗費不知多少心血，打點了不知多少關卡，才得以成行。富豪們——我指的是舊的民營資本家，在那時要想維持一份產業，可說是戰戰兢兢、慘淡經營，不僅受日酋侵略的威脅，也受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官營資本的擠壓與吞併威脅，哪裡有什麼心情誇富?又怎能飛揚跋扈地騎洋馬、喝洋酒、包飛機?

光復后，富豪們一心以為重開天地，可以大展宏圖一番了，卻不料國民黨處置戰後經濟極為不當，「劫收大員」滿天飛，借沒收「敵產」之名中飽私囊，這種蠢舉使這個政權頓失民心。內戰起后，蔣管區物價飛騰，當局又強迫民間上繳黃金，兌換成一錢不值的「金元券」，百姓買幾根油條都要拿成捆成捆的鈔票，新疆銀行更發行了人類史上罕見的「億元」大鈔。整個經濟呈現崩潰之勢，神人也無力回天。民營經濟在這種背景下，不知出路何在，心頭只有愁雲慘霧。因此民族資本家這個階級，在內戰時，多持觀望態度，只盼望塵埃早日落定，大多沒有跟國民黨共進退，甚至有「國民黨早點亡了」也好的心態，可謂不足為奇。

在人民的對立面，從未讓人失望。歷史上，國民黨為徹底「消滅」紅軍，每侵佔一地，就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從3歲孩童到80歲老人，均不能倖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敵人起初殺人以人頭計數報功請賞，后因殺人如麻，改以耳朵計數。國民黨獨立三十三旅殘殺寧都、瑞金、於都、興國、廣昌、石城等縣人民數萬人。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門崗一次槍殺了500餘人，國民黨瑞金縣長鄒光亞在雲龍橋下一次集體屠殺了120餘人。瑞金竹馬崗被殺害的人數以千計。「瑞金縣城內的人口差不多減了一半」。

據不完全統計，瑞金有18000人被屠殺;興國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於都被敵人屠殺3000餘人。贛縣田村一地被殺害94人，其中有14戶被殺絕;尋烏被殺害4520人，殺絕900餘戶;會昌被殺害972人;石城縣被屠殺的幹部和群眾576人;寧都有1442名幹部和3378名群眾死於敵人的屠刀之下;上猶縣被殺害的幹部達1466人，群眾658人。在敵人的血腥屠殺下，不少村莊被殺光，成了「無人村」、「血洗村」，屍骨遍野，血流成河。

國民黨在大陸執政之時，對拯救民族危亡不感興趣、對提高民眾識字率不感興趣、對提高糧食產量拯救民眾於飢餓不感興趣、對發展理工科技不感興趣、對改善黃河水利不感興趣、對土地改革發展工業化不感興趣、對解決遍地土匪惡霸鄉紳不感興趣，唯二有興趣賣力去做的，第一是撈錢——是坐擁東南控制海關當外國買辦打壓民族工商業的興趣;第二是剿共，因為共產黨妨礙它實現第一個興趣。

可以看到，所謂共產黨只不過是所有進步勢力的集合，所謂國民黨只不過是所有舊勢力、阻礙社會進步勢力的集合，至於你是叫國民黨、共產黨都沒有任何關係，新事物戰勝舊事物、發達的生產力取代落後的生產力，是現實世界的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道」就在於此，「人間正道是滄桑」如是而已。

（二） 術

當然，不是說正義的一方，就一定會勝利——《權力的遊戲》里奈德·史塔克，是一個高尚的、一絲不苟遵循法律的人，結果他的頭爛在了君臨城上;不是說先進的一方，就一定會在既定時間內取代落後——我們看印度，依然保留著大量封建餘毒，是他們工業化的最大阻力。正義戰勝邪惡、先進取代落後，需要鬥爭，需要英明的、正確的、睿智的鬥爭方式。

