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醫的無奈：十多年的村醫，今天開始，我不幹了

2003年我從醫學院臨床大專畢業了，在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下，我選擇了村醫。

那個時候，我的收入主要是醫療服務性收費和藥品加成，兩項加起來收入較為可觀，醫患關係也不錯，這樣的工作一干就是六七年。

2009年，國家實行醫療改革，從那以後村衛生室的藥品進行統一採購，採購的藥品進行零利潤銷售，漸漸的我發現自己的收入大不如前。

不過領導說，只要干好這些活，就有公共衛生服務經費。
但到了年終，領導找了每個人談話併發了錢，大家領的錢都不一樣，說是考核不合格，一部分錢扣發。

2014年的時候，我憑藉著一股牛勁考取了執業西藥師，隨後，我申辦了大藥房。
短短半年時間，藥店就讓我看到了希望。

雖然藥房也有嚴格的《藥品管理法》規定，也要填寫許多表格，做許多記錄，但和在村衛生室工作的時候相比，我覺得輕鬆了了許多。三年下來，還存了一筆不菲的積蓄。

在經營藥房的這段時間裡，最讓我體會深刻的是再也不用加班加點填寫表格，捏造數據，不用沒黑沒明地被患者叫到家裡服務，也不用因為患者輸液而戰戰兢兢。

2017年年初，所有村衛生室的證照需要更換，這時衛生院領導向我提出「再向虎山行」的建議，但被我委婉謝絕。我告訴他，如今的醫療環境相對不安，醫生行業如履薄冰，整日里提心弔膽。

政府層面也沒有為村醫的醫療行為購買保險，醫療賠償沒有標準，醫療安全難以保障，雖然醫療保險有待啟動，但是還需時日。
加之新醫改實施之後，要求藥品零利潤銷售，基層醫生特別是鄉村醫生的待遇目前還沒有統一標準，身份得不到確認，養老保險無從談起，這些都成為制約鄉村醫療發展的客觀因素，也是鄉村醫生目前普遍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

而轉行后，除了這些問題不復存在之外，我不用半夜為患者出診，也不用半夜被敲門。在藥房里我可以多勞多得，量力而行，最主要的是有了規律的起居生活，可以合理安排時間，再也不用擔心職業風險。