好，那麼這個「術」究竟是什麼呢，在電影《建軍大業》里是這樣組織開頭和結尾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三灣改編/古田會議。這二者是一個正反相映的歷史事件：國民黨摧毀了自己的組織;共產黨在軍隊中塑立了自己的組織。一直以來，我們都只關注與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革命力量的重大損失，卻往往忽視了四一二同樣是國民黨覆亡的起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僅僅是針對共產黨，更是蔣介石的一次武力「篡黨」的行為。對國民黨自身而言，不但左派力量受到嚴重打擊，最為嚴重的是基層組織幾乎損失殆盡。清黨不僅沒有起到純潔黨的隊伍，嚴密黨的組織和增強黨的戰鬥力的作用，相反導致了黨的分裂和黨內人才的逆淘汰。在清黨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裡，國民黨自中央至地方的整個組織系統幾乎處於癱瘓狀態。加之這個時期，蔣介石以軍事領袖行使獨裁，重軍輕黨，更使國民黨自身的制度化和組織化的重建工作處於放任、停滯甚至退化狀態。

一個黨的戰鬥力來源於他的基層組織，然而國民黨的基層組織基本都被劃分為了「左派」而與共產黨一併遭遇屠殺。可以說蔣氏國民黨在清除了共產黨這一政敵的同時，也閹割掉了本黨最為寶貴基層組織和行動力。

王奇生先生在其著作《黨員、黨權與黨爭》中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最根源地問題在於，清黨不是通過國民黨組織力量進行政治清算，而是以軍警力量、黑幫力量直接進行暴力鎮壓。一場聲勢兇猛的清黨運動不可避免地走向擴大化——除了真正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較急進的國民黨員和平民群眾勢必受到牽連。廣州清黨時，軍警將凡是穿西裝、中山裝和學生服的，以及頭髮向後梳的，統統當作共產黨予以逮捕。上海清黨時，清黨委員會由陳群、楊虎二人負責，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亦無權過問，以至陳群將市黨部的一名國民黨「忠貞黨員」張君毅捕去殺害，市黨部雖一再向警備司令部交涉亦無效。吳開先(其時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任組織部秘書，后成為CC系的一員幹將)曾親歷上海清黨時的紛亂情形。他事後向陳立夫言及：「無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計其數，言之至為痛心」。陳立夫晚年亦承認，四一二清黨「對本黨之失去學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屬無可補償之損失也。

除一部分國民黨青年在這場運動中與共產黨「同歸於盡」外，還有相當多的國民黨人因清黨而灰心、失望以至脫黨。如1928年江蘇省黨部舉辦國民黨員總登記時，「黨員對黨灰心，不來登記者佔十之三四;存觀望登記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傳不登記者十之二三。」這種情形不獨江蘇一省為然。廣州市重新登記的國民黨員不及全市原有黨員的10%;廣東全省申請登記者亦不過原有黨員總數的35%。在漢口，清黨前有黨員3萬多人，登記時僅5000人。在長沙，清黨前號稱有黨員19萬之多(此一數字可能有水分)，清黨后僅剩下「合格黨員」1526人。這1500多名「合格黨員」中，「農工兩界寥寥無幾」。清黨前，全國國民黨黨員總數在100萬以上。清黨后，據1929年10月統計，國民黨黨員總數減至65萬餘人。減少了1/3。

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統計，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黨」名義下被殺害的有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餘人。都說蔣公是共諜，要真說「論跡不論心」的話這話也沒錯，畢竟一個朝氣蓬勃、擁有最廣基層組織和最有戰鬥力黨員的國民黨，就這樣被他毀掉了。從此國民黨的性質發生了改變，由一個革命政黨變成了維護大買辦、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法西斯式政黨。所以說，從根本上來講，與其定義蔣政權為國民黨政權，不如定義其為「黃埔軍閥」，事實根據其一如既往的表現來看，它只不過就是當時全勢力最大的一個軍閥而已。

自清黨之後，國民黨始終未能建立一個具有嚴密滲透性和強大內聚力的政黨組織體系。國民黨政權的支撐力量不是黨員和黨機器，而是軍人、武力和特務機關。國民黨執政模式可以理解為「軍——政——黨」，而共產黨則恰好反過來，無論是鬧革命還是執政，永遠是「黨——政——軍」，這也保證了其碾壓國民黨的戰鬥力。蔣式政權在黨、政、軍三者之中，黨的力量最為脆弱：無論戰時抗日，還是戰後「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黨部，其次是政府，最後才是軍隊;收復某一個地方，最先到達的首先是軍隊，其次是政府，最後才是黨部。而共產黨則相反，黨的力量往往成為軍政的前鋒，攻佔某一地區，最先打入的首先是黨組織，然後軍政力量跟進;從某一地區撤退時，即使軍政力量退出后，黨的組織仍然留下來繼續戰鬥。在共產黨那裡，黨充分發揮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國民黨那裡，黨完全淪為軍政的附庸。

一方面國民黨摧毀了自己的基層組織，另一方面共產黨把軍隊建設到連上，兩黨的命運或者說的命運恐怕在這時起就已經決定了。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義的部隊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毛澤東在到達三灣的當天晚上，就主持召開了前敵委員會議，決定對起義部隊進行整頓和改編。毛澤東首先分析了第一次革命失敗的原因在於共產黨沒有掌握自己的軍隊，提出了「黨建在連上」重大主張，當時擔任師長的余灑渡提出各種異疑，陳浩、徐韓等人也站出來反對，會議爭論非常激烈。毛澤東力排眾議，用葉挺獨立團把黨支部建在團上，領導幹部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的成功經驗舉例，來說明「黨建在連上」，發揮堡壘作用，在艱苦的戰爭歲月拖不垮，打不爛，是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會議一直討論到天亮。

同時，會議還確定了官兵平等的重要原則，這樣開創性的建設，也是劃時代的：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 「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 「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 「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 「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 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指出「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這個軍隊必須是服從於無產階級思想領導，服務於人民革命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這個規定，從根本上劃清了新型人民軍隊同一切舊式軍隊的界限。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決議案闡明了軍隊同黨的關係，指出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全心全意地為著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而奮鬥。決議案著重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並從紅四軍黨組織的實際出發，全面地指出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辦法。

1927年秋收起義后，毛澤東對工農革命軍提出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要求，後來擴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償;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何為「建軍」，這才是真正的「建軍」。單把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拎出來拍兩個小時都不為過，這才是真正的「建軍」，建立了一支亘古未有具有最先進組織體系的軍隊。這樣的先進體系在真正的決戰中變現在四個方面：

1.組織的執行力和凝聚力

國民黨的部隊被戲稱：「撤退轉進其疾如風，迂迴包抄其徐如林。燒殺劫奪侵略如火，友軍有難不動如山」。反觀共產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將近十萬人，過了湘江還剩三萬，到達陝北時僅剩一萬餘人。在軍事史上，戰損率平均超過20%就是潰敗，30%整個部隊就被打散了，50%就是全殲。戰損率超過90%還能保留基本完整的建制浴火重生，歷史上獨此一家。這是怎樣一種可怕或可敬的組織力量和精神力量啊。

馬前卒先生在《47年中央敢於在西北和胡宗南兜圈子的真實原因》一文中詳細描述了共產黨部隊對國民黨的碾壓，這個根源同樣是出在組織基礎：

毛澤東敢於在陝北和國民黨捉迷藏的信心何在?我認為關鍵因素是國民黨軍是一支舊式軍隊，戰術分隊的作戰能力極差，幾乎沒有能力控制戰場空間，所以戰術情報搜索能力近乎沒有。所以，一旦離開國民黨軍主力編隊幾百米，就算是中立區，也是共產黨的天下，更別說是共產黨的根據地了。毛澤東就是倚仗這個優勢，才敢於帶幾個連的部隊在陝北吸引國民黨重兵集團，在距離胡宗南主力幾十公里的地方安心辦公。

對於國民黨士兵來說，打仗的唯一動機就是為了對得起軍餉。但軍餉漲的不如通脹快，等到解放戰爭全面爆發，老兵月薪已經買不起一斤菜，一年的餉錢買不起一雙鞋，打起仗還有人上陣，純粹只因為督戰隊和戰後的搶掠。這樣的軍隊，一個師一個團集合在一起，還能勉強靠從眾心理維持一個秩序，讓一個連一個排單獨出去偵察，離開主力幾十里掩護行軍，誰願意去送死?誰願意在沒有高層軍官和督戰隊盯著的情況下真的和共軍作戰?就算高級軍官的嫡系單位有前出偵察的能力，折損了太多的嫡系，軍閥又怎麼控制部隊呢?所以，野戰狀態的國軍總是擁擠在一起，一個團控制一個點，一個師只能控制一個較大的「點」。就算因為住宿和後勤條件被迫分散到幾個村鎮，也不過是控制一連串的「點」。能把陣地連成「線」的都算強軍，更不要說隨時控制周圍的整個「面」了。毛澤東帶著幾個連的精銳警衛，在原地方情報網支持下，遊走於十幾個「點」之間，看似驚險，實際上是面對「弱者」的有恃無恐。

1937年我們被攻下了首都，首都人民慘遭屠戮，短短十四年過去，國家面貌煥然一新，雄赳赳氣昂昂打進別人的首都，總得有什麼道理吧?為什麼同樣是這一波人，解放戰爭的時候讓林彪感慨「敵軍潰退神速，我軍追擊不及」，到了朝鮮戰場上就打出一個「萬歲軍」，總得有什麼道理吧?

先進的組織建設體現在方方面面。蔣介石雖然做成了軍閥們的「天下共主」，但是他永遠無法指揮所有的軍閥去「賣命」。前三次反圍剿中，毛澤東就是看準了國民黨軍隊這一命門，集中優勢力量優先殲滅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剩下的雜牌軍們也就一鬨而散，國民黨的圍剿縱使有十倍甚至幾十倍的兵力優勢，也只能無功而返。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友軍有難見死不救的事例屢見不鮮，抗戰時方先覺死守衡陽，十幾萬軍隊在旁邊看戲;「千里馳援李天霞」和「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已經成了一個梗。反觀共產黨的部隊，為了整體利益和大局，做出自我犧牲的事情比比皆是。南昌起義后朱德血戰三河壩，斷後的部隊就是有用自己的命換戰友的命這種覺悟;秋收起義總指揮盧德銘，也是在掩護大部隊轉移中，帶領一個連搶佔高地阻擊國民黨特務營和保安團，最終壯烈犧牲。1935年中央紅軍長征準備進入四川，要求川紅四方面軍策應中央紅軍渡江北進。紅四方面軍迅速做出決策，放棄已經發展很好地川陝革命根據地，進軍嘉陵江以西。紅四方面軍認為，如果中央紅軍不是形勢緊迫，是不會作出這樣的決定，因而西進策應中央紅軍作戰成為頭等大事。當時為了策應中央紅軍入川，紅四方面軍動員了幾乎全部力量，包括8萬多人的正規部隊，加上川陝革命根據地撤出的黨政機關人員，總計不下10萬之眾，根據地的數年經營全部放棄。在當時沒有一支國民黨武裝力量能夠做出這樣的決策。

2.卓越的戰術素養

我軍值得拿出來大談特談的戰略戰術數不勝數。朝鮮戰場上的志願軍，被稱作是「輕步兵巔峰」，「巔峰」這二字就意味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志願軍們憑藉著先進的戰術和堅強的戰鬥意志，把當時世界上裝備最先進、戰鬥力最強悍的美軍，從鴨綠江推到了三八線，並成功保住了勝利果實。

這一張圖可以一窺志願軍運用爐火純青的輕步兵戰術：

美國海軍陸戰隊關於這場戰爭的官方史料記載道：

身穿打著補丁的棉製軍裝的士兵在這件事情上勝過地球上任何國家的士兵;他們能夠在夜色的掩護下極其秘密地滲透到敵人的陣地中去，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人很少一次採用超過一個團的兵力發動襲擊……軍隊令人敬畏，不是因為他們人數眾多，而是因為他們善於運用欺騙戰術和達成攻擊的突然性。——[美]莫里斯。艾澤曼：《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戰爭中的美國」叢書)，當代出版社2006年版，78、79頁

鳳凰台紀錄片的《爭雄三八線》中採訪過一位老志願軍，看看他描述所謂的「人海戰術」是怎樣作戰的：

3.高效的人才流通

先進的組織建設促進了人才的高效選拔與流通。1945年中央決定重點經營東北，一聲令下全國優秀幹部支援東北，讓林彪這個多年沒帶過兵的光桿司令成為了實力最強的一支地方力量。再以陳賡為例，他先參加南昌起義，在後來組成一方面軍的部隊工作，後到上海主持中央特科，之後被派到四方面軍當師長乃至方面軍參謀長，再之後被派到一方面軍當軍校校長，第一師師長，……很顯然，這樣自如的人力資源調配是現代軍隊才能做到的事情，當時的除了紅軍誰也做不到。

重慶會議期間，蔣介石宴請毛澤東，同時也讓自己的侍衛招待毛澤東警衛員陳龍。蔣介石用人最迷信兩點，一是老鄉，一是黃埔學生，他的侍衛全部來自浙江奉化。飯局中蔣的侍衛發現陳龍來自東北抗聯，既不是湘潭人，也非湖南籍，便詫異地問:「你同毛先生有什麼親故?」陳龍如實相告：「我同毛主席一不沾親二不帶故，共產黨的警衛人員來自五湖四海。」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蔣介石這個全奉化籍的侍從室，裡面被共諜滲透的千瘡百孔。蔣介石侍從室少將高參的段伯宇就是地下黨員，先後策動預備幹部局訓練團第1總隊、傘兵第3團、江蘇省保安總隊、輜重汽車兵第2團等部起義。蔣介石貼身警衛、宋美齡的舞伴，張默堅，也是地下黨員。以張默堅對蔣介石的「密切距離」，一根筷子就能結果老蔣的性命。然而老蔣就這樣平平安安的活下去以至於讓我們不得不對他的真實身份產生懷疑，或許一百年二百年過後會有解密文件來還歷史上最大的深海一個清白：常凱申同志，您受委屈了。

4.最廣泛地發動人民群眾

先進的組織建設決定了共產黨可以最廣泛的發動起廣大人民。歷史上能把基層組織建設到村一級別的，除了宗教，只有共產黨。一直以來，群眾路線是黨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四平戰役失敗后，林彪就任東北局書記，第一次講話就要求全體幹部「脫下皮鞋，放下皮包，換上衣服，離開大城市，下到農村去搞土改，消滅土匪建立根據地;不要像二流子一樣在城市裡晃來晃去;只有建立了根據地才能解決兵源、糧源、傷員的問題。」在老的樣板戲中，往往沒有太多激烈的戰鬥或視覺衝擊，而為什麼要發動群眾、如何發動群眾，是這些文藝作品展示的重點。以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為例，徐克拍攝的電影《智取威虎山》塑造了一個特種兵楊子榮，上天遁地彈無虛發;然而樣板戲中勝利的關鍵在這裡：

人民遭受苦難。

解放軍剿匪，人民表示不信任。

解放軍送糧治病，開始努力爭取人民的信任。

中間省略一萬字，人民終於發動了起來。

樣板戲里念白第一句就是「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贏得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相比電影，樣板戲中增加了許多土匪欺壓老百姓苦大仇深的故事，各種妻離子散，楊子榮上威虎山也是獵戶老常帶路，老百姓還識破了威虎山土匪，然後參謀長又念了一遍毛主席語錄「我們離開群眾就寸步難行啊」。之後還用土匪的搶武裝起了老百姓。最後《智取威虎山》的高潮部分也十分的短暫而簡單：人民拿起了武器，衝進了座山雕的老窩，人民解放了他們自己。雖然有一些臉譜化和說教部分，但是這些看似刻板的「說教」，確確實實是共產黨勝利的秘訣。

毛主席可以說，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這句話的背後在於就算國民黨佔領了一個地區，他也無法利用起這個地區應有的資源：人口和糧食。國民黨根本就沒有能力建立起控制新佔領區的基層組織，他的實際控制範圍可以說與軍隊駐紮範圍完全重合，最廣大的基層還是共產黨的。在已經被近代化浪潮衝擊的地區，知識分子和近代人口迅速接受了共產黨的新方案;在近代化浪潮還不明顯的地區，共產黨努力搞教育，做科普，讓封閉的農業人口認識到今夕何年，認識到自己的命運和整個國家掛鉤。所以共產黨獲得了足夠的追隨者，能夠從中挑選最忠誠、最能幹的人搭建組織架構。

反觀國民黨，整個黨組織在四一二被摧毀了之後就再也沒有順利的重建過，蔣介石層試圖重建黨機器，但是很遺憾的是他沒有這個能力，反而鬧出了「全省人民加入國民黨」、「到操場坐2小時，大家就都是三青團成員」之類的荒謬事件。因為失去了基層組織，在兵源補充上只能依靠暴力強征，然而這帶來的是大量的壯丁的死亡與逃亡：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準確數字絕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認，戰爭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國防部所屬戰史局局長1978年7月根據《抗戰史料叢編初集》第293頁，向我提供的信息。)遺憾的是，沒有對這個數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項目加以分析。國民政府的堅決支持者和蔣介石的一位知己蔣夢麟根據秘密文件估計，至少有1400萬新兵在抵達他們的部隊之前死亡。這一數字太大了，難以置信，可能是140萬。」——《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註釋

歷史上的人民軍隊不像在電影中，沒有子彈打不光的馬克沁重機槍，沒有遮天蔽日的TNT炸藥，沒有動不動用鞭子抽人的將軍，有的只是高效的組織、嚴格的紀律、先進的戰略戰術、廣泛的群眾背景，以及，偉大的革命精神。

（三） 魂

「道」和「術」說完了，但是如果不講這一部分的話，整個文章是不完整的：那就是先輩們偉大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在讀大學的時候，我給一位94的老紅軍整理過回憶錄，他跟著賀龍走過紅二方面軍的長征，在太行山上打過游擊，參加過解放大西南的戰爭和抗美援朝，他本人就是一部二十世紀的活歷史。因為這是組織上的任務，最後所有回憶錄內容是上交封存的，很遺憾我自己手裡沒能留下這部活歷史，但是老紅軍有一句話讓我記憶猶新：

「打了二十多年的仗，我身邊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啊，最早我那些戰友還有嗎，沒有啊，我知道的是一個都沒有啦，子彈打到人身上跟紙一樣，能活下來是命大，就我撐到這一天過上好日子了啊……你說打仗怕不怕死，能不怕么。怕，我給你講啊，為什麼還要上?我們的命賤，娘生了十個孩子，能有三個長大就不錯;災荒一來，人跟那風吹稻子一樣一片一片往下倒……我們的命賤，我們不希望你們，不希望你們這一代命也賤，我們打仗是給你們打啊……」

最樸素的語言，最高尚的情懷，卻代表了千千萬萬仁人志士共同的願望：「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為它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作的犧牲。那時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萬人。」誰能想到，這樣的語句出自一個17歲少年的中學畢業論文。

更想不到的是，這位少年成為了歷史上開天闢地式的人物，有無數的有識之士畢生追隨於他、追隨於那個崇高的理想，縱使獻出了青春、生命，也在所不惜。他17歲時的那句話，成為了自己一生的寫照，更為此後近三百年的革命者們寫下了共同的墓志銘，這句話穿過渺茫的歷史、越過飛逝的時間、刺透黑暗的塵埃，至今仍迴響在寰宇之間：

「我們的事業並不顯赫一時的，但將永遠存在;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將灑下熱淚。」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